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拿什么拯救你，大明

登基大典结束，朱由检的大位已定，暂时不必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提心吊胆了。他开始审视先祖和父兄留下来的这份基业，发现这绝对是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这个摊子开始变乱，得从他的祖父明神宗朱翊钧说起。

其实，朱翊钧接手的摊子也不怎么样，内忧外患一样都不少，军费激增，国库困顿。但是，朱翊钧很幸运，他有一样帝王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能臣。有能臣的辅佐，开国建朝都不在话下，何况力挽狂澜救社稷于危倾？

朱翊钧的能臣便是张居正。

张居正为首辅当政的十年间，锐意改革，裁冗员、用干吏，大力推行一条鞭法，使政治复得清明，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明史》上称自从正德和嘉靖年间的虚耗之后，到万历十年（1582），最为富庶。历史上把万历的前十年称为“万历中兴”。

然而，万历十年，张居正死了。

朱翊钧自从登基，就被张居正往尧舜那样的圣君方向培养，所以他年幼时曾被张居正教育管制得非常严格。张居正一死，长期受压抑的朱翊钧开始报复性叛逆和自我放纵。

首先，朱翊钧对张居正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算，当然将张居正主张的施政策略也改得七七八八。

接下来，朱翊钧开始慢慢地放飞自我。他沉湎于酒色，后宫中不但美女云集，据说还有号称“十俊”的男色。

登基之初，朱翊钧被张居正限制着，衣食用度很节俭。张居正死后，他一改简朴之风，生活十分奢靡。宫廷每年单是饮食上的开销就由万历初年的白银十几万两激增到万历中期的白银三十万两。万历三十二年（1604）底，负责宫廷饮食的光禄寺竟到了无银可用的地步。

张居正在时，皇帝大婚也不过用银七万两。等到了朱翊钧自己说了算的时候，心爱的儿子福王结婚竟花费了三十多万两白银。

此外，朱翊钧还大兴土木。

他在京城内外修建了许多离宫别院，自己的陵寝也修得超级豪华，仅修陵一项就花掉白银八百多万两。万历二十四年（1596），乾清宫、坤宁宫失火，随后修复。第二年，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三大殿被烧毁，后来筹建修复，仅采办木料就耗费白银九百多万两。

朱翊钧如流水般的花销很快让内帑存银耗费一空。

即使无银可用，也丝毫没让朱翊钧节制收敛。他认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的钱财都是天子的钱财。既然是花自己的钱，有什么可客气的。所以，只要内帑没钱，朱翊钧就堂而皇之地伸手向国库要钱。

从万历二十年到二十八年（1592—1600），明朝有三大征战，即平定宁夏哱拜之乱、援朝抗倭和平定播州杨应龙之叛。三大征战军费消耗巨大，国库不堪重负，再加上朱翊钧不停地索要，国库亏空时有发生。从而，国家的各项开支均受影响，军饷也常常不能按时发放，导致兵变频发，边防废弛。

国库没钱，朱翊钧就派人直接去民间搜刮。从万历二十四年起，他派出大量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分赴各地开矿征税。所谓“开矿”，不过是妄指良田为矿，逼迫田主交钱；所谓“征税”，就是重重设卡，层层盘剥。朱翊钧的矿监税使确实为内帑带回了钱财，却也激起了不少民变。

朱翊钧晏处深宫，忙着搜刮享乐，自然没那么多时间上朝理政。最初，他只是“偶有微疾”，不能上朝，后来就是“头晕眼黑，乏力不兴”。总之，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朝臣们就很少能见到他们的皇帝了。

朱翊钧不上朝后，史书上说他“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总之，除了动摇社稷的大事，比如前面提过的三大征战他能下谕旨外，别的事他基本能不管就都不管了。

朱翊钧的怠政让朝堂上下一片混乱。在职的官员无法升迁，想辞职的官员得不到批复，空缺的职位也没有任命填补，逐渐形成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局面。

万历三十四年（1606），大学士沈鲤说到的六部官员空缺情况，让人震惊。那时，吏部尚书空缺三年；左都御史也空缺了一年；刑部和工部两个部院只有一个侍郎顶着；兵部尚书没有、侍郎也没有；礼部只有一个侍郎，还告假在家；户部也只有一个尚书在任。总之，六部堂官以上级别编制三十一人，一共空二十四人。

不是没有人愿意当官，候补的人都排大队了，但朱翊钧就是一份任命也懒得批，谁也没办法。

内政危机四伏，兵变、民变频发，边境上也并不太平。北方蒙古察哈尔部不断扰边，西南苗彝土司频频造反，更严重的是东北的辽东地区，建州女真崛起。

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女真部的努尔哈赤以祖父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逐步统一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自称“英明汗”，建立大金汗国，史称“后金”。然而，这期间大明竟从未认真干预。

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公开叛明，对明朝进行军事征讨。大明此时才如梦方醒，仓促应战。明军接连几次大败，失去了战略重地抚顺、辽阳、沈阳。原来的辽东都司辖区只剩下辽河以西的狭长地带，大明从此丧失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此消彼长之下，后金政权变成了明朝的一大劲敌。

总体来说，朱翊钧一朝先是让大明恢复了些许元气，又把大明内外尽伤一遍。好在没有宦官弄权，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一样的奸臣把持朝政，朱翊钧在国事上的答卷算是差强人意。

但是，朱翊钧对家事的处理就相当糟糕了，他直接耽误了大明未来几代君王的教育，给大明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为大明埋下了覆亡的种子。

都说再亏不能亏教育，朱翊钧身为一国之君，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不过，他被私情所困，硬生生地耽误了子孙的教育大事。

万历十年（1582），皇长子朱常洛降生，举国欢庆，但不包括朱翊钧。皇长子的生母是一个宫女，临幸她不过是朱翊钧的一时之兴，他甚至都不愿意承认有过这回事儿，更别说去接受这件事的后果了。

再说那时，朱翊钧已经有了自己宠爱的德妃，即后来被封为贵妃的郑氏。他一心希望心爱的郑氏为自己生个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

郑氏也很争气。

万历十一年，她为朱翊钧生了个女儿，晋升为贵妃。

万历十四年（1586），她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朱翊钧大喜，准备晋升郑氏为皇贵妃。

这回朝中的大臣看出了皇帝的小心思。皇贵妃离皇后仅有一步之遥，通常情况下，没有特殊贡献是不能获此殊荣的。皇帝已经有儿子了，所以郑氏生儿子不算什么特殊贡献。朱翊钧让郑氏当皇贵妃不过是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把郑氏变成皇后，把皇三子变成嫡子。

于是，朝臣们纷纷上疏反对，朱翊钧把这些人降级、撤职、发配，但还是不断有人前仆后继地反对。折腾了好一阵子，搅得朝堂天翻地覆，郑氏才好不容易成了皇贵妃。

立皇贵妃的艰难让朱翊钧知道，强把郑氏扶成皇后是不太现实的。他只能等，等现任皇后王氏死掉或者出错被废掉。可惜，王皇后身体康健，又行事稳妥，从无大错，朱翊钧一生都没等到他期待的机会。

与此同时，朱翊钧的朝臣认死理，坚持要“无嫡立长”，不断地上疏劝皇帝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翊钧与朝臣们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好像是在比拼谁更有毅力，一比就是十几年。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国本”之争。

这期间，有一批人坚定地站在皇长子朱常洛这一边。他们自诩正直清流，为首的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被罢官后，回到无锡讲学。他讲学的地方叫作“东林书院”，他聚集的那批人在历史上被称作“东林党”。

在古代，这代表了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实际上，东林党人确实也是这么做的。舆论上，他们议论内阁是非，影响朝局；政治上，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手段推自己人上位，然后党同伐异。

为了对抗东林党，其他朝臣也纷纷结党，其中能量较大的就有齐、楚、浙三党。他们与东林党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于是，令人顿足捶胸的党争自此而起。

党争对明朝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历史上有很多人甚至把明朝的灭亡直接归因于激烈的党争。

相信朱翊钧如果知道后果如此严重，打死他也不会搞什么国本之争。当然，这都是后话。再说，当局者迷，朱翊钧身陷其中，是不会那么清醒的。

如果皇长子出阁读书，就等于变相承认了他太子的身份，所以，朱常洛的读书事情迟迟不能落实。

一般情况下，太子六岁就应该出阁读书了，而朱常洛的父皇一直拖到他十二岁才勉强同意其出阁读书。

万历二十九年（1601），朱翊钧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不是朱翊钧改主意了，而是他实在拖不下去了，再拖下去整个朝堂就没人为他干活了。

政治上，朱翊钧亏待了太子，所以在生活上给了太子很多补偿。这些补偿中，有一项就是广选美女供太子享用。

太子朱常洛从小不受父亲待见，生活压抑，也愿意纵情于声色犬马。当然，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搞垮了自己的身体。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钧驾崩了。

他经历了少年热血、青年勤政、中年怠政，经历了无数斗争与妥协，最后还是无奈地把皇位传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儿子。

人生大抵如此吧，即使是帝王，也是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八月一日，战战兢兢了几十年的朱常洛正式登基，后世称他为明光宗。

被压抑了几十年，不用说，朱常洛自然想大干一场。

政务上，朱常洛拨银百万犒赏辽东前线的将士；召回各地的矿监税使；启复因建言获罪的诸位大臣。

当年，东林党人曾坚定不移地支持过他，朱常洛自然不会忘记他们。即位后，他升刘一燝、韩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升礼部右侍郎孙如游为礼部尚书；周嘉谟继续出任吏部尚书；征召邹元标为大理寺卿，尚未到任，又提拔为刑部右侍郎。不久后，这些人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了朱常洛。只不过，有些回报对大明是正向的，而更多的回报对大明却是致命的。

生活上，朱常洛更加放纵自己，对美女来者不拒。

八月九日，曾与朱常洛结怨多年的郑贵妃，想跟新皇帝搞好关系，进献了八名美姬。朱常洛非常高兴，尽数收纳，当夜，连幸数人。

八月十日，朱常洛病倒了。

可能是上学晚，脑子没开窍；也可能是纵欲多年，身子亏，反正，朱常洛对大夫没什么信心。他病了不去找大夫，而去找了太监。他找的太监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做过郑贵妃贴身太监的崔文升。

八月十四日，朱常洛吃了崔文升开的药，当晚狂泻不止，第二天就卧床不起了。

不找大夫，乱吃药，没好处。不过，朱常洛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八月二十九日，朱常洛吃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仙丹”。历史上，李可灼进献的“仙丹”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叫“红丸”。

史书上说，朱常洛第一天吃红丸，感觉很好，但接着吃，很快就一命呜呼了。

九月一日，朱常洛龙驭上宾。

朱常洛曾给自己选了“泰昌”作为年号，大概是希望国家康泰昌盛吧。

按照惯例，新皇帝登基当年还要沿用原来的年号，得等到第二年，崭新的一年开始才能正式启用自己的年号。

非常可惜，朱常洛即位仅一个月就离开人世了，“泰昌”这个寓意如此美好的年号，竟然没来得及用。

不论生前死后，朱常洛亲手提拔的东林党人都没有辜负他。在他生前，他们撵走了郑贵妃；在他死后，他们又撵走了人称“西李”的李选侍。

明神宗朱翊钧走后，郑贵妃声称皇帝有遗命要封她为皇后。如果郑贵妃封了皇后，到新皇帝朱常洛这里就成了皇太后。太后要是指手画脚起来，皇帝通常是没什么办法的。

这时，礼部尚书孙如游上疏说“不行”！拒绝的理由也很正当：先皇的发妻王皇后，还有新皇的生母王氏都还没册封呢，轮不到郑贵妃。可是，郑贵妃赖在乾清宫不走，朱常洛也没办法。

于是，吏部尚书周嘉谟去找了郑贵妃的侄子郑养性，连威胁带恐吓，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郑养性不但劝说郑贵妃搬离了乾清宫，还劝她主动放弃了做皇太后的想法。

与周嘉谟同去的还有一位七品给事中，名为杨涟。

杨涟也是东林党人，但他更是一个正直的人。很多人在心底很正直，但落实到行动上就不那么正直了，因为心底的正直很容易，想想就行了，而行动上的正直很难，既需要勇气又要舍得付出代价。

杨涟就是一个在行动上也无比正直的人。为了心中的道义，他既有勇气去战斗又舍得付出代价，哪怕这代价是自己的生命。他的名字，后面还会一而再地被提起。

明光宗朱常洛死后，抚养着皇长子朱由校的西李也想做皇太后，赖在乾清宫不走。

要说西李比郑贵妃更有优势，因为她作为养母，可以名正言顺地控制着皇位继承人。这回，大臣们没有用迂回的策略，而是采取了更直接的办法，硬抢！

这些顾命大臣从乾清宫的西李手中骗出朱由校，强行带到文华殿。情急之下，他们甚至没有等轿夫来抬皇子，而是亲自上阵抬轿子。四位抬轿的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维贤、内阁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和给事中杨涟，堪称史上最豪华的轿夫团队。他们用勇气和一身臭汗换取了新皇帝的自由。

就这样，万历四十八年的九月一日，朱由校被带到了文华殿，接受了群臣的朝拜，成了新的皇帝，历称“明熹宗”。

把朱由校和西李分开才是第一步，要取得彻底的胜利，还得把西李从乾清宫中撵出去。

九月二日，吏部尚书周嘉谟和御史左光斗上疏，要西李搬出乾清宫。

十六岁的朱由校，已经能分出西李到底是想留下来照顾自己，还是只想拿自己当筹码。所以，他也同意让西李搬出乾清宫。

可是，西李就是赖着不搬。

这时，敢于战斗的杨涟说服了内阁和各部大臣聚集在宫门前，西李不搬走，他们不死不休。

西李怕了，她知道这帮文臣不要命起来多可怕。九月五日，就在朱由校登基大典的前一天，她灰溜溜地搬出了乾清宫。

这就是所谓的“移宫案”始末。

移宫案中被撵走的西李，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蛮横霸道，肆意欺辱朱由校的生母王氏、朱由检的生母刘氏以及更多连姓氏都没有留下的女人。离开乾清宫的那一刻，这些就都已成为过往。没有丈夫作为依仗，没有养子作为筹码，西李不过是紫禁城中又一个可怜的女人，从此再无人问津。

九月六日，朱由校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

由于祖父和父亲的别扭关系，朱由校的教育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与弟弟朱由检爱读书不同，朱由校一直对读书不感兴趣。当了皇帝后，他对政务更是不胜其烦。

史书上讲他“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其中，朱由校最感兴趣的就是做木匠活儿，每日在宫中打造各种家具器械，做好了再拆掉，拆完了再重新做，乐此不疲。

除了营造之类的事务，能放在朱由校心上的事情不多。但是，别人对他的情义他却从来不会忘记，帮助过他的人、真心对待他的人，都会有回报。

比如杨涟，朱由校把他从不起眼的给事中提拔到左副都御史，部级官员。还有左光斗，被升任左佥都御史。被升官提拔的还有很多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作东林党。

在朱由校心中，除了东林党人，真心对待他的人还有他的乳母客氏。朱由校从小到大的饮食起居，都由客氏精心照顾，所以，朱由校待她如亲母，封其为“奉圣夫人”，对她百依百顺。

大臣们让西李搬离乾清宫，朱由校答应了；可大臣们让客氏出宫，朱由校死活都不答应。中间有一次，朱由校迫于压力松了口，让客氏出宫，结果当天就又反悔了。

朱由校不但对客氏很好，爱屋及乌之情还扩展到了客氏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封客氏的儿子侯国兴为锦衣卫指挥使，对客氏的“对食”也很好。

对食，顾名思义是结伴吃饭的意思。宫中，宫女不能嫁人，太监不能娶妻，往往结伴吃饭，共同熬过寂寞难耐的生活。

客氏的第一任对食是魏朝。魏朝与客氏相好时，是乾清宫的管事太监；等客氏把他甩了后，他便被免了职，赶出宫外。

客氏的第二任对食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忠贤。

说来，魏忠贤与朱由校也颇有缘分。他曾为朱由校的生母王氏操持膳食，也曾追随过西李，算得上是朱由校的老熟人。再加上客氏的关系，尽管魏忠贤并不识字，也一路被提升到司礼监秉笔，掌握了替皇帝对内阁票拟批红的大权。

魏忠贤每次请旨，专挑朱由校木匠活做得正高兴的时候，通常得到的答复是：“朕知道了，你们好好干便是。”

有客氏在内照应，魏忠贤在外放心地假旨揽权。慢慢地，他掌控了东厂，把持了内阁，爪牙遍布朝野内外。

东林党人费劲地干掉了其他的政敌，齐、楚、浙三党在朝堂上几乎被一扫而空。但好景不长，东林党人独领风骚没多久，就被魏忠贤的阉党收拾得七零八落了。

魏忠贤做的这一切，在朱由校看来不过是老管家式的任劳任怨，偶有小错也无伤大雅。所以，别人弹劾魏忠贤，他根本听不进去。临终的时候，他还嘱咐弟弟朱由检要重用魏忠贤。

现在看来，朱由检继承到手的遗产有祖父留下来的党争，有父亲留下来的明宫三大案，还有兄长留下的阉党。放眼望去，吏治昏聩，民不聊生，民变多发，兵变常有，边疆叛乱，强敌在侧。

此时的大明，像是病入膏肓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迟暮。

朱由检真怕大明会断送在自己的手里，准备拼尽全力去拯救它。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用”魏忠贤，只不过，会跟兄长的方式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