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严格说来，互联网历史并不是全新的研究话题。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以来，学者们陆续关注其历史。[15][16]但是，相关研究发展缓慢。个中原因，一则是因为互联网的历史（“正史”）并不长，从1969年的阿帕网算起也不过50余年的时间。二则是因为研究者的意识不够，并没有有意识地保存网络档案和进行研究，而且既有的不少研究具有以北美和欧洲为中心的倾向，导致其他区域的互联网历史被忽略。[17]

在早期互联网历史研究中，出现过一些偏差或曰“神话”，即认为互联网历史是一个线性的成功故事，[18]互联网（Internet）的首字母被大写，人们将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建立托付于革命性的技术进步。[19]威尔曼（Wellman）将这个阶段称为互联网研究的“第一个时代”（也即“狂热的时代”），学者们称赞互联网是平等的、开放的、全球性的，认为互联网“将带来一个新的启蒙以改变世界”。[20]随着研究的深入，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单一的线性史观有其缺陷。安德鲁·卢塞尔（Andrew L.Russell）阐述了“网络的历史” （history of Networking）和“互联网历史” （history of internet）的区别，认为后一概念带有“辉格主义”和“目的论”的色彩。因此，他提出包括数据网络（Data network）发展、无线传输发展的“网络的历史”概念，希望以此来颠覆以美国为中心、必胜主义和目的论为主线的线性历史叙事。[21]托马斯·哈伊（Thomas Haigh）等人也持此主张，他们指出，随着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技术与实践也越来越广，“互联网的历史再也不能以一种单一的叙事方式呈现”。[22]

近年来，有关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增多，学界开展的组织专题、举办会议、出版杂志、编辑书稿等活动活跃了研究氛围。例如，2015年，互联网历史研究专题“Histories of the Internet”在Information & Culture 上刊登。[23]2016年，全球互联网历史研究手册《计算机化的媒体》（Computerized media）面世，《互联网历史：数字技术、文化与社会》（Internet Histories：Digital Technology，Culture and Society）杂志创刊，帕洛克·伯格斯（Paloque-Berges）和德里斯科尔（Driscoll）组织了《“404找不到”的历史：互联网历史和记忆研究的挑战》研讨会。[24]2017年，《作为历史的网站》（The Web as History：Using Web Archives to Understand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25]《劳特利奇全球互联网研究手册》（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26]编辑出版。2019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举办学术会议“The Web that Was：Archives，Traces，Reflections”，等等。不难发现，互联网历史研究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2020年，Internet Histories：Digital Technology，Culture and Society 杂志发起了专题“Dead and Dying Platforms：The Poetics，Politics，and Perils of Internet History”。2021年，《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17辑）组织了专题“互联网的历史分析”。

综上可见，互联网历史研究正在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同。究其原因，在客观层面，主要是因为互联网持续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变化的中心”，其历史即是一部“社会史”。未来的人们了解当下的时代，绕不开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27][28]而当下也需要保存和研究互联网历史。在主观层面，主要是研究者们探索和考察互联网历史的意识提升。

（一）国外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发展动态

从国际学界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动态上看，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以来，国际学界陆续关注其历史，研究起步较早。但是，此后的相关研究发展缓慢。国外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长期以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世界，具有以北美和欧洲为中心的特征。[29]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的工作语言以英语为主，而且互联网起源于美国并基于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在全球扩散（日本和法国例外，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了各自的网络规则）。这些原因带有“宿命的性质”。当然，“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互联网使用的不平衡，也加剧了历史研究的不平衡。

第二，当下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呈现两个新的趋势：一是“全球化”趋势，二是“地方化”（“在地化”）趋势。以欧美为中心的互联网历史研究，显然不能适应互联网的全球发展。通过学界的反思与推动，当前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出现了转向：从美国中心主义向多元的、全球的互联网历史转向。受这一趋势的影响，地方性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呈现发展态势，不少容易被忽视或者不易被研究的国家或地区陆续被研究者关注。例如，朝鲜、以色列、土耳其等国家或地区的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乃至特立尼达拉岛（Trinidad）的社交媒体，[30]中国台湾地区的BBS使用及其文化[31]等都进入了互联网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互联网历史研究。

第三，互联网历史的研究视域不断拓宽。一方面，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阿帕网（ARPA NET）之外的互联网历史。例如，坎贝尔（Campbell）和加西亚（Garcia）采用量化的方法探究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差异化”的网络发展，揭示了为建立这些网络而进行的投资、网络覆盖的地点数、主机数量以及用户数量等，描述了一幅“非阿帕网”的互联网历史。[32]此外，“暗网”[33]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罗伯特·盖尔（Robert Gehl）利用博尔斯塔夫（Boellstorff）主张的“第二人生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econd Life）的方法，观察暗网社交（DWSN）成员在线的交互行为和暗网的站点架构，以此分析暗网中的权力/自由关系。[34]

另一方面，巴鲁恩（Bahroun）主张互联网历史研究不应当过度偏向技术，而忽视了其社会意义。巴鲁恩使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了互联网“书写” （Writing）的历史，揭示出计算机书写（computerrized writing）被程序语言所规制，计算机设备已经发展到预测、规定甚至禁止媒体的日常写作的地步。因此，巴鲁恩呼吁将计算机化媒体的历史与政治经济的互动方式结合起来，“重写”互联网历史。[35]迈克尔·斯蒂文森（Michael Stevenson）通过研究Mondo杂志和连线（Wired）杂志兴起的历史，利用场域理论阐释了网络文化和“新媒体信念”（belief in the new media）如何提出并被合法化的。Stevenson侧重分析了互联网产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语境，以此说明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辩论、思潮与信念，都可以是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对象。[36]这些语境化的历史分析与多维解读，为互联网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滋养。

第四，全球比较研究与合作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2017年出版的《劳特利奇全球互联网研究手册》主张互联网历史研究去欧美中心化，着眼于全球开展比较研究与合作研究。[37]布鲁格在2016年指出，互联网历史在今天有了某种程度的“发酵”（ferment in the field），“共享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假设正在跨国研究人员的合作中出现”。[38]不难发现，比较研究与合作研究是新的趋势。

总之，在国际学界，互联网历史研究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其重要性和价值得到了凸显，研究发展缓慢的现状有所改变。在互联网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研究勃发的当下，国外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而全球互联网历史研究正在发生的转向，比如关注地方性的互联网使用过程，以及注重比较研究与合作研究等，预示着互联网历史研究新的进路。

（二）我国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发展动态

从我国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动态上看，与国外相比，我国互联网历史研究起步较晚，发展更为缓慢。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呈现如下特点：第一，注重探讨具体的互联网应用形态的历史。例如，胡泳关注电子邮件组、BBS论坛、聊天室、博客等的历史；[39]刘华芹探究了BBS的代表“天涯论坛”的历史，对早期的论坛帖文进行了收集与分析；[40]刘津揭示了博客的特质与生态。[41]第二，注重历史节点研究。例如，彭兰系统分析了中国互联网“第一个十年”（1994—2003）的历史，[42]方兴东等阐述了中国互联网25年（1994—2019）的演变过程。[43]有研究以报告的形式总结中国互联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概括了网络技术、设施和服务的发展历史。[44]还有研究基于十年（1994年至2003年）与二十年（1994年至2013年）的历史节点，探讨中国互联网的具体变化。例如，内容管理变化[45]、新闻政策变迁[46]等。另有研究立足于20年的历史节点，分析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商业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47]以及互联网与社会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关系。[48]还有研究通过划分中国网络社会的发展阶段，认为网络社会呈现时空扩展的特点。[49]第三，注重研究互联网创业史和“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家。例如，吴晓波撰写了《腾讯传：1998—2016中国互联网公司进化论》。[50]第四，海外研究者的研究具有特色，并对国内的研究产生了促进作用。例如，华人学者周永明独辟蹊径，通过考察国人在19世纪使用电报参与政治的方式，阐释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为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提供了纵深的视角。[51]杨国斌在其力作《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Citizen Activism Online）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中国网络社区的发展历史以及人们对网络社区的不同想象（“自由”、“家园”和“武侠”等）。[52]而于海清从总体上揭示了人们对中国互联网的想象，它们分别是“江湖”“战场”“操场”。[53]杨国斌后来在2015年进一步指出，我们如果以微博为界，可以把中国互联网的历史分为前微博时代、微博时代和后微博时代三个阶段。[54]同时，他主张迈向中国“深度互联网研究”（deep internet studies），指出中国的互联网研究应当注重历史性，重视描述人的经验，实现理论与描述、浅描与深描的平衡。[55]此外，邰子学从历史角度探讨了互联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影响，[56]韩乐分析了微博对公共事件的历史记忆。[57]另有不少非华裔学者的研究，例如Negro探讨了互联网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演变过程，[58]等等。由于理论与方法层面的优势，海外研究提供了理解中国互联网历史的新视角与新洞见，对推动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不乏裨益。但是，一些研究受到了史料接近性与语境契合性的限制。

总之，相较于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历史研究显得远远不够。现有的研究失之于零散，存在如下问题：一是部分研究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线性历史观的影响，常常采用编年史的逻辑展开，缺少通史的思维。二是过于倚重技术史、事件史和商业史，忽视了对网民/人的研究。三是研究主题较为狭窄，对互联网政治史、互联网社会史、互联网文化史的探讨尚未打开。四是缺少比较研究，研究视野受到限制。因此，Gabriele Balbi与陈昌凤、吴静提出，需要“召唤（新的）中国媒介历史”，而“新的中国媒介史”，应当包括对计算机、互联网和手机历史的研究。[59]

对于中国来说，从切近的节点上看，如果从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算起，2019年是中国互联网的25周年。如果以1969年诞生的阿帕网为起点，2019年是国际互联网发展50周年。这使互联网历史研究在当下具有了“周年纪念”的意味，亦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因此，到了必须研究中国互联网历史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