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清末新政与民初山西村治方案

中国乡村世界自治状态深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如耕读传世的观念，从而形成了悠久的绅治状态。这种楷模化的内驱力本质上是一种“人治”状态。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国门洞开，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不同的视角寻求不同的治理中国乡村社会的方式，有别于人治的现代意义上带有民主色彩的“自治”方案不断出现。清代末期，战乱不止，内忧外患不断，清政府开始仿效日本推行地方自治，并进行了详细的顶层设计，乡村的自治主体为城镇乡，但清政府并没有全盘复制日本比较成熟的町村制，没有赋予村落必要的自治法人地位。直到1915年，民国内务部在清末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相继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及其施行细则，重新确立了具有最早的现代意义的乡村自治。

清末民初的山西乡村制度十分混乱，各地村级组织称谓五花八门，仅县制以下，有的叫“都”，有的叫“坊都”，有的叫“里”，等等。清朝正规的乡村建制是110户为一里，交粮纳赋最多的10户轮流当里长，余100户分为10甲，每甲10户，轮流充当甲首。山西混乱的乡村组织显然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与社会交际，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难度。统一混乱的乡村制度，无形成为时代的呼声。自上而下的统一建制，也是社会管理、民间交往、经济社会发展的前置条件。

“绅治”是封建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特征。一些功成名就的绅士充当官民中介，通过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运作变成乡村社会实际的统治者。清末新政，为“绅治”深度参与乡村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契机。晚清政府在遭受国内义和团和国外八国联军的双重挤压下，开出了一系列挽救危局的“药方”。其内容包括革兴政治、兴办学堂、鼓励留洋。清末新政的举措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一些名流纷纷投身其中，为新政施行身体力行。直隶定县（今河北定县）的翟城村，成为中国近代乡村自治的发祥地。翟城村与华北普通村落无异，秀才米春明乡试失利后，对科举制度逐渐反感，抨击“科第虚名，有荒实业”。1904年，米春明积极投身翟城村事务，在清末新政中充任兴办学堂的先行者。米春明通过发展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和发展乡村经济，强化社区综合治理，自发地创造了“翟城实验”。翟城村多年的赌博、偷盗现象几近绝迹。米春明长子米迪刚深受其父治村行为感召，留学日本期间便注重观察异国的乡村治理。1908年，米迪刚学成归来后也参与翟城村的事务管理。正是米氏父子的积极参与与探索，让清末新政的国家顶层设计，在基层落地生根。翟城村的大获成功，得到清政府的肯定与推广。1916年，曾是定县知事的孙发绪出任山西省省长，把翟城村的经验带到山西。阎锡山接替孙发绪出任山西省省长后，受到了翟城村成功治理模式的启发，并试图以此为模板治理山西混乱的乡村世界。不过阎锡山完全是从政府控制乡村社会的出发点引入翟城村模式，并对其治理结构进行改良。1917年，山西省颁布《县属村治通行简章》，以此架构了一种全新的乡村制度。阎锡山的乡村治理模式迅速结束了混乱的乡村称谓，交粮纳赋标准统一，移风易俗成效明显，新式教育蓬勃发展。1922年，阎锡山对他的得意之笔溢于言表：

5年以来，凡教育普及，实业振兴，户口编查，人事登记，以及一切兴利除弊等事，得利于村制实多。

可以说，阎锡山既是山西乡村治理的最早推行者，也是清末民初最早把政治革新思想传播到乡村的地方实力派。这与阎锡山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早年他留学日本，对日本以村民为中心的现代治理方式颇感兴趣，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兴利除弊、革新传统治理方式一直是他的追求。1912年，孙中山游政山西，多次发表治国理政的演说，并于同年9月在与太原商学界人士聚会演说时明确指出：

盖今是共和时代，与专制不同，从前皆依政府，今日所赖者国民。故今日责任，不在政府而在国民。必要我四万万同胞一齐努力，方可以造成共和自由幸福。

可见，阎锡山作为孙中山坚定的追随者，“开风气之先”，探索乡村治理，既有仿效日本的行为自觉，也有变革传统的时代要求，或者说与孙中山对山西省“为各省模范”的政治期待不无关系。事实上，阎锡山也是严格遵循孙中山的训导，并将乡村治理与“三民主义”主张相结合。

今天看来，阎锡山治理乡村的主张既有政治的功利性，也有富一方百姓的务实愿景。他一方面动员各方力量强力推进村政，另一方面出台具有操作性的规章制度。1926—1928年，山西先后颁布了《改进村制条例》《修订息讼会简章》《修订乡村编制简章》《村监察委员会简章》等。这些规章制度既蕴含了“三民主义”思想，又符合现代管理要义。阎锡山的村治主张可谓合时、合势、合情、合理，一时备受各方关注，山西乡村治理甚至成为民国政府推行的样本。阎锡山的乡村治理“版本”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不限制村主任、村副的不动产与资格；

第二，置村公所专门机构及专人；

第三，规范村民会议运作；

第四，确立村务监察制度；

第五，专司息讼会会长，村行政首长不得兼任干涉之。

阎锡山的乡村治理方案有一套周密、详尽的制度设计，而制度的设计、落实与督察有一个因时而生的专事部门——村政处。这个机构直接受省长阎锡山指派和调遣，既是具体事务的“操盘手”，又是“一票否决”的“裁判员”，因而，阎锡山的乡村治理方案得以完全落实。山西村政结构如图2.1所示。阎锡山对山西乡村治理的历史贡献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对数千年来乡村世界乡风陋习的改造和村民举止行为的规范影响很大，同时其乡村治理也具有现代民主制度特征。对于阎锡山的历史贡献，“村治派”先行者米迪刚、王鸿一、吕振羽的各种褒扬在他们的著述中已有充分而较为客观的评价。他们以《村治月刊》为阵地，对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治思想进行全方位的提炼与鼓吹，甚至认为其是“可备训政之楷模”。他们认为山西村治思想的贡献在于：

第一，村制是达于大同社会阶梯，集散漫民众，达成互助合作，解决民生经济，完成平民教育……密切民众关系去恢复民众之精神；

第二，转政治力量提倡并达成民众自治；

第三，以人情先法律之用，以法律济人情之穷；

第四，村民制度由政府制定颁布，禁约由全体村民年按其习惯环境自行决议；

第五，村民复旦平均。

当然，作为政客与军阀，阎锡山推行村治的主要目的绝不是单纯地改造乡村和实践民主政治，而是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世界，从而更加有利于其对基层民众的统治与对社会的管控。阎氏乡村治理的现代民主政治印记，特别是村务监察制度，对于今天推行党务、村务（居务）公开以及巩固基层政权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清末民初的乡村治理肇始于河北翟城村，兴盛于山西村治。这些乡村治理建设实践，是百年乡村建设的萌芽与先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传统急剧式微，乡土社会招致破坏。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到来，多元救国论甚嚣尘上，“到大众民间中去”“实验主义”一时成为最具时代标签的呐喊。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海外归来学子、教育界名流纷纷投身其中，参加乡村建设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有600多个，建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无锡、徐公桥、乌江、镇平、江宁、华西等试验区也颇为火热。除梁漱溟和晏阳初分别在邹平和定县开展的乡村实验影响巨大外，还有生活教育创立和践行者陶行知，实业家、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开拓者卢作孚，在地方割据下推行农民组织化的早期乡村建设领导人、河南村治学院与宛西自治开创者彭禹廷，主张以“大职业教育主义”改造农村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开创者黄炎培，等等。即便投身工农革命的毛泽东，也构想在农民运动中“开始乡村建设事业”。在众多改造中国乡村世界的乡村建设方案中，最有建树并被其他试验区效仿的当数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定县实验”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邹平模式”。在众多的乡村建设主张里，晏阳初、梁漱溟二人的“民族再造”与“救活旧农村”无疑是最亮眼、最合时宜的乡村治理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