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烟纸店老板娘苏桂英一手扣着最后一粒纽扣，一手拎起竹篮，匆匆拉开家门向马路对面走去。她穿的是一件旧式的偏襟小棉袄，蓝底白花，花很小，像刚出骨朵的茉莉。棉袄很旧了，边角和袖口已经有点儿发毛，但很干净，看得出在非常爱惜的情况下至少穿了十多年。解放后的上海，穿这种衣服的中年妇女在棚户区比比皆是，她们既有旧情结又极会过日子。扣子扣好之后，苏桂英把竹篮挎在臂弯里，伸出两手抚弄头发，两缕长发被服服帖帖地抿到耳后，又掸扯衣襟，整理袖口，几步之后便显露出一副干净利落的小业主模样来。上海人对于衣着是十分讲究的，特别是生意人，哪怕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也会在睡前把裤子折叠得整整齐齐，以保证第二天裤缝笔直。

三阳路这个名字已经被人遗忘，路面也大规模地拓宽改造，柏油替代了石子，正式纳入中山北路序列。苏桂英的烟纸店在路南，小菜场在路北。她把时间计算得十分精确：四点三刻起床，穿过马路走进菜场正好五点即将发卖的时候。进了菜场再紧跑几步，插进一条长长的队伍里。这不是加塞，因为地上有她下一点钟摆上去的一只破面盆。上海人讲规矩，破筐子破盆子只要在零点以后摆放在那儿，形成一条队伍的形状，便如同本人亲临一样。

这时天还没有亮，小菜场里灯影闪闪人影憧憧，买菜的卖菜的运菜的挨挨挤挤川流不息。除了蹬着黄鱼车拉着大宗货物的人在高喊“让开，让开”之外，没有人大声喧哗。排队的排队，拣菜的拣菜，尖软快糯的上海话轻轻滚动在人们的舌尖上，“对不起”“让一让”“再会再会”，客客气气，彬彬有礼，从一个最低微的角落体现着国际大都市的人文风貌。苏桂英所在的队伍开始往前移动了，人们活泛起来，一个跟着一个伸长脖颈几寸几寸地挪移着脚步。这是个卖鸡毛菜的摊点，近几年市场供应不足，只有半夜排队才能买得到。而且有消息说，今天是处理菜，两分钱一斤，比平时便宜好多。不过不用担心质量，上海的市场再怎么萧条也不会有烂污菜的，“上海”二字就是中国最著名的品牌。鸡毛菜本就细小如鸡毛，再差上一两个档次就成了鸡毛中的鸡毛，可是队伍却因此排得更长。供应不足的时期，能买上好吃又便宜的小菜是普通市民最大的愿望。苏桂英终于挨到了近前，一边嘟囔着“啥个菜呀，这个样子”，一边大把大把地装进篮内——那是没有办法挑拣的。而后探过身去看秤，她纵然精明无比但并不认识那种新兴的小磅秤，即便认识昏黄的灯光下也看不清爽，她已经开始眼花了。但还是要一本正经地伸长脖颈盯着瞧看，这是习惯。

离开鸡毛菜摊继续在菜场里兜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划算的食品。走过鲜蛋摊鱼类摊葱姜摊洋山芋摊，什么都没有买，那些东西不是贵就是需要票证。洋山芋不要票券但需要打皮，太浪费。葱姜当然需要但没有葱姜也一样炒菜，省下两分钱吧。面前是豆腐摊，她犹豫了一阵，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掏呀掏呀，最后掏出一张印着黑色棋盘格似的白纸，从上面小心地撕下一个小格子，那是豆制品券。这个月的豆制品吃掉了一半，时间也刚好过了一半，口算比珠算还要好的烟纸店老板娘必须把食品掌握得分毫不差，不然生活要拆烂污的。最后脚步停在一家生鸡摊前，柜上摆放着几只白中泛黄的肉鸡，一看就知是那种正宗的九斤黄。市场上已经很少见这种鸡了，显然刚宰杀不久，还冒着丝丝热气，不禁让人想起炒鸡出锅时的色、香、味儿，诱得嘴巴里直冒口水。苏桂英在那儿站了很久，终又向前伸出了手，不是伸向鸡肉而是伸向鸡肠。她用一根指头扒了扒黏糊糊的肠子，嗯，还算新鲜。于是掏出五分钱，用篮子接过一斤，而后坚决地离开了那里。

老板娘终于向回去了，一路腰板挺得笔直，篮里的三样菜让她有了买下半个市场的满足。

这时天色麻麻亮了，路灯在一瞬间熄灭，早起上班的人们纷纷从一些小弄堂小门户里走出来。他们头脸整齐，衣着挺括，神态轩昂而步履匆匆。若在中国的其他城市，根本想象不到这是群从低矮的房门甚至稻草檐下走出来的人，这就是上海范儿。

苏桂英有些醋意地看着那些奔赴岗位的人，工人阶级哪，中国的领导阶级。公私合营那阵公家的人也来找过苏桂英，动员她放弃烟纸店去国营商场上班。国营商场的职员一个月三十几块铜钿，烟纸店最不济也有五六十块，苏桂英坚决地保留了自家的柜台。这下大大地失算了，她只会计算一刀纸多少钱一包烟多少钱，而不会估算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价值多少钱，从此断送了加入工人阶级的唯一机会。小业主是城市里的上中农成分，在阶级斗争的弦始终紧绷的上海越来越被边缘化。没有工资没有劳保，连孩子上学都要紧着别人家先上而他们候补。有位就上，没位就等，她的两个宝贝儿子都是到了十岁才勉强挤进学校大门的。苏桂英每日起早贪黑挣得几张买小菜的铜钿，靠着手指硬抠养活着自己和三个儿女。而她本是十二岁就进厂做工的老工人啊，因此常常暗自叹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这天清晨，她拎着装着两斤鸡毛菜、半斤豆腐和一斤鸡肠的竹篮就要跨过那条叫作中山北路的马路时，忽然看到自家门前立着一个人。隔着晨雾看不甚清楚，但辨得出不是自家的儿子也不是自家的女儿。她疑惑地“嗯”了一声，讨饭的这么早就上门了？这几年常有安徽、江北的乡下人来讨吃的，她一边把菜渣或碗里的最后一口稀饭倒给人家，一边说：“我们还吃不饱呢。”有时干脆说：“走吧，今天没有。”的确没有，如果有她还是很愿意施舍的，特别是安徽人。她对安徽比对山东有感情多了，那是生她养她的地方。

苏桂英疑惑地走了近去，按照固有习惯从下往上看人。首先看到一双北方人才有的粗笨手工布鞋，往上是肥大的用作被面的大红花布棉裤，松散的两根长辫垂到衣角边。一只粗布书包看去有些分量，直勒进棉袄的肩部。再看清那张透着稚气和倔气的脸蛋时，苏桂英愕然了，是大女儿和二女儿的缩小版。

“你是三丫头吗？”

她惊问一声。

端木槿望着母亲，是的，这是她的亲娘，她还依稀记得娘的模样。几天来无数次地想象着如何投入娘的怀抱，如何抱着娘痛哭一场，想得眼中泪水止不住地流淌，擦了一把又一把擦也擦不尽。可是当真正看到娘的时候，那些个冲动却没有了。上次和母亲相见已隔七年，在她所有的记忆中，与母亲相处的时间也只有那两个晚上。两个晚上是建立不起直接的亲近动作的，所以她望着她的妈，心中浪潮滚滚，脸上却有些木然。

“是的，我是……三丫头。”

苏桂英一把搂住了女儿，是她亲亲的小女儿啊！小女儿已经长大了，几乎和她一般高，才十三岁哪。鲁西那个饿死了很多人的地方竟然没有耽误她长个儿，太好了。苏桂英一手拎起落在地上的篮子一手扯住了女儿，“还愣着做啥？回家呀。”

端木槿终于在母亲的牵领下踏进了自己的家门。这个时刻，等了多少年盼了多少年啊。三岁刚回山东的时候，四奶奶就无数遍地说“回上海找你亲娘去吧”，今天终于找亲娘来了。

可是一步踏进去，却又惊愕地站住：这是个家吗？

在她的概念中，家首先是座房子。而她现在所站的地方，真的不能算作房子，只是倚着人家的后墙搭建起来的一个外高里低的小棚子。迎门摆着两节柜台，玻璃橱子里放着为数不多的烟纸物品。东墙堆着一堆杂物：炉子水桶还有不知装着什么的盆盆罐罐，紧紧挤摞在一起，几乎没有插脚的地方。柜台一头顶到了西墙，墙上挂着一把简易木梯。如果没有柜台在中间挡着，三步就能从门槛跨到里墙，也能四步从东边跨到西墙。这是个“家”还是个“店”？家不像家店不像店，顶多算是个羊圈。鲁西人家虽穷，但没有这样小这样挤的房子，随便一个车屋或一个大门底都要比这宽敞。这时头顶上有了奇怪的响动，抬眼看到一块很大的横隔板，伸手就能够得着。隔板的一端对外开放，三颗脑袋从边沿伸探出来。这情景端木槿十分熟悉，车马店里的大通铺嘛。只是这个大通铺不是铺在地下，而是悬在头上。

上海肯定不叫大通铺，上海应该叫作阁楼。

“都起来吧，三丫头槿儿回来了。”

苏桂英抬起脸朝着上面喊，喊声里充满了激动。并且在“三丫头”之后加了个“槿儿”，以示三丫头长大了。

脑袋们缩了回去，又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之后，木梯被从上面摘下来，靠放在阁楼沿上。接着开始有双修长秀美的腿往下伸，无疑是烟纸店已成年的二女儿端木卉。接着下来的是个健硕的小伙子，烟纸店大儿子端木宝。最后下来的是依然孱弱的端木小弟。当全体成员集合在地面上的时候，烟纸店一点儿空隙也没有了。端木卉两手捧着妹妹的脸仔细端详，像在辨别真伪。端木宝则一把拎起煤球炉子，高喊着“让开让开”，跑到外面生火去了。端木小弟怯怯地望着新来的姐姐，对这个只比自己大两岁却像大了许多的姐姐还有些印象。

“小三妮，脏死了，快洗脸。”

端木卉甄别之后高声笑叫。

“小三妮”是学说的一句山东话。这家人从来不说山东话，好像与山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小三妮来了就有关系了，山东话也就说上了，当然是种听上去很可笑的上海版山东话。一家人开心地笑着，小弟飞速地取来水盆，放下盆退缩到一旁。他生性有些腼腆，三姐已经初中就要毕业，而他才上小学四年级，这就是小业主家庭的特色。端木槿只觉得一阵眼花缭乱，在这种杂乱的氛围中初步感受到了家庭的热烈气息。

洗过脸，坐下来歇息，心态才渐渐趋向平静。有家就比没家好，多年的漂泊终于结束了。家虽然很破很小，但再小也是家。小怕什么？破怕什么？只要有妈有姐有哥哥有弟弟，一家人在一起便是最大的富有。如此一想，感动起来，给秦越、凤华写信的时候，要告诉他们哥哥急忙为她生炉子，弟弟为她双手端来水盆，姐姐长得美丽极了，全凤鸣中学没有这么好看的姑娘。如今他们是幸福的一家人了，幸福得两眼酸酸的几乎有泪要流出来。她急忙咬住了嘴唇，可不能像凤华那样动不动就哭鼻子，那是很没出息的。后来家人们发现她激动的时候和悲伤的时候都会紧闭嘴唇，闭得越紧越显示内心的激动，直至闭成一道撬不开的焊缝。

早饭以后，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该办事的办事去了，家中只剩下苏桂英和端木槿。苏桂英把玻璃柜台擦拭得一尘不染，整理着为数不多的货物，无非几包火柴几刀草纸几条香烟，还有一小沓信封和两本信纸。柜台正对着门口，马路上的尘嚣无遮无挡地直灌进来，就像北方打谷子的鼓风机。初到上海的端木槿很是受不了这种喧嚣，耳膜嗡嗡响。她终于坐不住了，脸憋得通红，几次站起来东张西望。

“你在找什么？”

苏桂英问。

“我……”

端木槿有点不好意思，她已经三天没有大便，刚喝进去的两碗泡饭把肠子顶下来了。

“我要上厕所。”

苏桂英笑了，抬手一指：“马桶在那里。”

墙角果然有只小小的油漆斑驳的带盖木桶，叫作马桶。马桶离做饭的炉子不足三尺，和盆啊锅啊还有那只菜篮摆放在一起，如果不说明还以为是盛米的家什呢。马桶是要坐在上面用的，屋子浅，门口的路人斜一下眼就能看得见，这是北方少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尽管北方没有上海讲究卫生。

何况北方人只蹲坑不坐马桶，坐上去怎么拉得出啊？

“那不行。”她捂着肚子跺脚。

“去公共厕所吧，马路对面的小菜场后面。”

苏桂英倒是明白原因，赶紧指了指方向。

端木槿飞奔而出。

“给人家一分钱。”

她的妈追出来高声叮嘱了一句。

端木槿已经蹿上了马路，并不明白要给谁一分钱，但已不能再多问。她像只仓皇的兔子在车流和人缝里不要命地蹿动。一辆急驰而来的吉普车响着刺耳的刹车声猛然停下，车里人探出头来叫：“寻死啊，小赤佬！”她头也不回，好像骂的不是她。但是已经不能大幅度奔跑了，需要全力控制住急迫感。她夹紧了腿根姿态奇特地跑进小菜场。公厕在哪儿啊？她急慌地张望着。菜场后面就是说要穿过菜场，天哪，她觉得就要出来了。什么也不想了，全身的意志和力量凝成两个字：“坚持！坚持！”终于穿过了菜场也终于看到了门楣上写着救命符一般的“公共厕所”。一个女人正从里面走出来，她裹着一阵风冲进去了。管理员吓了一跳，上海人的工作作风都很认真，立刻追了进去，里面的人却已经蹲上了便道，是那种一通到两头的大水道。

“侬这个人哪能这样，还没交钞票呢就往里面跑！”

管理员怒气冲冲指指点点，叽里呱啦的上海话端木槿听不懂，只知道都不是好话。但此时顾不得吭气，大泻一通之后才抬起头来。一张皮肉松弛得快要掉下来的妇人脸正处在她的斜上方，又宽又厚的嘴巴里叼着半截烟卷，声音像任何一个这种体形的老女人那样嘎哑难听：

“喏，一分洋钿。”

一张黄黄的对折在一起的粗草纸递到她面前。鲁西人从来没有专门的擦腚纸，野地里用坷垃头，家里用秫秸秆劈成的刮屎棒，学生则用反正两面都用完了的废作业本。她想起母亲好像说“交一分钱”，“一分洋钿”大概就是一分钱。还好，口袋里有。她斜着身子掏出来，又反方向斜着身子递过去。管理员这才看清了她的真实模样，立刻冒出一句鄙夷的话：

“乡下人啊……”

这句话她懂，电影上听的。当时不明白又问了她的爹，她爹告诉她那是一句瞧不起乡下人的话。凭什么瞧不起乡下人？乡下人怎么啦？乡下人就不能上公共厕所吗？你才是乡下人呢，整天蹲在茅厕里闻臭气，熏得这么胖，皮糙肉厚像刚摘下来的大倭瓜！

她心里骂，她的作文是很好的，很会用形容词。

同时十分奇怪：上厕所还要花钱？大粪是最好的肥料，北方的大粪要论斤卖钱的。

烟纸店生意清淡，一上午只卖出一刀草纸和两包火柴。如果不是急用，人们不愿光顾这个破烂的小店。

苏桂英生了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大女儿1958年支边去了新疆，天南地北一去再也没有回头。二女儿初中毕业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已当了两年待业青年。大儿子小学毕业后即去某家工厂半工半读，每月有点儿津贴，属于专为生活困难的人家开办的企业内部学校，毕业后可以就地上班，将成为这个家庭中唯一的工人阶级。大儿子不再像小时候那样顽劣无赖，但酷好运动，虽然上学不需要费用，饭量却大得惊人，国家供给的粮票他一人要报销全家一半，成为生活的最大负担。至于小儿子，才四年级，远不到考虑他出路的时候。他生性温和，又是老小，没有人欺负他，母亲更视他为珍宝，直到今年才不再搂在怀里睡觉。端木家的两男三女如果看品相，绝对是里弄里的头等人家。只可惜没有男人，日子过得苦巴巴。端木槿到来的这天，生意照样不好，但老板娘很高兴，小女儿回来了，没用她养就长这么大了，这不是平地里捡元宝吗？老板娘是个极现实的人，并不去回忆久远的情节，那些情节包括她如何让黄包车夫妇把孩子抱走和如何逼迫坏人带走三丫头。那时的三丫头在她眼里像个浑身长满疥疮的病猫，哀哀哭叫着让人有说不尽的烦恼。而现在的三丫头却是个生机勃勃的小花豹子了，虽然衣衫破烂，但眼睛那么大，神采四射；皮肤那么嫩，上学上的；两根长辫子和她二姐一样又黑又粗。真是从上海走出去的人啊，不然鲁西那个黄土蔽日的地方绝长不出这样的好姑娘。还是个特别爱动的孩子，不停地唱着歌，刚来上海不到半天就心身自如了，蹦来蹦去像飞在枝头的小鸟。但毕竟在乡下待了那么多年，说一口浓重的鲁西土话，冒一身土得不能再土的土气。腿也有劲腰也有力，走路踩得地皮腾腾响，没有二女儿端木卉那种都市型的洋气和秀气，一望而知是她那个会武术的爹培养出来的结果。

想到她的爹，苏桂英口中立刻大骂了一声“坏人”，你遭报应了，你养大的孩子也不跟你。她深知小女儿对坏人的重要性，嘴角露出报复成功的笑。你个坏人，你白养了。你在你的山东难过去吧，女儿是我的了，十年的工夫你白费了。嘻嘻，坏人，你现在一定很懊恼，懊恼你妈的去吧，你越懊恼我们越高兴。

小女儿当年虽然是硬逼着丈夫带走的，但她并不是真的不要这个女儿，都是因为坏人太坏。坏人想自由，偏不让他自由。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生了一大堆孩子，想要就要，送给人家了还要再讨回来，不想要拍拍屁股就走。他喜欢的就反对，他反对的就拥护，就是和他对着干。当然，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她自己天生不喜欢女儿，养女儿不值钱。但是没用养自己就长大了，还是很让人惊喜的。

“别给你爹写信，别告诉他你来了，让他满世界去找。这个老杂毛，就不信治不了他！”

她恨恨地说。

端木槿没有作声，再怎么着也不能跟着母亲骂“老杂毛”，毕竟那是她亲爹。而且学生是不能随便开口骂人的，除了对那个彭春。

苏桂英终于离开柜台去择那堆名副其实的鸡毛菜，端木槿也凑过去帮忙。指甲盖一点的绿叶也不丢弃，是个伶俐勤快的孩子。苏桂英放下一把择好的菜叶，禁不住用母亲的温情摸了摸女儿的脸。当脸上的那两片嘴唇抿起来的时候，会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果敢气派。他们家的孩子都有这种气派，端木路留给这个家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种果敢和刚毅，这种气派似乎在小女儿端木槿身上更为明显。

端木槿拣完一地鸡毛，就看母亲整弄鸡肠子。白瘆瘆的鸡肠子令她想起凤鸣中学里的蛔虫，经常有人一堆一堆地拉出来。所以她看着那堆鸡肠很是恶心，不明白上海人为什么要吃连山东人都不吃的东西。她咧着嘴咬着牙看母亲用剪刀把它们一根根挑开，洗出秽物放到一只搪瓷缸里，再捏上一捏碱面。苏桂英一边反复捏弄着鸡肠，一边告诉女儿这儿不是原来的房子，原来的房子拆掉了。政府进行城市建设，一声令下路两边的房子全没了。多数人家搬走了，少数人家像他们这样因地制宜搭建起临时住棚，等待着国家的安置。端木槿脑子里忽然又闪出了一点儿小时候的记忆：一排整齐的长条门板，屏风隔开了店堂和卧室，两边的出入口很像戏台的“出将”和“入相”。现在抬头看看，越看越像北方的羊圈，所谓的阁楼大概就是取材于那时的门板。后墙便是人家的外墙，因为要闪让开人家的窗口，所以呈现了里低外高的倒三角形，上面铺着柏油纸。长期风吹日晒柏油纸已经绽裂，压着许多的破砖烂瓦。如果从空中俯瞰下来，就是一堆极不雅观的废墟。

其实苏桂英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上海女人，解放后就努力向政府靠拢，只是碍于小业主的身份，始终不得重用。但总也算争取到了里弄小组长的位置，负责节庆日带头打扫卫生或张贴标语，再替居委会下一些有关的通知。但有了这么点儿政治资本，苏桂英就能够很流畅地说着“人民当家做主”“工人阶级万岁”之类的术语。所以，在说完“这房子不是原来的房子”之后，苏桂英马上进行正面引导。

“我们不会等太久的，已经两年了。人民政府说话是算数的，会让我们搬进大楼里去的，大楼里带电梯还有抽水马桶，那时候就不用睡阁楼住棚户了。”

母亲的口气中充满了毋庸置疑的信心和希望。

从鲁西黄土地上走来的中学生端木槿，不知道电梯和抽水马桶为何物，不了解上海宏伟的城建规划，更不知道这个规划已经在巨大的困难面前搁浅了。里弄小组长苏桂英同样不晓得国家发生命运转折的真正原因，以及这个转折什么时候才能再转回来。但她像相信黄浦江从吴淞口流入大海一样相信人民政府，一切无须担忧，只是时间问题。唯一不安的是：一旦住上了高楼大厦却没有了门面，烟纸店怎么开？没有了烟纸店一家人吃什么？但这种担心很快又被另一种信念否定：共产党不会饿死人的。

这一对完全属于政治文盲的母女进行着一场有关政治内容的谈论，谈得心诚口诚一本正经。端木槿很认真地点着头，她对于社会主义的热爱更胜于她的母亲。六岁上学接受的就是新中国的教育，爱党爱国爱劳动，打开小学一年级课本，第一页就是毛主席像。整本教科书只有这一张彩页，岳母刺字一般刺在所有新中国小学生心中，永不褪色。现在回到上海了，将来是要成为上海的劳动者的，说不定还能参与到眼前这条马路的建设中来呢。

苏桂英继续捏弄着鸡肠，那种黏黏滑滑的东西很难去净异味。有人经过门口的时候室内光线便会一暗，苏桂英便立刻抬一抬头，条件反射地渴盼有人进来买东西，但几乎每次都是失望。

她又抬起头来，这次看完门口之后，没有将目光收回，而是直接转向了女儿。

“丫头，带来了多少钱？”

端木槿愣住了，一时搞不清什么意思。母亲知道她没钱了想给她零花钱？是的，她没有钱了，最后一分硬币也交给了公厕里的大倭瓜。她能来到这个家并不是因为她有钱，而是因为李印堂老师的慷慨帮助。

三天前，她坐在从清水开出的长途汽车上，隔着玻璃不断向后张望，担心还会有人追上来，完全一种罪犯逃亡的心态。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需要换乘火车的某座小城，敬爱的李老师就在这座小城里。她沿途打听一个叫作“柳巷口”的地方，按照路人的指引向西向北再向西。终于，看到一个写着“柳巷口街”的路牌，并找到了柳巷口5号。是座黑色的大门，位处路南，有着高高的台阶和同样高高的门楼。看上去年代久远，有种说不出的威严。两扇光漆的大门上端端正正贴着“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李老师的笔迹，她认识的！她嗓子发哽，胸腔里大浪滔滔，在伸手拍响那只粗圆的门环时，迷路的孩子一般大声呼叫起来。

“李老师，李老师，开门呀，李老师！”

门开了，站在门里的正是李印堂。年过花甲的老教师发白如霜，却依然衣着洁净神色端庄，一如他在凤鸣中学教书时候的模样。端木槿只叫了一声“老师”，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扑上来抱住老师放声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她有太多太多的委屈了，她毕竟只是个十三岁的小女孩。

李印堂抚摸着心爱的学生的头顶，轻轻叹着气，心中已明白了大半。

她终于挣扎出一句话来。

“我爹……我爹他不要我了……”

老教师心中哀伤又无奈，这个苦命的孩子还是没有忍耐住啊，以后的路更不好走了。但事已至此又能说什么呢？他一个退休的右派老教师，何来力量拯救她？

“不要就不要吧，那样的父亲不要也罢。”

李印堂给学生擦着滚滚的泪珠，自己也禁不住老泪纵横。

“他打我……用白蜡杆……还骂我……让我滚……”

端木槿终于止住了哭泣，师母已经给她端来了一碗面条，冒着浓浓的香油气味。

饥肠辘辘的她盯着碗不敢相信地问：“这是白面条吗？”

“是的，孩子，吃吧。”

师母慈祥地递过来一双乳白色的她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滑溜溜沉甸甸的筷子，忙不迭地吃起来。一天一夜，别说吃饭，水都没有喝过一口，喝白面条更像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了。

吃完饭，李印堂让老伴拿来木梳，亲手打开端木槿的发辫给她梳理起来。两根长长的辫子，一直垂到腰际，给十三岁的少女增添了几分妩媚。

“老师，我……”

她低垂了眼帘，吞吞吐吐，嘴巴开合着却说不出话。

“孩子，有什么事说吧。”

老师又在给她削苹果。

“我……我还需要坐火车……”

她更深地低下了头。

“是不是路费不够？”

“是的……不够。”

端木槿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好难过好委屈啊，即便刘兰又给了一块钱，也还差着三块多。

“没关系，”老师轻声安慰，“把钱给我，差多少我来补。”

李印堂嘴上说得若无其事，心中却暗暗吃惊：这孩子真正大胆，万一找不着我怎么办？万一到不了上海怎么办？人世险恶哪，将来她还会做出什么样的冒险事情？

端木槿掏出了所有的钱，只留下一个一分的硬币。

第二天傍晚，李印堂把学生送上了火车，临别再一次郑重叮咛：

“以后你就是大人了，不再是学生。要多一点心眼儿，遇事多打几个问号，脾气不要那么倔强。社会是复杂的，要学会适应，你的路很长也会很艰难。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要气馁，要想着将来。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不停地努力，就能走向光明。”

她一一点头，理解的不理解的都要记住，她永远是老师的好学生。

李老师的先人是乾隆年间的礼部侍郎，所以他很容易就被打成了右派。

现在母亲问她有钱没钱，自然是母亲知道她没钱了，像李老师一样要给她钱。而她怎么好意思刚见面就给家中添麻烦呢？这个家并不富裕，连鸡肠子都吃。二姐尽管长得十分漂亮，但衣着破旧。门外走着的那些女郎大都穿得十分时尚，她的二姐肯定不愿意如此寒酸。可是此时的端木槿真的非常需要有一点儿钱，哪怕只为对付公厕里的那个大倭瓜，口袋里也需要有几分钱。但向人要钱的事情多么难为情啊，好像是个乞丐，要端着碗接受施舍，而三天前她还是凤鸣中学骄傲的少先队大队长。她抬头瞧了一眼她的母亲，忽然觉得母亲远不如老师亲近，更不如刘兰她们亲近。她可以从刘兰身上直接扒裤衩，也可以跑上门去向老师要钱，并且忍不住地放声大哭。而看到母亲却没有一点儿要哭的冲动，也说不出钱这个字。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她日思夜想千辛万苦来到的这个家，并没有别人家的那份亲和与从容。她纠结得脸色通红，久久不能作声。而当终于鼓足勇气抬起头来准备说“我需要钱”的时候，却看到了母亲异样的十分渴盼的眼神。

“你带来了多少？”

母亲的话抢在了她的前面。

“我………”

“说呀，带了多少？二十？三十？还是五十？”

母亲上身前倾，大睁着眼睛一动不动，那样子恨不得直接伸手从女儿口袋里往外掏钱，言语都有些发急了。

“我……没有钱。”她嚅嗫着，艰难地回答，终于明白母亲不是要给她钱，而是在向她要钱，“我来的路费……”

苏桂英没等她说完，便惊奇地“咦”了一声，脸色阴沉下来，洗菜的动作都暂停了。端木槿也便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完。稍顿，母亲再次不甘心地望着女儿。

“一块钱也没有带回来？”

“没有。”

女儿的表情确凿无疑，苏桂英彻底失望了，把手里的一把菜扔进水盆，直起了身子。

“你怎么那么笨呢，连需要带钱的事情都不知道？人什么时候也离不得钱啊。那个坏人有钱，怎么不给他要？他的钱都用在别的女人身上了，哪怕要几块钱来也是好的。开门就要用钱，家里没钱呀……”

她一连串说了许多个“钱”，似乎小女儿应该是个钱罐子。当然，她的本意不是针对女儿，而是怒怼那个坏人。作为亲爹，应该让出远门的女儿带上足够的钞票，却忘记了女儿此行是偷着跑回来的。

端木槿坐在小矮凳上很久没有动弹，垂下了头。

苏桂英一生不曾提及这个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坚持多年给上海寄钱。也许在她看来，三块五块不值一提，或者三块五块对于独自享受父亲金钱的三丫头根本不是事儿，如同冯氏说的“整天跟着吃香的喝辣的”。更或许花掉那些大用不中小用记不住的三块五块转身就忘了，就像每天有人给烟纸店送钱，花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哪张钞票出自哪位客人的腰包。钱嘛，只要有的花，花谁的都一样，唯一担心的是有人进了门却掏不出钱。

关于钱的事，母亲之后再没有问过端木槿，她相信这不是个会撒谎的孩子。但母亲一句“家里没钱呀”，对初到上海的端木槿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腔还没有升到最高温度的热望和刚刚才有的亲情体验顿时降温了，降得比一夜大雪还快。这是她一路千想万想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一路只想着见到家人时的激动和兴奋，不料却是尴尬和羞臊。她想的是她的悲喜，而家却有家中的悲喜。她想亲娘超过了一切，而亲娘想钱比想她更甚。这个家是那么地穷，穷得完全超乎想象。她没有带钱来，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带钱，却不知在中国最大的城市里拉个屎也需要花钱。母亲那么渴望她掏出一沓人民币来，可是她连一个最小的硬币也掏不出。她突然有些疑惑：这是她的家吗？

她开始有些相信了父亲的话：你妈谁都不认，只认钱。

她走到门外，再一次抬头盯看门牌号码：中山北路126号。确凿无疑，是她的家呀。

午饭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进行，苏桂英为了欢迎小女儿的到来，在豆腐、鸡肠、鸡毛菜之外又加了一碟萧山萝卜干。柜台就是餐桌，大米饭冒着腾腾的热气。母亲一边用筷子往小女儿碗里夹菜一边遗憾地说：

“就差你们大姐了，她回来咱们这个家就团圆了。”

这句话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应，好像母亲口中的大姐是马路上不相干的人。一场宴会风卷残云很快结束，那盘鸡肠被消灭得最快，大肚子汉端木宝把碟里腥臭的汤水都倒进碗里搅巴搅巴全吃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