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石器时代考古

第一节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一 史前文化时空框架的建立

（一）丰富的考古发现和时空框架的初步建立

1949年以后，随着学科建设的完善，也因为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开展，考古发掘全面展开。至1979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已超过六七千处，大规模的调查发掘遍及全国，新的发现丰富多彩，文化类型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日益深入。经过发掘并成为考古学文化和重要类型命名地的遗址即有数十处[41]。梳理各地区异彩纷呈的考古遗存的时空关系，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自然而然成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最重要任务。夏鼐1959年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为时空框架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42]。

20世纪70年代，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应用又为框架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197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发表第一批碳十四年代数据。

1977年，夏鼐参照碳十四年代数据全面叙述了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文章按照中原、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黄河下游和旅大地区、长江中下游、闽粤沿海、西南和东北七个地区展开讨论[43]。这些经典论文的发表，可以作为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初步建立的标志[44]。

（二）时空框架的完善

1981年，苏秉琦正式提出“区系类型”，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附近地区（1997年改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45]。进入21世纪，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更趋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距今10000年前后，即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遗址的发现。二是薄弱地区文化序列的完善。三是高精度碳十四测年技术的新进展提供了更加精确的绝对年代框架[46]。目前，中国史前文化的区系类型划分和时空框架构建已经相当完善，在辽阔的时空范围内展开的中国古史重建和中华文明探源因此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确立

在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建设的初期，大部分研究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主要方法，以确立新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为主要目标。但对于重建古史和整体格局演变的思考从未停止。在1979年4月10日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及中国考古学成立大会”上，苏秉琦在发言中指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等”。“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做出自己更多的贡献。”以考古学研究论证中国的史前基础，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寻找基石的意图非常明确[47]。

（一）“夷夏东西”模式的解体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确立是1949年之前中国史前考古的重要成果，当时将全国有限的考古发现以彩陶和黑陶为标准，归入这两个文化中，构建出了仰韶和龙山文化东西对峙、并行发展的格局。这与傅斯年梳理文献提出的“夷夏东西”的上古时代文化格局颇为契合[48]，极大鼓舞了考古学家们重建古史的信心。

1949年以后，丰富的新发现很快证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并非并行，而是前后相继；这两个文化也难以涵盖各地区丰富的文化特征，大量新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夷夏东西”的模式终被学界放弃。

（二）黄河流域主导地位和“中原中心”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黄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最引人注目，当时确认的最早的史前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等“前仰韶文化”仅发现于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中心”模式成为构建中国古史的主导模式。此模式常被称为“中原中心论”。这一模式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利用新的考古资料进行古史重建的重要努力，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区系类型”模式

1981年，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其目的不是梳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而是强调各区系沿各自的道路发展，均达到过相对高的社会发展程度，出现“文明曙光”，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这一模式与费孝通于1988年正式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正相呼应[49]，力图摆脱“黄河中心模式”的大一统思想，开启以“多元一体”模式建立中国史前基础的新时代。

（四）“重瓣花朵”模式

严文明在1987年提出了“重瓣花朵”模式，指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此大中原地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更外层还有福建、台湾、广东、云南、西藏、东北、内蒙古、新疆等文化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因为位居花心，“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50]。

此模式在尊重各地区沿各具特征的道路独立发展、各有优势的同时，强调了中原地区的核心作用，是对“黄河流域中心”模式和“区系类型”模式的整合，力求兼顾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五）“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

在“重瓣花朵”模式提出的前一年，张光直借用美国学者葛徳伟（Joseph R.Caldwell）讨论美国东部印第安人文化时使用的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概念，强调中国史前时代存在独立发展的各文化区，但与“区系类型”模式不同，它非常明确地强调了各地区的一体性并以考古资料可以明确显示出来的各文化区间的密切联系和互动作为将各地区凝结为一个整体的纽带；认为没有中心的互动也可以形成此交互作用圈，也就是说，互动圈内的互动不一定是向心的，而是交叉网络式的[51]。

上述模式的提出，极大促进了对史前文化发展整体格局和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各地区互动关系的理解。“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与目前的考古资料最为契合，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并非晚近出现的“想象的共同体”。距今5300年前后，“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已经形成，奠定了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三 中华文明形成基本历程的揭示

（一）农业的形成和社会复杂化的出现（距今15000年—6000年）

新旧石器的转变发生于距今15000年前后。河北泥河湾盆地于家沟遗址[52]和河南新密李家沟[53]等遗址，长江流域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54]、湖南道县玉蟾岩等遗址[55]出现了最早的陶器和对粟和水稻的集中采集和早期干预，开始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为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至距今9000年前后，长江中游的湖南彭头山和八十珰遗址[56]，长江下游的浙江上山[57]和小黄山遗址[58]，淮河流域的河南贾湖遗址发现更加明确的驯化稻米的证据[59]。距今8000年前后，辽河流域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60]，黄河上游的甘肃大地湾遗址[61]，黄河下游的山东月庄遗址发现了驯化粟的证据[62]。

距今8000年至7000年，农业初步形成，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较大规模聚落的形成和社会复杂化的出现。河北磁山遗址发现80个有很厚的小米遗存的储藏坑[63]。兴隆洼遗址形成了3万多平方米的环壕聚落，内有成排的房屋百余间，中心位置的大型房屋有人猪合葬墓，玉器成为标志身份的饰品。贾湖遗址墓葬出现初步的等级分化，大型墓葬中出土了随葬骨笛、绿松石器，有刻画符号的龟甲等与身份等级有关的器物。

距今7000年至6000年，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的经济形态已经建立，各地史前文化蓬勃发展，聚落数量明显增多。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形成风格鲜明的彩陶，出现半坡和姜寨遗址这样的核心聚落[64]。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墓地也显示出更明确的等级差别。长江中游高庙[65]和汤家岗[66]等文化出现精美的白陶，刻画图案有宗教内涵。长江下游的稻作农业发达，浙江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发现稻田遗迹和丰厚的稻壳堆积[67]。

在农业发展奠定的经济基础上，各地的社会发展进程明显加速，孕育着重大变革的种子。

（二）“最初的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形成（距今6000年至5300年）

距今6000年前后，中国各史前文化同步进入灿烂的跨越式发展的转折期，至距今5300年前后，丰富的考古资料表明，苏秉琦定义的“古国”已经出现，中华文明初步形成。

在黄河下游，时值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开始出现[68]。在长江下游，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积石圈和随葬大量玉器和石器的大型墓葬[69]。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崧泽文化的最高规格墓葬[70]。在长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晚期龙王山墓地墓葬等级差别明显[71]。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72]。在“中原地区”，河南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西坡遗址西北角的F105室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73]。

引人注目的是，各文化区不仅社会同步发展，地区间交流互动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确实因“彼此密切联系”而形成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逐渐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各地区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而构建的社会上层交流网和以之为媒介的礼仪用品和高级知识的交流应是促成各地区一体化的更重要的推动力。

相隔一千余千米的凌家滩遗存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的深度相似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的坚实证据。大型墓葬中普遍流行随葬多件钺的现象表明钺已经普遍成为权力和身份的重要标志，葬钺已经成为重要的制度。各地区社会上层的交流无疑是促成此变化的重要原因。玉、象牙和绿松石等稀有珍贵原料制作的装饰品在各地大型墓葬中的流行也是社会上层交流的重要证据。

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不同，上述“社会上层交流”是在各主要文化区社会同步跨越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明显加剧、新的社会上层出现的背景下发生的，交流的内容包括象牙等稀有材料，但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74]。

总之，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亦即形成了“最初的中国”，可以视为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

（三）动荡整合和早期国家的形成（距今5300年至4300年）

距今5300年至5000年，中国史前时代进入了动荡整合期。

强大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区豫西、晋南和关中盆地地区遗址大量减少，庙底沟人群向北迁移直至河套地区，形成海生不浪等地方文化；庙底沟人群向西则越过陇山，进入此前人口稀少的黄河上游的洮河和湟水流域，直达河西走廊的东部，形成以绚丽彩陶为特征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人群还通过甘南进入四川盆地西北地区，对该地区的后续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也发生了明显的衰落，遗址数量急剧减少，宗教中心牛河梁被废弃，发生了向西直达河套地区的人群移动。

在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重心向东迁移，在汉水中游形成屈家岭文化，出现城址群。湖北城河遗址最新发现的结构复杂、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显示了该文化的高度发展。屈家岭文化的“北进”同样是该时期的重要事件，屈家岭文化因素进入南阳盆地、鄂北，其影响力直达晋陕豫交界地区和关中地区。

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整合了凌家滩遗存和崧泽文化的人口、经济、政治和宗教资源，形成了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超级强大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区，有上海福泉山和江苏寺墩等次级中心和大量中小型聚落，形成清晰的聚落等级。在此广大范围内，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和信仰即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形成了相当于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

良渚文化作为“最初的中国”范围内的最强者，对其他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良渚风格的玉器向北影响到大汶口文化，向西影响到屈家岭文化，并通过这两个文化影响到晋南地区，再扩散到大西北腹地；向南，在广东北部的石峡遗址，也发现了典型的良渚文化玉器。

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文化突然衰落，引发了又一次动荡整合和社会发展。

（四）龙山时代和早期王朝的兴起（距今4300年至3800年）良渚文化衰落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早期王朝的形成历程。

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呈现出社会发展、城邦林立的局面。

河南东部地区进入了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同样出现大量城址。平粮台城址有高等级建筑。与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地望相符的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大型城址和建筑。

汉水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发展为后石家河文化，瓮棺葬中随葬大量精美玉器。

此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为与文献中记载的尧的活动区域符合的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临汾盆地和临近地区的考古调查表明，陶寺是一个广大区域内的核心聚落，周边有次级中心，一般核心聚落和普通聚落，形成了超过同时期其他城址的政治控制规模。综合这些迹象，可以推测陶寺政体为中国早期王朝之滥觞。

陶寺文化兴起后，陕北地区在稍晚时期形成了以石峁和卢山峁等遗址为代表的强大文化集团。石峁人群与陶寺有密切交流甚至冲突，可能是造成陶寺在距今4000年前后衰落的重要因素。同时，以黄河上游的洮河和湟水流域为中心的齐家文化的发展达到高峰。

本时期“最初的中国”内文化互动剧烈：河南龙山人群的南下，与石家河和后石家河文化人群碰撞，与古史记载的“禹征三苗”传说颇为吻合；西北地区人群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从欧亚草原地带引进小麦和大麦等农作物、牛和羊等家畜，在中国早期王朝和中西文化交流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此激烈碰撞之下，陶寺文化衰落；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大量减少，中心遗址被废弃，转入岳石文化时期；后石家河文化同样衰落；石峁城址也被废弃。齐家文化继续发展，燕山南北地区兴起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此同时，嵩山东南麓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迅速发展，将中心迁移到洛阳盆地，形成二里头文化，在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活动中心、河洛交汇的河南偃师二里头出现大型都邑性聚落，被普遍认为是夏代都城，随着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诞生，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