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旧石器考古发掘与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发展

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旧石器考古既遵循考古工作的一般理论与方法，也因工作对象的差异而具有强烈的自身特点。70年来，我国旧石器考古学无论在田野工作的理念、方法、技术，还是研究的理论、手段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多学科交叉研究不断强化。三维重建技术使得田野发掘和石器分析工作更加高效、精准。古人类学研究中高分辨率CT、三维激光扫描、几何形态测量、数字图像分析等新方法的应用，使得相关研究更加深入彻底，一批老材料得出新认识。

一 从“仔细”到“精细”的野外信息采集过程

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年代久远，保存信息少，需要对遗址进行精细发掘，全面采集遗址信息。我国精细化的旧石器遗址发掘始于周口店，并确立了较为系统化的发掘原则与理念[28]。在遗址发掘的最初期，因未严格控制地层的上下关系，记录也不详尽，给研究工作造成很多困难。1932年开始，发掘改用方格法[29]，发掘分1米×1米的探方，逐层进行发掘，并对所有堆积进行筛选，同时绘制平面、剖面图，所有标本均标定位置，并还原到图纸上，每天对探方从不同方向拍摄影像[30]。在周口店，以裴文中为代表的中国学者除了接受法国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之外，还做了一些开创性的、意义深远的尝试，他们将打隔分方、分层发掘、对出土物进行详细编号记录的方法运用于周口店的发掘[31]。1980年之后，一些学者意识到用地质古生物学的做法及水平方格法已不能适应研究需要，力求发掘做得更细、收集材料更全面、野外记录更完整。这一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初得到普遍推广，尤其以泥河湾旧石器考古工作为代表。田野考古发掘工作逐渐规范化，并开始采用当时国际常用的三维式发掘记录方法，遗址成为全方位信息的载体，遗物、遗迹间有了内在的联系，而研究者的目光既能聚焦到文化信息的最小单元，又可扩展到对整个遗址的宏观把握[32]。此后全站仪被引入旧石器考古发掘中，大大提高了测量的效率和精度。近年来，基于数字影像的三维建模技术也应用于旧石器遗址发掘，可在野外工作期间直接建立遗址的三维模型，极大地优化了遗址信息获取的方式和质量[33]。

二 研究手段多样化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在我国的早期阶段同样是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础。随着学科发展，地层学的内容已经不仅仅关注于“层位”，即早晚关系的探讨，而是涉及地层堆积中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所有内容。现今中国的多数旧石器考古研究团队已经吸收了年代学、古环境、古气候、地貌学、动植物考古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直接参与田野工作以及后期的分析、研究中，全方位获取各类信息，使得人类演化史的重建更加准确、丰富。

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类型学最初也是以典型器物的描述为主，与陶器、青铜器、玉器等其他史前考古主要研究对象相比，旧石器制作流程的标准化程度更低，因此研究者主观挑选的“典型器物”片面且局限。以《中国猿人石器研究》[34] 为先河，中国学者开始注重量化分析，由此避免主观性较强的定性研究模式，研究手段有了长足进步。近十年来，陆续有学者将三维重建技术应用到石制品分析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为研究提供了真实客观的数据与素材[35]。

从原料到器物、从生产—使用—维护—直到废弃，模拟实验能够帮助复原石器的动态“生命历程”，借此更准确地理解石器的制作、分类、功能等研究内容。随着20世纪60年代新考古学的兴起，实验考古成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分支。我国学者陆续开展不同类型的旧石器考古实验研究，但囿于科研现状，大多数实验仅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初步尝试，并未形成系统，实验考古是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亟待发展的一个方面。

除此之外，残留物分析[36]、微痕分析[37]等研究手段和X 射线衍射、X射线荧光、非线性力学测试[38]等科技方法也应用在旧石器遗存的研究中，在探讨古人类行为模式、生计方式、空间利用、用火行为、象征性行为等内容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 国际化的旧石器时代考古

东亚约占据了全球陆地面积的十分之一，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亚热带、温带季风气候区，这片广袤的地区地形复杂，区域环境差异大，适宜人类生存的同时也伴随着极大的复杂性。因此探讨任何与全球人类起源、演化、扩散相关的学术问题，无法也不可能忽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主要研究对象（如石器、人类化石、动物化石等）的特性、特征以及研究参数与指标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使其成为一项与我国其他时段的考古学研究不同的分支领域。20世纪初，周口店的发现震惊了世界，改变了当时学术界关于人类起源研究的认知，首次以中国的发现为基础书写人类演化的“篇章”，其早期重要的研究进展均以外文分享于国际学界。改革开放之后，旧石器考古的国际交流更加紧密，除了学术交流探讨之外，也开展田野合作。20世纪90年代初在泥河湾开展的中美合作考古发掘与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中外合作考古项目，正是这次合作引入了当时世界最为成熟、普及的旧石器田野工作方法，奠定了我国旧石器考古精细化工作流程的基础。

尽管交流的“大门”敞开，但因为我国曾与国际学术界长时间疏离，彼此在研究水平和认知方面存在差异，加上意识形态因素导致少数西方学者对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抱持偏见，国际学界讨论重大学术问题涉及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发现时常常引用了片面的、零碎的，甚至错误的观点或材料。诚然，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技术框架脉络仍然混沌模糊的时代，“技术模式”理论为我们“触摸”时代轮廓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但用旧大陆西侧考古材料总结出的“技术模式”理论，简单套用对比中国的石器工业，必然会产生负面效应[39]。

在全球信息传播高速发展的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旧石器考古学理论，重新站在国际学术“舞台”的中心，应该“坚持从中国考古学自身实践寻找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不仅能推动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也可能对世界考古学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当然，我们不应将自己封闭起来，在主要着力于从自身实践中探寻科学理论的同时，也当善于吸取适用于中国的境外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