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在文学与教育的结合部，作者为我们打开了平时也许不太在意的一扇窗户，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经典化以及历史地位确定过程中的新景观。
应感谢这个“交叉地带”！中国现代文学只有30年，已被反复研究了60多年，而且是那么庞大的一支研究队伍！所以，无论是文学思潮、运动、社团、流派，还是重要的作家作品，都已被反复拆解、咀嚼过了。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带着全新的目光和评判尺度，的确很难有什么真正的新见。所以，无论是博士论文，还是专家、教授们的专著，评审鉴定或颁奖之际所说的“开拓”与“创新”，往往多是不实之辞。只有走向被遮蔽和遗忘的领域，走向边缘地带和交叉地带，或许才可以真的拿出一些新东西。本书就立意于此，它的研究对象是从1920年至1937年这17年间中学国文教育中的新文学。也就是说，作者挺进教育史，而且是具体的教学史，面对的是当时中学的国文教育，而关心的却是这种教育对新文学产生的影响。
认真想来，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实在是太幸运！历史上没有哪个文学运动像新文学运动那样幸运。新文学运动与它从属的新文化运动一样，是适应时代的巨变而发生的。从1911年到1912年，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告别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革命的成功，使得经济、政治领域的现代框架初定，使得思想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换句话说，所谓新文化运动，是为已经成功的政治革命进行思想文化补课的，是中国现代化这个大工程的一个完善环节。所以，无论新文学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制度保障之下进行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无任何风险。而且，就国家和社会主流文化而言，给予它的不是阻挠，而是迫切的期待。这是时代赐予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过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一篇文章或一份奏折就可以使一场运动烟消灰灭，依靠的自然是皇权的力量。而胡适和陈独秀们所面对的，却是皇权已被民权取代的现实，公民享有了在文化上自由选择与创造的权利。何况，他们所进行的工作，与新国家的文化建设目标是一致的。这就使文学革命进行得异常顺利。
更为幸运的是，新文学运动刚刚开花结果，就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接受，新文学尝试者一个个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新文学作品（包括那些实在青涩的果实）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试想古今中外，高举旗帜，大喊口号，发表宣言，鼓动风潮，要进行文学革新并创造一种新文学的人可谓多矣，谁有新文学倡导者们这般幸运？奥秘何在？绪才的这本书首先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学教育是人们知识和价值认同的基础。一种知识若想被民众广泛接受，一般需要广泛宣传。然而，无论怎样开动宣传机器，即使把广告贴遍大街小巷，也不如让它进入中小学课本。一篇文章即使在权威报刊上发表，能看到的人也往往有限，能记住的人就更少，但如果编入中小学课本，就会被千百万学生记住，直接影响一代人或几代人。新文学在开创之初就遇到了这样的机会：进入中小学课堂。这就为新文学进入一般国民的知识结构提供了保证。正因为这样，新文学刚刚诞生，尽管尚在尝试，却借助学校教育而迅速走向全社会，被普遍接受下来。
这种机会真可谓千载难逢，而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源自教育对国文的呼唤。帝国变为民国，教育内容面临重组，社会亟须承载着现代理念的作品，把几千年传统所造就的子民、臣民、顺民、暴民培养成现代公民。在此之前，国文教材来自经史子集中的古诗文，那些作品大多可以很好地适应皇权专制社会的需要，却不能很好地适应民主共和国培养现代公民的需求。因为时代变了，帝国与民国有不同的国家理念和伦理规范，教育的目标也不相同。要使学生了解现代知识和现代道理，要培养“共和国民”，依靠什么？当然需要承载了新知识新观念的文本。这些文本固然可以依赖翻译而获得，但偌大一个国家，更应该有自己的国语和国文。新文学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它以现时代的白话语言承载了现时代的生活内容，张扬着现代的价值观，以“人的文学”取代“非人的文学”，以“人的道德”反对“吃人的道德”，以个人的独立、自主挑战依附、屈从……如此种种，从各个方面适应了新时代的需求。
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必然要经过选择和诠释。这就必然要对新文学的生产、传播、发展、变化、经典化等一系列环节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一切，正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所在。
作者从学制演变、教育实践、课堂内外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使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新文学是如何借助中学国文教育而扩大了影响？国文教育是怎样为新文学准备了强大的后备军？阅读和写作的训练怎样造就了一种时代的审美风尚？……这一切，读者都可以从本书中得到回答。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刘绪才的研究是比较全面的，比如，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有诸多环节：首先是“选”，其次是“讲”，再次是作文课“范文”的选择，此外还有课外阅读……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作者的引领之下，我们既可以看到教材编选者的尺度，又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趣味和兴奋点。而且，刘绪才的工作做得很细，比如他对“自我经典化”的研究，就注意到了一些复杂现象：自己是新文学作家，自己又来主持编选教材，对自己的作品是否有所偏爱？“朋友帮忙”“弟子抬轿”，是否给经典化带来影响？这样一个从“选”到“讲”再到“课外阅读”的系统，外加经典化过程中的复杂因素，就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而富有纵深度的结构。
尽管本书还有一些明显的弱点，比如一些章节“述”多“论”少，甚至有“述”无“论”，问题意识明显不足；比如对话意识不足，尤其是与已有研究成果的对话没有展开，自然要影响到成果的纵深度和辐射力；但我很喜欢绪才的这种写法：在不同的时期，选择几种被广泛使用的教材，然后进行细致的考察，从编者的指导思想，到教材所选的篇目，哪些人入选的多，哪些人入选的少，一一做出回答。比如对《白话文范》的描述：共4册，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129篇文章，古代白话文47篇，新文学作品82篇，其中梁启超7篇，胡适6篇、蔡元培6篇、戴传贤4篇、沈玄庐4篇、孤松3篇、傅斯年3篇、章太炎2篇、陈独秀2篇、周作人2篇……一切都清清楚楚，可以给人以完整而清晰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对问题展开分析。
还有一点也是我所欣赏的：在对中学国文教育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时，作者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种划分说明作者对历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当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多有谬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常常不了解中国现代的历史。研究文学史，不清楚国家变革的历史，不清楚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流变的历史，成果自然会漏洞百出。绪才研究的是中学教材，他知道，教材的编选和讲授，是受国家意识形态制约的，也是与国家的性质以及学术自由空间密切关联的。所以，1912—1927年的文化与1928年以后的文化大不相同。东北易帜之后，虽然国号未变，但事实上已经不是1912年所创建的那个民国，而是成为一党专政的党国，教材的编选要与“党义”相符，教学要服务于神化领袖，强化民族主义等政治目的。这一切对国文教育产生的影响，在此不必多说，读者可以从有关章节看到。
人们读书，为的是获取新的知识和新的启迪。一本书只要能够为人提供一些新知识，就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愿绪才下一本书写得更好。
2015年10月，天津社会山花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