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朝见和朝辞过程中皇帝的期望与官员的愿望

宋朝最高统治者接受地方官朝辞朝见与接见在朝中央官不同，其主要的目的是了解地方社会的实际情况，考察地方长官的人品和能力，加强地方高级官员和皇权的联系，并通过笼络地方官，勉励他们勤政廉政，提高其施政的积极性，把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贯彻到基层，从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一）最高统治者的期望

通过朝辞、朝见，皇帝会对不同的官员提出各种不同的期望和要求，从史料记载来看，大体上，在与地方官朝见、朝辞时，最高统治者的目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戒谕外任官员，敦促其勤政、廉政

宋朝对百官特别是地方官提出的戒谕和考课条例很多，著名的有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的“戒谕百官辞”，淳化五年（994）的“戒励辞”，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文臣七条”“武臣七条”（简称“文武七条”）“手札十六条”，以及不同时期被反复刻石的“戒石铭”，等等。这些都是在外任官“朝辞对别日，令舍人宣示之”，或者印刷成册，当面颁发，一人一本；或者另仿照官印式样，在地方官衙刻石以便遵守。[31]

除颁降戒辞外，在朝辞时，皇帝还会口头嘱咐官员一些勉励之语，鼓励官员任职期间勤于职守。宋仁宗时，刘平在宋夏战争中战死，朝廷特别提拔刘平的弟弟刘兼济内殿崇班、知原州（治今宁夏固原市），朝辞之时，仁宗对他加以劝慰，并勉励他道：“国忧未弭，家仇未报，不可不力也。” [32]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黄克仁知广南西路的化州，朝辞时，孝宗嘱咐道：“远方小民，政赖郡守抚摩，劝课农桑。”[33]刘子荐知融州（治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朝辞日，度宗鼓励说：“广郡凋瘵，赖卿抚摩。”[34]对于即将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的官员来讲，朝堂上和君主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促使官员们对皇帝更加忠心，从而成为外任官员勤勉从政的强大动力。

正因为陛辞是勉励官员的好机会，所以，有些官员在发现地方官存在的某些问题时，就希望皇帝在陛辞时提醒即将上任的官员。如，蔡戡认为，有些地方官以多征百姓财赋，上缴朝廷，作为自己的政绩，这对百姓不利。因此，他上奏称：“今之所谓能吏，古之所谓民贼也，可不痛戒而深惩之乎！欲望圣慈，因郡守陛辞，丁宁训谕，使之布宣德意，以恤民为先。”[35]

2.要求知州及时反映边防安危、民间疾苦，使下情上达

如前所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四月，即曾“诏群臣转对，其在外京朝官、内殿崇班已上，候得替，先具民间利害，实封于閤门上进，方得朝见”[36]。在朝辞、朝见时，皇帝往往鼓励官员多讲所在地方存在的问题，并提醒朝辞的新任知州到任以后，尽快寄送奏章，反映自己所看到的民间问题、边防利病。如司马光知永兴军（京兆府的军额，治今陕西西安市）时的奏札称：

臣以不材，误承朝廷委用，待罪长安，兼领一路十州兵民大柄。朝辞之日，伏蒙陛下面谕以凡边防事机及朝廷得失，有所闻见，令一一奏闻。臣受命以来，且愧且惧……夙夜疚心，不敢宁居。[37]

在奏章中，司马光陈述了诸多自己对时政的意见。

南宋初年，面对宋金战争造成的破败局面，宋政府更加注重让知州关心辖区内的民情，让边臣及时反映边防情况。绍兴三年（1133）二月，朝廷又规定“守臣到任半年，具便民或边防五事以闻”[38]。这一制度后来被长期沿用，分别有《淳熙重修令》《庆元令》等对此加以规范和强调。[39]如，绍兴二十七年，知汉州（治今四川广汉市）于霆朝辞，宋高宗即嘱咐道：“蜀中地远，卿至官，有民间疾苦利病，一一奏来，仍须速行，不宜缓也。”[40]乾道六年（1170）五月，前知广州龚茂良朝见进对时，宋孝宗问他：“南方农事近来如何？”龚茂良奏称：“岭外土旷人稀，亦多不耕之田。盖缘顷岁湖寇侵扰，广东人户流移。今渐次复旧。”龚茂良还论奏了“听纳之道”等。[41]庆元三年（1197），程大昌知泉州，陛辞时，宋宁宗叮咛他说：“凡有见，悉奏来。”[42]

3.询问施政方略，提出建议，鼓励官员完成某些特殊事务

在朝辞时，皇帝有时会询问知州到任之后的规划设想，准备做什么，如何做，或者直接向官员提出自己的具体要求。如宋徽宗时铸钱制度弊端百出，范坦在担任户部侍郎时，曾批评当十钱与夹锡钱之弊。后来，他被任命为知河阳府（治今河南孟州市），陛辞时，宋徽宗希望范坦到任之后，治理“夹锡钱之害”，他到任后，即奏罢夹锡钱。[43]政和年间，蒋圆知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市），陛辞时，徽宗询问：“荆湖多盗，卿何以治之？”蒋圆回答：“唐崔郾尝治鄂，谓土沃民剽，杂以夷俗，非威莫能服。臣虽能薄，敢不竭犬马力，称器使。”宋徽宗对蒋圆的回答非常满意，便对宰臣们称赞说：“蒋圆奏对有体，议论可观，武昌今得人矣。”[44]

南宋时，随州位于宋金交界的沿边地带，乾道三年（1167）知随州周冲翼上殿奏对，孝宗对他提出要求：“随州极边，应营田、屯田，卿可躬亲提检。应所种多少，所得多少，先次奏来，要知其数。”[45]希望他着力经营营田和屯田。

绍定二年（1229），新知庆元府（北宋和南宋前期的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市）郑损朝辞奏事，宋理宗提醒他留意“防遏海道，爱养军民”，郑损回答：“谨遵圣训。”[46]莫蒙知扬州朝辞时，则被委托修复城墙。此外，在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知州会被特意要求积极赈灾，等等。

4.表彰官员的某些优点，表明皇帝对官员离开朝廷的眷恋心情，以便笼络官员

治平二年（1065）十月，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卢士宗知青州，朝辞时，宋英宗说：“朕素知卿忠纯之操，岂当久处于外？” [47]特意允许卢士宗两次进见奏对，并许诺会尽快让他返回京城。宋神宗时，参知政事元绛的儿子元耆宁任崇文院校书，因与一宗受贿案件有关，成为被告，元绛因此被罢免参知政事，出知亳州。“入辞，帝谓曰：‘朕知卿，一岁即召矣。’”还特意征求元绛本人的意见，改任他知颍州（治今安徽阜阳市），充分体现出对大臣的优恤和笼络。[48]

南宋孝宗时，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刘珙因故被罢宰执，出知隆兴府（原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兼江西安抚使。陛辞时，刘珙上书言六事，孝宗安抚他说：“卿虽去国，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49]

5.通过交谈奏对，考察官员的品行和能力

君主深居皇宫，如何了解外任官僚队伍的情况，做到较好地为官择人，并为将来提拔选用中央要官预选人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而朝辞、朝见制度，是皇帝了解州府长官的重要途径之一。所谓“祖宗谨重牧守之寄，将赴官，必令奏事，盖欲察其人品，及面谕以廉律己，爱育百姓” [50]，“非独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群臣能否情伪，非苟而已”[51]。元祐中，中书舍人陈轩上奏说：“祖宗旧制，诸道帅守、使者辞见之日，并召对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观阅人才。”[52]上殿奏对往往成为皇帝鉴别外任官员是否年老体衰、能否胜任繁剧州府或边远地区的职务，所言事情是否可取等的途径之一，对于常年在外任职的地方官来讲，甚至是主要途径。而朝辞、朝见以后，黜降不用或者临时提拔重用的例子都在在有之。

6.赏赐礼物，或者举办特别的告别宴会，以示恩宠

宋制规定，官员朝见、朝辞时，朝廷会根据其官阶高下，给予不同等级的衣物、金带、鞍马等赏赐物品，称“朝辞分物”或“支赐分物”，同时还有不少官员可以得到“朝辞特赐”或曰“朝辞别赐”[53]。凡“放免朝辞”者，即不予支付。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曾规定，正常情况下的“放免”，如因为公休假日或者需要急速赴任，即不是因为犯罪而“放免朝辞”者，则按照正常朝辞“依例支给”；如果因犯罪被贬降而“放免朝辞”，则“更不支赐分物”[54]。

在制度规定的赏赐范围之外，皇帝有时会给予个别官员特殊的恩赐，以表示荣宠。如，宋真宗景德年间，真宗的藩邸旧僚、儒学名臣邢昺年迈辞朝，被特许回故乡知曹州（治今山东曹县北），“入辞日，赐袭衣、金带。是日，特开龙图阁，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诗二首赐之，预宴者皆赋……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设会于宜春苑”[55]，充分表达了皇帝对儒学名臣的尊重。嘉祐三年十二月，观文殿大学士、尚书左丞、知定州庞籍朝辞时，仁宗诏令“赐物如节度使例”[56]。另如，范必大出任知州，高宗亲自斟酒，等等，均系例外施恩。

（二）外任地方长官朝辞朝见时的愿望

外任官员个人上殿辞见时，不同人往往表达不同的愿望。

1.反映问题，提出相关意见和要求。多数官员按规定行事，针对皇帝的希望，如实反映民情、边事，同时提出自己的要求，例如请求减免所任州赋役的数额，以便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或者反映地方存在的弊政，请求改正。如，宋高宗朝，知资州（治今四川资中县）杨师锡代还入见，上殿面奏时，反映当地经界法的弊端，朝廷因此下诏改正。[57]郑作肃知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市）任满还朝入见，奏“本州自兵火后，每岁桩办黄河竹索钱六千六百余缗，见拖欠四万余缗，重困民力”[58]。南宋时与黄河治理本没什么关系，这个征收项目显然是北宋征敛科目的遗留，因此郑作肃请求予以减免。后来经过大臣讨论，在绍兴二十六年正月，诏令废除了这项不合理的征收项目。

有的官员在朝辞时，会向皇帝提出一些建议，或提出设想，征询意见，或直接请教施政方针。如，淮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扬州李曾伯朝辞时，请求理宗明示是否“主必守之规”，宋理宗说“当为必守之规”[59]。

南宋北部与金朝接壤，边防形势时常处于危急状态，所以，担任宋金沿边地区知州知府的官员上殿见辞时，较多的是陈述边防利害。如宋理宗时，新任知建昌军（治今江西南城县）徐佑朝辞上奏，反复为理宗介绍江淮地区的驻兵、边境地区敌情信息的搜集等边防情况。前知荆门军（治今湖北荆门市）张元简入对时，则对理宗指出了蜀中防务可忧，“近者北伐之兵深入，则沿江一带愈虚，亦所当虑”，以及人才缺乏等问题。[60]

2.有些官员直接陈述自己的施政计划，请求皇帝帮助解决一些难题。这往往为皇帝提供观察和识别官员见识与能力的重要机遇。

3.有些官员激烈批评时政，包括内政、外交，如宰执大臣的人品，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某些不良风尚等，或者指出地方存在的某些具体问题，提醒朝廷予以解决，等等。

4.也有些官员给皇帝提出与自己职务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建议。如，政和七年（1117），明州人楼异本来被任命为知随州。朝辞之时，楼异向宋徽宗建议说，在自己的家乡即当时已经是东南沿海著名对外贸易港口的明州，可以“置高丽司，曰来远局，创二巨航百画舫，以应办三韩岁使。且请垦州之广德湖为田，收岁租以足用”[61]。宋徽宗赞同楼异的建议，并打破乡贯回避制限制，在陛辞之后把楼异改为知明州，又特出内帑缗钱6万为造舟费用。楼异在任期间治湖田720顷，大见成效。淳熙十三年（1186），程大昌新任知建宁府（原建州，治今福建建瓯市），在朝辞时建议经筵讲读应该讲唐朝魏征的《谏录》，深得孝宗认可。

此外，也有个别官员不谈职务公事，而是提出自己的某些个人要求，或者诉说自己的苦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