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山北路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有根和电线杆并立在一起的水泥高杆，杆子上挂一口巨大的圆形钟表。站在很远的地方便能看清上面的时针和分针，类似外滩上那口著名的大钟。这口立在拐角处的大钟两面都有显示，人们无论站在哪个方位，都可以看得准确无误。上海就是上海，便民设施做得如此细致。居住在棚户区里的人家都没有手表甚至没有闹钟，中山北路不知有多少人是看着那口巨大的路钟长大的。

烟纸店的方位太好了，正与钟表相对。无须出门，隔着玻璃拿眼一扫，就能扫得清清楚楚，好像是他们家的大钟。时针指向了夜间十点，喧嚣了一天的马路终于安静下来，路人稀少得几乎不见。

“打烊吧，”苏桂英叹了一声，“没得生意了。”

一扇小小的独门关上了。

阁楼板底下吊着只十五瓦的灯泡，主要用来照耀柜台，余光和窗外路灯的光亮混合起来可以波及阁楼。摘下那架挂在墙上的小小木梯，四兄弟姐妹依次爬了上去。端木槿自然爬在最后，人刚要进去，头上却挨了重重一撞，撞得差点儿从上面倒翻下来。她捂着生疼的脑袋观察环境，原来阁楼的入口只有一米多高，越往后越低，呈锐角三角形。人钻进去直接躺在楼板上，就像木匠往缝隙里塞木楔。被子是横着盖的，弟兄俩一床，姐妹俩一床。另外三位躺倒便鼾声响起，端木槿却睡不着，不习惯呀。凤鸣中学虽然也是头朝外的大通铺，但尚分个男女生宿舍，而且上方空间很大，可以站起来跑遍所有的床铺，无须担心撞头。上海却男女通铺还挤得罐头鱼一般翻身都困难，最高处也刚够坐起身，半夜里需要起来解手怎么办？只听说东北一家人睡在一个炕上，却不知上海也是如此。她暗自庆幸向刘兰讨要了一条裤衩，不至于在众人面前出丑，不然真要丢死人了。她听见母亲在下面支铺的声音，探出头去瞧瞧，母亲正在打开一张小小的帆布折叠床，柜台里面的那点儿空间刚好容下。母亲长长叹了口气，然后扯开一床很好看的玫红色的花被子，大概想拉被子上身。谁知被子在空中一抖，变戏法似的落到身上却成了一堆破棉絮。棉絮呈暗黑色，不知用了多少年头了，滚得一个蛋一个蛋的，就像一大堆脏兮兮的肥皂泡。端木槿还在惊愕，一只手从破棉絮里伸出来扯住灯绳，“啪”一声，屋子里黑了。

怎么回事？那床好看的花被子哪里去了？

但是太累了，没等想明白人就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她又醒了，是痒痒醒的。全身奇痒入骨，还有什么东西在身子下面明显地拱动。她摸着了一个软软的扁豆粒似的小东西，想扔出去，但没地儿扔，就在手里使劲捻了一下，好像有液体被捻出来，湿湿的。接着又摸着了一个，又捻了一下，又有液体出来了。什么玩意儿？不知捻了几个，困极了又睡着了。她开始做梦，梦里有一个椭圆形的物体，起初鹅蛋那么大，赭褐色，上面有几道弯弯曲曲的纹路，像陀螺又不像陀螺。那东西突然旋转起来，越旋越快，越旋越大，并发出咝咝的怪声。弯曲的纹路变得像神怪的画符，终旋成一个可怕的黑洞。洞口似乎有着巨大的吸力，她在身不由己地向里跌落。她惊恐极了，也就吓醒了，浑身冷汗津津。那个椭圆的物体透着无尽的邪气，醒后仍然心惊肉跳。她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噩梦，更不知道它折射着什么或预示着什么，只是本就不安的心更加惶惶不安。

身下又有东西在蠕动，痒得恨不得把皮肉都抓下来，像被一万个虱子在群起攻击。

二姐端木卉被弄醒了。

“做啥呢？好好困觉！”

二姐不满地斥责。

夜间没有睡好，早晨醒来的时候已经天光大亮。端木槿一骨碌坐起来，惊道：“坏了，上操迟到了。”

二姐笑道：“上什么操？这是上海。”

她这才明白过来，她没有睡在凤鸣中学的女生宿舍而是睡在上海的阁楼板上。幸亏个子还没长得太高，不然刚才这一下猛坐肯定又把脑袋碰着了。

于是四人像串在一起的大鱼从上面依次下来，小木梯吱吱地发出一串不堪重负的声响。

洗脸的时候，端木槿发现两手都是血。捋起胳膊看到无数圆形的小红点，依然在痒。

端木卉瞧了一眼，“臭虫咬的。”

“有臭虫？”

“当然有臭虫。”

“为什么不咬你们？”

“臭虫咬生人。”端木卉嬉笑着轻描淡写。

臭虫会咬生人？它们也和祝氏的大妮二妮一样吗？端木槿心中很是忿忿。

下午，端木卉带回一个小口的玻璃瓶子，让妹妹打开头发坐在矮凳上，不由分说按住她的脑袋便将瓶子里的液体浇了上去。

端木槿“嗷”一声往起站，大叫：“什么东西？”

“火油。”端木卉努力企图再把她按下去。

“什么火油，是洋油！”端木槿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

“洋油火油都叫煤油。”

端木卉一面迅速地揉搓妹妹的头发，一边不停地往上浇。端木槿挣了几挣还是站了起来，但站起来了还在被浇，因为二姐的个子比她高。

“干吗倒我头上？”

“消灭你头上的虱子！”

“别管我的虱子，消灭臭虫去吧。”

“臭虫是没有办法消灭的，只能消灭你头上的虱子，不然会跑到别人头上去。”

端木槿气得几乎要哭了，煤油味太难闻了。浇完了还不允许马上清洗，后来清洗也清洗不净。那么长的头发，浇上了那么多的洋油，熏得她好几天直想呕吐。

再后来想想，北方大批生虱子，南方大批生臭虫，全国都在大规模消灭四害，为什么不把这两害也算在其中呢？

虱子多了不咬人，臭虫咬人可是很厉害的，一个个能把肚子吸得溜圆，通红通红的有黄豆那么大，可恶极了！

端木槿来上海已经十天了，除了帮助母亲扫地擦柜台什么事儿也没有，闲得骨头疼。母亲不让她买小菜说她不会挑拣，不让她接待客人说她不会劝人买更多的东西，甚至不让她生炉子说她生的炉子费引火柴。用北方人的话：一分钱掰做四瓣花。倒是每早晨让她去倒马桶，而那是她最不愿意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她提着马桶往公共卫生站走，要路经一个很臭很臭的垃圾箱。早晨是上海人倒垃圾的高峰，各种脏物一直摊到路面上。还要经过一个小便池。第一次从那儿过的时候吓得她几乎落荒而逃，满满一排男人站在那儿哆嗦着撒尿。遮挡在他们前面的只有半堵短墙，身后则人来人往，几乎擦着了衣边。她以为这些人是疯子或者流氓，后来知道不疯也不流，只是这个时刻大家都需要方便而棚户区没有足够的相关设施，只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后来发现别说小弄堂，就是较大一点的马路边，也有这种便池，人们照尿不误。最不能容忍的还是倒马桶，黄色的粪便在眼皮底下哗哗倒出，一口气憋不住就要呕吐。她在劳动课上也掏过厕所，可凤鸣中学那是一小堆一小堆带着泥土的，不像这样连稀带稠一大缸。然后就是刷马桶，上海的主妇们在路边一溜长蛇阵排开，长把竹刷在马桶里搅得飞快，到处都是“吱啦吱啦”的尖利声，好像开展刷马桶大竞赛。马桶成了端木槿最大的难题，她不仅不愿倒马桶而且不愿上马桶，即便晚上关了门也不行。坐上去拉不下来，拉下来也会溅到屁股上。可是公厕那儿又非得交一分钱，她也不愿意每天伸着手向母亲讨要。母亲对她跑公厕已经很不耐烦：“放着马桶不用用公厕，啥个毛病？”

早饭以后，苏桂英又坐进了柜台，眼巴巴地瞅着门口，盼望能够多走进几位客人来。家中多了张嘴，她真的太需要钞票了。

端木槿小心地靠了过去，动了几次嘴唇，终于问出一句憋在心里的话。

“妈，什么时候送我去上学啊？”

“什么？”

“上学啊。”

“上学？”

“嗯，我得赶快去上学，时间长了，功课会落下的。”

苏桂英睁大了眼睛，脸上肌肉抽动，由吃惊变苦笑，由苦笑变无奈，最后变成一缕夸张的自嘲。

“孩子，你以为还是在凤鸣镇啊，你以为咱们家是上海市委机关啊，咱们能到哪儿去上学？”

端木槿大吃一惊。

“我初中还没有毕业呢。”

“能上到初中就不错了。你大姐小学没有上完，你哥哥好容易小学毕业，只有你二姐才上到初中。”苏桂英叹着气，心想上到初中有什么用？只会坐在家中吃白饭。

“我将来要当大学生的！”端木槿二目圆睁，出言铿锵，好像那是铁定的事情。

苏桂英哭笑不得瞧着女儿，真是个山东小侉子啊，竟然敢说当大学生，整条中山北路也没有几个大学生！

“你投错胎了，应该生在小开家里当千金。”

苏桂英用一根指头反手指了指身后，身后这家就是小开，所以才有高大的墙壁让他们依傍。

端木槿几乎要哭了，大声嚷叫：

“我不管，我就是要去上学！”

苏桂英又叹了口气，如果有足够的条件，这丫头将来也许真的能考上大学，可惜她生在了烟纸店。

“不是妈不让你去，是没有地方上呀。你连户口都没有，到哪里去上学？”

“那你赶快去给我迁回来呀，你不能不让我上学！”

情急之下的端木槿发火了，她是很有理由的。谁做的事情谁负责，谁犯的错误谁纠正，凭什么不让她上学？又不是她要迁走的户口！

苏桂英一时语塞，但这一切能怪当妈的吗？她也万般无奈啊。怪只怪他们的爹，那个该死的坏人端木路！

“孩子，咱们慢慢想办法，你别着急。先把临时户口报上，不然你连住在这里都不合法，被民警查出来就不好了。”

两行长泪从端木槿脸上淌下来，她站在那里两手抱着自己的书包，双唇紧闭，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模样。

“闪开门口，挡住外面了。”

苏桂英耐着性子对她说。

“我不管，我要上学！”

“上学也不会今天就去上啊，你先闪开门口，不然生意不能做了。”

苏桂英还是尽量地按捺着急躁，烟纸店就这么一点儿地方，人站在那里把整条路都挡住了。

可是端木槿不动，固执得像石头，什么也不听。

“我要上学！”

苏桂英只好走过去费力地把她拉到一边，恰有人进来，买了一包火柴。老板娘急忙笑脸相迎，临走还恭送一声：“慢慢走！”

买火柴的人头也不回地走了，压根儿不理睬那句客气话。被拉到一旁的端木槿却又站回了原来的地方。苏桂英朝她直皱眉，这事如果放在当年的大女儿或二女儿身上，早一个嘴巴子甩过去了。可是小女儿刚来，不能对她太凶，她在山东已经吃尽了苦头。

“来，到妈这里来，有好东西给你吃。”

苏桂英从柜台的最底端拿出一个圆形的铁盒，铁盒很有年头了，锈迹斑驳。她打开盖子，取出一块白色的膨化年糕，朝小女儿摇了两摇，像逗引小狗。盒子里还有一点点桃酥云片糕之类，苏桂英有夜间饥饿的毛病，吃上一点就缓解了。可是不容任何人染指，以致有的东西存放好多天，直到生了霉变了味才会拿出来对孩子们进行赏赐。

可是端木槿看到那块膨化年糕却更加生气，她是三岁小孩吗？即便当年扎着羊角辫打场子卖艺的时候也从不下贱。

她转身跑出去了。

苏桂英没有去追，喊都没喊一声，跑不掉的，她还能往哪里跑。

端木槿的确没的地方可跑，跑出一段脚步便慢了下来。哪儿是学校啊？上海这么大，学校肯定很多，可是能到哪儿去上学呢？一种迷路的感觉沉重地笼上心头。但是她必须上学，不上学岂不全完蛋吗？一切的一切都建立在学习之上啊。她紧紧攥着胸前的书包带，好像攥着唯一的生命线。多少年的苦读，多少年的努力，从学前开始，都在为将来做着准备。而她的将来在所有人看来都那么地不可限量，怎么能不上学呢？除非地球停止转动太阳也不再从东方升起。

可是学校在哪儿呢？她停了下来，脚蹬着马路牙子茫然四顾。上海很大，上海人很多，上海的人体面又礼貌，可是没有一个人关心她。在凤鸣中学的时候，有了困难老师和同学们都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而拼命回了家，家人们却让她孤立无援了，她的家和秦越凤华刘兰她们的家不一样啊。

她就这样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东张西望，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得肚子饿了，走得腿发软了，也没有看到一个挂着中学字样的大门，即便看到了也走不进人家的教室呀。

只能慢慢地再走回来，因为肚子饿了。大饼摊倒是路过了几个，但掏不出那几分钱。

家到了，两腿并不想迈进去，她已经不喜欢这个家了。一阵自行车铃响，是邮差。邮差从绿色的邮包里拿出一个白色的信封，高喊：

“端木槿——”

她吃一惊，本能地接了过来。只往信封上扫了一眼，就知道是秦越写来的。秦越的字又黑又脏，总是被她笑话。可现在顾不得笑话，像得了救命符一般急急打开。还没看完，却发出“哇”一声哭叫，把过路人都吓了一跳。她扭头跑进门谁也不看直接爬上梯子，一头钻进了阁楼。

“怎么啦，三丫头？”

这举动让苏桂英也大为吃惊，站在下面高声问。

楼上只有哭声。

“上不了学就不上呗，值得这样么？你姊妺五个没有一个高中生，这条弄堂里也没有出过大学生，不都活得好好的！”

苏桂英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劝解还是在批评。

楼上只有哭声。

秦越在信中说，第二天学校就追究那件事，教导处祝主任对全宿舍女生挨个儿查问。王凤华叛变了，第一次审问就交代出全部过程。而她因为不肯承认错误受到警告处分。她在城里工作的爸爸把她捆在树上用皮鞭打，说她无法无天。她说，她几乎不能继续上学了。

灾难哪，越墙出走的那一刻根本没有想到短短十几天就全军大溃败！

端木槿在阁楼上一直打着滚儿哭得稀里哗啦，哭到家里人都进了门才勉强止住悲号。母亲在下边“当当”地敲着碗边，意思唤她下来吃饭。她听而不闻，只是抽泣着想：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她们三个都该怎么办呢？

她没有吃那顿饭，那顿饭也没有因为她不吃而剩下一点点儿。

又是几天过去了。

苏桂英坐在柜台里愁眉不展，越来越懊悔当初没有去国营商店。国营店工资虽然不高但起码有保障，不像现在每天都在担心生意不好。烟纸店的生意不仅因为店面太小，而且在全国性的经济萧条中上海人也缩减了开支，香烟吃得少了，高档烟更没有人买；茶叶吃得少了，没有了那么多油水需要消化；连信都少有人写了，人们似乎都变沉默变懒惰起来。老板娘口袋里没有钱，买回来的全是垃圾菜，鸡肠子也不再买。今天是交水电费的日子，拿什么交？水电费不能不交的，那事情比停一天伙食还要严重。门口一暗，她条件反射地抬起头来，心中既惊慌又期待。惊慌的是怕收费人上门，期待的是来个大客户，一下买走几条香烟和几刀草纸。可是进来的既不是顾客也不是收费人，而是张海的老婆。

张海因为当初太不收敛被政府弄到青海改造去了，他的老婆顶着坏分子家属的帽子做了清洁工，扫马路扫累了就到烟纸店里歇歇脚。能经常来烟纸店白相的人也就是扫马路的捡垃圾的小菜场里摆地摊的以及无业中老年妇女。上海的女人再老也称呼为“小姐妹”，老板娘会热情万丈地招待这些小姐妹，最高规格是一杯白开水。老板娘说“冷水要人挑，开水要人烧”，这年头一杯白开水就算不小的体面。

张海老婆把大扫帚竖在门外，拍拍身上的灰土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长凳上好像永远不准备再站起来。她凌晨四点就上了路，包着农妇似的大头巾戴着铁匠似的大手套，累得骨头大幅度弯下去像驼背老太婆，她其实才刚刚四十岁。苏桂英倒了一杯水，张海老婆忙摘了手套接住，她摘了手套的手还是有着几分白嫩的，于是两个人的闲话也就开始了。

“张海还好吗？”

“啥人晓得这个死鬼，害得阿拉娘儿几个苦死了。”

“你比我还算好的呀，每个月总算有工钿拿。”

“三十一块铜钿，四张嘴巴，能吃啥好东西。”

各有各的苦楚，相互倾倒。张海老婆瞧了瞧门外。

“侬小女儿回来了？”

“回来了，和伊拉爷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写了封信要回来，我就让她回来了。”

“伊没户口，哪能个办？”

“不晓得呀，我也在发愁呢。”

小女儿刚来时的那份惊喜在短短十几天内就被空米缸和空菜篮击垮了。老板娘已经开始懊悔不该让她回来，多一张口就多一只碗，原本家里的几只碗已经盛不满，再来个没户口的，还是正长身体的时候，拿什么养活她？还天天吵着要上学，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你小女儿的面孔生得蛮好看的。”

张海老婆依然望着门外，端木槿坐在门口的矮凳上，半面脸正映着上午灿烂的阳光。

“好看有啥用？又不是过去。过去你的面孔好看引得男人都抢着送钞票，现在你就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也没有人给你送钞票了。”

她们经常这样开玩笑，没有什么可乐的，就拿自己取乐。

张海老婆叹了口气，一时不再言语，陷入对往昔风光的回忆。

“嗨，我说，”苏桂英凑近一点触了触她的胳膊，“调点粮票好勿啦？”

张海老婆警觉起来：“侬想做啥？”

“今天才二十四号，粮票就没得了，把下月的调几斤给我。”

苏桂英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那是上海居民粮票。和豆制品券一样的格子纸，各有各的量额和月份，需要多少撕多少。

“最多五斤，我们家也不宽裕。”

张海老婆也从衣袋里掏出格子纸，双方各自小心地撕下一小块来，手递手交换着。

“还是你好啊，你生的都是女儿，吃不多，哪像我两个儿子顶五张嘴巴。”苏桂英叹着气，“又来了个没粮票的。”

张海老婆白了她一眼，发出一声讥笑。

“你忘了你生儿子时候的模样了？就像当了皇后娘娘，雇了两个娘姨来伺候月子。你那儿子宝贝得来，别人看一眼都不可以。女儿倒像垃圾货，还没生出来就想往外倒，如今却又说女儿好了。”

“唉，”苏桂英重重地叹着气，“儿是冤家女是债，三辈子修个绝八代。”

的确，苏桂英现在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都不喜欢了，真的没有办法了。她可以把奶水分给大儿子和小儿子，而让刚刚出生的小女儿喝稀粥，可如今早已经没有了奶水，有奶水儿子们也不要喝了。

张海老婆继续去扫她的马路，烟纸店老板娘看一眼十字路口的大钟，自言自语道：“该做饭了。”

于是把女儿叫进来。

“拿只面盆去粮店买三斤米。”

母亲递给她五毛钱和三斤粮票，用一种生硬的类似发火的口吻说。这种口吻并不代表情绪恶劣，只是一种习惯，老板娘对自己的孩子一向颐指气使。端木槿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她从小没有跟着母亲，不习惯这种交流方式。

“记住，买洋籼米，不要买大米！”

端木槿点点头，出门了。

穿过马路，再拐一点弯，就是家粮店，端木槿把钱和粮票递上去。

“三斤——洋籼米。”

她差点忘了母亲的嘱咐，搞不清大米和洋籼米的区别。售货员称好米的时候吩咐一声：“接牢。”

她不明白接牢什么意思，鲁西话脱口而出：“接牢什么？”

售货员笑了：“山东小侉子啊，接好米。”

售货员朝一个漏斗形的铁簸箕做了个示意，簸箕口朝外。她急忙把盆接到口上，“哗”一下就完了，还没来得及眨眼。

端木槿往盆里瞧瞧，就是大米呀，为什么叫洋籼米？

米买回来了，苏桂英一边洗锅一边吩咐女儿：

“拿只揩布过来！”

端木槿直眨巴眼，“揩布”是什么？但不愿再问，问了又会挨熊。好好说话不行吗，为什么非要恶声赖气。苏桂英回头发现女儿还在发愣，真的不耐烦了。

“拿揩布呀！”

“揩布……没有找到。”

“不就在你手边吗？十三点！”

端木槿这才发现柜台上有块抹布，急忙拿来递给母亲。

“笨得来——”

母亲连连摇头。

端木槿很是有些委屈，自从来到上海，好话没有听到，听到的就是“笨得来”或“十三点”。第一次听到喊她“十三点”，她还真的抬头看了一下大钟，这不十点还不到嘛。她承认自己一根筋，不是那种心思灵活得转轴似的人，可也不至于事事都笨啊！小学一年级就当班长，一直是重要的学生干部，长这么大听到的都是夸她聪明伶俐，从没有人说过她笨。不就是块抹布吗？抹布为什么叫揩布？傻瓜为什么叫十三点？十三点就是下午一点，国际上明文规定的，与傻瓜有何干系？她突然想起了父亲，父亲虽然罪不可赦，可是父亲同任何人说话都和和气气的，从不高声。鲁西人称他“很江湖”，母亲说他“狡猾的老鼠”——他属老鼠。老鼠固然不好，但狡猾的和气也比不狡猾的恶声赖气好吧？端木槿似乎找到了一点父母不和的原因。

中午吃饭的人都回来了。

上海人的钢精锅在端木槿眼里就是只大海碗。鲁西人家用八印大铁锅，垒进灶台从不往下端。端木槿用过的小三印只是一般人家的炒菜锅，属最末等级，但也比上海最大的钢精锅大了两倍。所以每到吃饭的时候总等别人盛完她再盛，并且不敢像别人那样把饭培得高高，只盛在碗沿之下。上海的碗本来就小，再不盛满也就只有两大口。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没有油票没有糖票没有豆制品票没有肥皂票没有在上海生活的一切票券，吃的是别人的食品，用的是别人的物品，她很是心虚。她只知道远在鲁西的清水县吃不饱饭，哪知道上海这么伟大的城市也闹饥荒。而且烟纸店因为她的到来更加重了饥荒。她感觉自己成了乞丐或小偷，在偷分人家的东西。每每端起碗来便一句话不敢说，一点动作不敢做，一边吃一边小心地观察着情况。可是大家并不观察她的情况，风卷残云各吃各的。很快就会听到铲子刮锅底的声音，最后当啷啷一长串刺耳的金属声响，连锅带铲被摔在柜台上，摔得蹦上几蹦。她明白了，家中所有钢精制品、铝制品、搪瓷制品都有密密麻麻的坑点，都是这样摔出来的。上海人叫“掼”，不叫摔。掼也好摔也好都不是好作风，老师要求学生言谈举止必须文明有礼，他们家不讲文明礼貌。苏桂英经常拿着这些东西去街头补洞或者换底，可是在她的带领下全家人一如既往地掼或摔。当锅里的饭明显不够吃而又有人把锅碗铲子掼得叮当作响的时候，端木槿的心就一抖一抖抖个不停，每一下声响都如同直接敲在她的头皮上。她吃的每一粒米都是别人的，而人人都在吃不饱，她成了罪恶的剥削阶级寄生虫——如同床缝里的臭虫。

端木槿买回米的那天中午，烟纸店长子端木宝打开锅盖，不满地耸耸鼻子，把锅盖掼到柜台上。不锈钢锅盖在玻璃柜台上滴溜溜转了许久才终于停住。端木宝生下来就是烟纸店里的皇帝，地球围绕他转，如今长得孔武有力，更成为这个家庭的霸主。

“就不能烧顿大米饭吃吗？老是洋籼米，难吃死了。”

端木小弟也把碗往柜上一掼，这是二大王。虽然不像哥哥那样霸道全家人谁都敢打，却是最受母亲呵护的花蕾，和哥哥一样均享着这个家庭的雨露阳光。

“不吃了，我也要吃大米！”

只有端木卉看也不看他们，自顾往碗里盛饭。

“不吃白不吃，最好晚上也不要吃，剩饭还够我们吃一顿。”

苏桂英发火了，她也受不了两个宝贝儿子的挑剔了。

“有洋籼米吃就不错了，恐怕哪天连粥都喝不上！”

两个儿子却一点不买她的账，她只不过是儿子们的奴仆，儿子们一起用筷子敲着碗边叫：

“吃大米，吃大米！”

端木槿小声问二姐：“这不是大米吗？”

二姐笑了：“真是个乡巴佬，这是洋籼米不是大米。洋籼米两头是尖的，大米是圆的；洋籼米涨饭，大米不涨饭；洋籼米便宜，大米价格贵。”

端木槿再去粮店买米的时候站在米箱那儿仔细比较，果然一种两头圆圆透着晶莹的光泽，另一种则两头尖尖白得发死没有一点透明度。后来知道其实是两个品种，一种劣质一种优质，一种是早稻一种是夏稻。而鲁西人把所有白色的米都叫作大米，难怪人家叫她乡巴佬。她突然感到自己与上海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人家是上海人，自己是山东人。人家再怎么吃不饱也是上海人，而她再怎么不喊饿也是山东人。无怪连看厕所的和米店售货员都乜斜着眼睛叫她“山东小侉子”。

弄堂口的小孩们有时看到她也会拍了手唱：

山东人，到上海，

上海闲话讲不来，

米西米西炒韭菜……

可是凤鸣镇上的人却喊她“上海小三妮”，她究竟是上海人还是山东人？

有一点无法回避：“上海闲话”的确讲不来。

那天晚上，她没有吃晚饭。饭快好的时候悄悄出去了，希望自己最好永远不要出现在饭桌上。

上海的晚上没有月亮，上海的月亮被路灯吃掉了。

路灯变魔术一样把她的影子时而压短时而拽长，无论短短长长总是和她的脚步一样沉重迟缓。

烟纸店东边有座桥梁，桥是分水岭，把这一区域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桥南通往繁华闹市四川北路，桥北通往十几里外的郊区乡村。走到桥上的时候，想也没想就拐向了通往郊外的小路。

这条路沿着桥下的那条河。

上海的冬季也是很冷的，夹带着浓重的阴湿，骨头都似乎浸泡在冰冷的水里。为了努力把自己打造得更接近上海人，端木槿已经把肥大的棉裤拆掉了，坐在阁楼板上闷头缝了一天，改成了夹裤。夹裤让她多少改变了一点山东小侉子的形象，但是好冷，空着肚子走在晚间的河边更冷。她没有因为冷而停止脚步，好像那瑟瑟发抖的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

这是城市的边缘地带，属苏北人聚集地。解放前上海的苏北人大多是出苦力或要饭来的，说着“孩子”与“鞋子”不分的江北话，最为正宗上海人所鄙视，是棚户中的棚户。但棚户也是上海的棚户啊，线杆上总会挂几盏打着罩子的路灯，所以这条沿河而伸的小路上同样没有月光。自从来到上海，端木槿从小形成的抬头看天低头看影进而判断时间的方法不灵了。不过此时也无须知道准确时间了，她已经不用再催促大家“快点快点要迟到了”，不再是朝气蓬勃的凤鸣中学的学生，更不是升国旗唱队歌的少先队大队长。她慢慢移动在那条陌生的小路上，河水墨汁一般地黑，还散发着阵阵垃圾的酸臭。水面上停靠着几条船，船头上装载着没有卸下去的垃圾。端木槿不理解垃圾船上怎么能够住人，而船舱里分明透着灯光，还有妇人往河里倒水。倒完水没有即刻回舱，站在船头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端木槿似乎受到传染，也随着那妇人叹息了一声。

她木然地走着，一幕幕凤鸣中学的场景清晰地甚至放大了出现在眼前。学校虽然贫穷，虽然啃着又黑又硬地瓜秧子面做成的黑卷子，但依然有歌声和笑声，不乏少年人的欢乐。大家饿得睡不着觉的时候，会爬起来挨个儿床铺搜索可吃的东西。有时会找到一块生红薯，有时会找到半块黑窝窝。不管谁的藏品，只要搜出来便成为公共财产。有次竟然找到了一块半个拳头大小的花生饼，全宿舍都像找到了金矿一样欢欣鼓舞。那种食品太高档了，闻一下都是享受。但是被榨尽了油汁的饼子太硬了，石头一样刀子都划不开，只好直接下嘴啃。你啃一下我啃一下，每下只能啃落几点芝麻粒似的渣渣。那块花生饼最后是在众人的口水里泡开的，真香啊，一辈子忘不了那种美味。还有自由与平等，所有人一个等级，都是同学。宿舍里可以光着屁股从东铺跑到西铺，没有谁笑话谁的脊梁黑，也没有谁笑话谁的腚帮瘦。有空的时候，相互扒拉着头发逮虱子，逮一个挤死一个，挤死一个消灭一个敌人。逮的人很有成就感，被逮的人很有享受感，就像一群相亲相爱的山猴子。而且女生不惧怕男生，有次午饭后，男生把班里唯一的饮水桶抬到他们宿舍去了，女生“嗷”一声又抢了回来。秦越叉着腰断后，朝男生们大吼：“看谁敢咋着你女爹！”尽管抢回来的不过就是半桶伙房里蒸干粮的馏汤水，比尿都黄，但无比骄傲，因为女生战胜了男生。化学老师说长期饮用这种水会致病，但化学老师喝的也是这种水。大家围着桶嘻嘻哈哈地喝，喝完了一抹嘴，大叫：“酒足饭饱也！”现在想起来，那种感觉有着天堂一般的快乐。而秦越那句“谁敢咋着你女爹”也从此成为经典，为所有女生所效仿。与男生发生矛盾的时候叉着腰吼一声，男生就会望风而逃。女生需要洗头的时候，则溜进班主任刘老师的宿舍，熟门熟路地从一只罐头瓶里往手心上倒碱面。倒好了矮着身子憋着笑就跑，好像偷老师的碱面是一种有趣的游戏。老师从未问过碱面怎么少了，好像那个玻璃瓶里的东西就是专为女生们准备的。

还有学校里的那口大铁钟，由一个炮弹皮改造而成，倒挂在树上像个巨大的人参果，比中山北路上的大洋钟强多了。中山北路上的大钟只能告诉人们几点几分，而那口大铁钟不仅标着时间，还会用语言告诉大家该做什么事情：上三、下二、预备一。一下一下地响，是预备铃；三下三下地响，是上课铃；两下两下地响，下课了，校园里一片欢腾。他们常常站在下面抬头仰望那个黝黑的炮弹皮，猜测是解放军打出的还是国民党打出的。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就是在这里开的第一仗，学校每年都会请当时的战斗英雄来做报告，激动人心的战斗故事让师生们热血沸腾。清水县的人们还会把一些水浒内容添加进去绘声绘色地渲染。说邓小平刘伯承就在附近的一座破庙里指挥作战，国民党的炮弹飞蝗一样往这儿打。外村的人都说完了完了，那个地方连块完整的瓦片也不会有了。可是村里人却说一发炮弹也没有打过来，连蹲在窝里下蛋的母鸡都没有惊动。有个国民党的俘虏兵解释说：不是国军打仗不行，是这个地方有神仙护佑。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半空里有两个神人，一个持朴刀，一个持两把板斧，把那边打过来的炮弹又全都给拨拉回去了，所以他们才败了。人们便说这两个神人是宋江和李逵，宋江要保护家乡，李逵要保护宋江。民间甚至唱起了歌谣：宋江李逵显神灵，拨拉炮弹护刘邓。打打土，拍拍腚，遭殃军，死个净。

清水的点点滴滴都在心中鲜活起来，端木槿这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热爱鲁西平原热爱她的凤鸣中学。如果说刚离开的时候感觉还是在学校里，那么现在真的感到山南海北天各一方了。水不是北方的水风不是北方的风，人不是北方的人物不是北方的物。亲爱的家乡啊，真的离开你了，远远地离开了，看不到也听不到了。她面向西北望着苍茫的空间，两行泪水汹涌地流了出来。没有离开那儿的时候，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是现在连一根长在瓦楞上的狗尾巴草都成了深深的思念。她想秦越想刘兰想王凤华，想拉着她们的手一起唱歌一起吃饭一起蹲厕所。想全班同学，连班里两个永远考不及格让她嗤之以鼻的男生都在心中变得亲切可爱起来，那棵只剩下几根秃枝的歪脖子老树也要比上海的霓虹灯美丽许多。

更想班主任刘老师，刘老师允许她们偷碱面洗头而不往她们头上浇煤油，刘老师总是用他异常秀气的手指轻轻指点学生的作业，而不是恶声赖气地骂“十三点”。她对不起刘老师，不辞而别，对不起母校——啊，怎么想起母校这个字眼儿？是的，是母校，一切成为过往了，再也回不去了。不仅回不去，连哪儿的学校都不能上了，她将要告别学习生涯，再也不是学生了，一切不幸被秦越言中了，而且连累到了秦越和王凤华。

一想到秦越被父亲捆到树上挨打，她的泪就簌簌地往下淌。凤华也肯定受到了过度惊吓，不然绝不会出卖她。她该怎么样才能弥补她们？什么法儿也没有哇，连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如今的她哭都找不着地方，只能跑到这黑漆漆野茫茫的地方来胡思乱想。最让人伤绝的还是不能上学了，工作更休想。二姐地道的上海人也只能做待业青年，她还有什么指望？是她错了吗？

可是，她没有错啊，家就在这儿啊，回自己的家有错吗？

究竟错在哪里了？

错在没有粮票、没有布票、没有油票、没有糖票、没有肉票、没有豆制品票、没有肥皂票、没有棉花票……没有种种票证！而在来此之前，哪里知道世界上除了钞票之外还需要有这许多的票票！

但是，追根究底她也是上海人啊，和所有的兄弟姐妹一样呱呱坠地在三阳路，怎么成了连“洋泾浜”都算不上了的乡下人呢？直到现在她也不能肯定自己三岁的时候究竟为什么被带往山东，也不能肯定七岁的时候又是为了什么从地道的上海户口变成了凤鸣镇凤北大队的户口，父亲和母亲的话她都已经不十分相信。她并不在乎自己到底是山东人还是上海人，而是在乎没有粮票没有油票没有布票没有豆制品票，没有这些票就不能上学不能吃饭，就得忍受铲子刮锅的声音无情地敲打着她的头盖骨。

全家都在吃不饱啊。

他们是正宗上海人，而她是山东小侉子。

路灯到头了，前面是个模糊的村庄，已经走出市区。村庄没有犬吠也没有人声，南方不像北方那样热衷于养狗，也不像北方的大街隅首里有瞎子说书。这样的冬季里，鲁西平原上会有盲艺人拉着单弦说书唱戏，粗犷沙哑的说书声让村人们在露天地里一动不动坐到半夜。那是多么亲切的乡音啊，再也听不到了。此时的她很冷，很饿，很累，很无助。如果这个村庄上有一盏灯是为她亮着的，有一扇门是为她开着的，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她会毫不犹豫地跨进去。哪儿是人类的家？有光明有温暖的地方就是家。一部破自行车曾经是她的家，一间租来的房屋也曾经是她的家，学校更是她的家。可是现在什么都远离她而去了，只有眼前这个陌生的哪扇门都进不去的小村庄。

端木槿站在那里徘徊彷徨，该走向何方？虽然想念北方，但凤鸣镇是不可能再回去的，好马不吃回头草。不会再去遭受那种屈辱，不会向父亲屈服，也不能让冯氏大妈见笑。大妈虽然一度同情过她，但本质上仍属天敌，天敌之间的矛盾永远不会真正化解，如同她与那个拔牙的女人，这点她心中非常清楚。

十三岁的初中女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往哪儿偏一步都会改变将来的命运。只是感到126号的饭吃不得了，自己就要饿死在上海街头了。

那天夜里从郊外回来的时候，路边的大钟已指向凌晨两点。她推推烟纸店的门，门开了，给她留着。她悄悄走进去，母亲在柜台里面的帆布床上迷迷糊糊问了声“回来了”，接着又睡了过去。这声无关紧要的“回来了”还不如不问，不问心里还有些平静，一问更觉得这不是她真的母亲。她慢慢地爬上阁楼，路灯的余光隔着窗子透进来，看得见上面模糊的情形。没有她的空了，哥哥姐姐和弟弟睡梦中把她的那块地挤没了。特别是小弟，胳膊和腿无状地摊开来，还打着细细的鼾。这些天他们可能没有这样舒服地睡过觉了，今夜终于有了机会。她两只脚踩在梯子上，没有勇气去把小弟挪开，这本来就不是属于她的地方。她又慢慢爬了下来，爬到最下面一级，回身坐在梯凳上，缩成一团一动不动。她坐的那个地方和母亲只隔着一道柜台，能清晰地听到母亲的呼吸，帆布床嘎吱了两声，睡熟的人在翻身。她的腿很快被木棍硌得生疼，疼也得这样坐着。没有理由惊动别人，也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她现在这种失魂落魄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