二 宋代朝见和朝辞制度的演变

宋政府非常重视朝见、朝辞制度，但是，在不同时期，这一制度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这里不对制度的活动场地、程序性、礼仪性具体规定展开讨论，只论述制度大致的兴废演变。

宋初沿用五代旧制，凡旨授幕职州县官、防御团练副使以上的外官入朝，都“必先诣正衙，见讫，乃得入见。辞谢亦如之”。即按照程序先到外朝，由御史台“具官位姓名以报閤门，方许入对”，在宰相府见罢后才能入殿面见皇帝。一次，宋太祖紧急召见一位边将，准备和他讨论边防事宜，等了好多天也没有看到那位官员，他感到很奇怪，询问身边的官员为什么这么慢，得到的回复是该官员尚未“过正衙”。宋太祖遂下诏今后外官入朝，“皆先入见辞谢毕，方得诣正衙。遂为定制”[12]。即乾德以后，能够上殿见谢的官员，改为先面见皇帝，然后再到宰相府衙谢、衙辞。

宋太宗初年，统一战争刚刚结束，朝廷急于精选官员，收拢人心，以加强王朝的统治力量。因此，宋太宗频繁召见百官，而且还要求他们把朝辞日皇帝“宣旨勖励”的话写在地方官衙的墙上，“书其辞于治所屋壁”[13]，以便时常引以为戒。宋太宗还亲自选用一些官员，并对他们说：

朕选用群材，令司众职，九品之贱，一命之微，未尝专委于有司，必须召对于便殿，亲与之语，以观其能。傥敷纳而可观，必越次而命赏，靡容侥幸，庶叶澄清。自今应亲临选擢官吏，并送中书，更审勘履历，别听进止。[14]

充分显示出建国初期最高统治者对治国人才的期待。

一般情况下，宋初“京朝官授远地及缘边知州、通判，朝辞日许升殿” [15]，即上殿和皇帝面对面奏对。当时要求面奏的重点限于地方武官、临时外派的大臣与所谓边要藩郡知州等。宋真宗朝以后，上殿制度进一步规范。咸平四年（1001）曾规定，官员是否升殿面奏，要事先申请，获得批准，才可以上殿。[16]景德三年（1006）四月，重申外任官罢任之后的朝见制度，“其在外京朝官、内殿崇班已上，候得替，先具民间利害，实封于閤门上进，方得朝见”[17]。

宋真宗朝，朝廷多次强调地方长官应该关心考察下属官员的政绩，并为国家推荐人才，任满回朝时，必须先推荐官员然后入见。即知州、通判和监司从外地任满还朝，必须推荐自己的属下及邻近地区或所经过地区官员的为官成效，“各具前任部内官治迹能否，如邻近及经由州县访闻群官善恶，亦许同奏，先于閤门投进后方得入见”[18]，以便朝廷日后擢用。这样规定旨在督促州县基层官员勤于政事，同时也给知州、监司等提出了在任时留心下属官员为官效果的要求。该诏令反映出宋真宗时，包括知州在内的地方高级官员罢任之后，都是要“入见”的，入见时还要详细汇报任内观察到的“民间利害”等。

北宋有三百多个州府，知州等在制度上3年或者2年一任，但实际任期往往很短，[19]罢任、赴任都上殿奏事，对不太勤政的皇帝来说，是有难度的。丁度的墓志铭记载，在他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庆历初年前后，或许与天圣、明道年间皇帝年幼、皇太后刘氏垂帘听政有关，朝廷曾经废罢了“诸部监司及藩镇牧守，被命赴职，陛辞日，皆召见赐对”的故事。[20]因此，宋仁宗朝到英宗即位初年，地方长官朝见、朝辞时的上殿奏事制度，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替还知州许上殿言利便三事”亦皆罢。吕诲认为这是导致“天下郡守不得人者十五六”的原因。在吕诲建议下，治平二年（1065）十一月又下诏强调部分知州朝辞时可以上殿，这些州主要有：郑州、兖州（治今山东济宁市）、曹州（治今山东曹县西北）、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县）、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市）、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县）、晋州（治今山西临汾市）、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县）、湖州、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市）、宣州（治今安徽宣城市）、河中府（治今山西省永济县）等。[21]

宋神宗即位后推行变法改制，需要选拔政见相同的得力人才推行新法，熙宁元年（1067），诏“自今授外任者，许令转对讫朝辞”[22]，全面推行朝辞制度。

宋哲宗初年，皇帝年幼，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地方官上殿奏事不方便，因此，当时能够上殿的主要是正副宰相等少数中央高级官员，地方官员的意见只能通过奏章呈送，或通过宰执大臣反映。这种情况在宋哲宗绍圣年间亲政后才有所改变。绍圣四年（1097），诏令三省、枢密院堂除任命的藩镇知州和武臣知州以上必须“取旨召对”，同时又强调“应节镇郡守，往令陛辞，归许登对，不特审观人材，亦所以重外任也，可于监司不许免对条下，增入节镇郡守依此”，并规定今后藩镇知州和武臣知州，像监司一样，不许申请“免对”[23]。当时，必须参加朝辞上殿的知州，主要包括四十多个藩镇大州和沿边地区武官担任知州者。这样的知州“不及百人”。宋徽宗即位之初，下诏减少朝辞上殿的人数，“减朝辞上殿者二十有二州，其辞见得上殿者，才二十有三州而已”，而且废除了绍圣四年的朝辞诏令。[24]

南宋初年国势危弱，各项制度多因仍北宋，但是也有变化。绍兴二年（1132）重新实行“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自外罢任赴阙者，并令引见上殿” [25]的制度，并扩大了上殿奏事知州的范围。从史料记载来看，绍兴年间确实严格执行了知州上殿奏对制度，但因秦桧专权，当时的官员言事时有诸多顾虑，因此有不少官员上殿奏事时所言内容无关大局，仅仅是走形式而已。

宋孝宗朝是南宋历史上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宋孝宗本人比较注重加强君主的权力，因此，他在位期间，是两宋朝见、朝辞制度执行得最严格的时期。乾道年间，诏令曾反复重申，所有知州和地方带兵官，朝见朝辞时都必须上殿奏事。如，乾道六年（1170）九月，汀州（治今福建长汀县）知州谢知几在朝见时、淳熙二年（1175）曹朴知浔州（治今广西桂平市）朝辞时，都留下了上殿奏对的事例。汀州和浔州在宋代都是下等小州，不是藩府要郡，说明当时所有知州辞见时均要上殿奏对的诏令得到了贯彻执行。即所谓“孝宗时，辞朝法甚严，虽蜀人守蜀郡，不远万里来见”[26]。乾道八年十一月曾诏：

今后应文武臣监司、知州军、诸路厘务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见辞并令上殿，批入料钱文历。如托避免对，并未得差除赴任，委台谏常切觉察，以违制论。其已授未赴任人，如已经上殿，赴在四年内，与免将来奏事，候阙到前去之任。其应赴在四年外，及在外除授未经上殿人，阙到半年前赴行在奏事。如本贯川、广，见在本乡居住之人，即仰逐州知通结罪保明诣实，申取朝廷指挥。川、广见阙正官去处，许令一面先次之任，听候朝廷指挥。及川、广未经上殿许先赴任之人，今后任满，须赴行在奏事讫，方得再有除授。[27]

淳熙十三年十月，考虑到道路遥远，为了减轻官员旅途的负担，又规定四川、两广的知州，如果居住在当地，而且新任是半年之内可以上任的“现阙”，可以不用远赴临安，先“诣本路转运司禀事，仰漕臣精加铨量，人材委堪任使，非昏谬老疾之人，结罪保明，申尚书省”。此后，为免于远途跋涉，半年之内可以到任的四川各州知州，改由制置司“铨量”，罢任之后再往临安朝见、朝辞。[28]

宋宁宗时，孝宗朝的一些相关法令被修入《庆元条法事类》，作为法令制度确立下来：

诸授监司（提点坑冶铸钱、提举市舶同）、郡守及诸路厘务总管、钤辖（钤辖不带训练职事者非），并须上殿奏事讫，方得之任（授讫及任满回，曾经上殿，在半年内再除授者免）。虽曾上殿，应赴在四年外，或在外除授未经上殿人，并候阙到半年前赴阙奏事。即见居川、广应赴人，四川，诣制置司；二广，诣本路转运司禀事，精加铨量，委非昏谬老疾，结罪保明申尚书省（川、广见阙者，准此。特旨候任满前来奏事者非）。

诸在外就除监司、知州（川、广同），如连任过四年未经上殿人，赴阙奏事讫方得之任。见阙去处，临时取旨。[29]

即所有监司、知州和各地总管、钤辖等武官，均须在规定的时间朝辞。四川、两广因距杭州太远，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也不可以超过四年还不上殿。

宋理宗时，刘克庄称：“陛下视邦选侯，尤不轻畀。偏州小垒，亦必朝辞，岂不欲得良二千石与之共理乎？”[30]从现存文献记载看，宋理宗朝保留了大量知州在殿上面奏时与皇帝反复议论问题的事例。宋度宗朝尽管国势衰微，也仍然有大臣朝辞奏事的记录，印证了这一制度在南宋后期仍在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