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帝南行与舜歌《南风》
周甲辰[1]
内容提要：舜帝南行的事迹在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但是与此相关的质疑与误解一直存在。从相关学科研究和考古挖掘新近成果来看，舜帝所到的苍梧地区当年并非不毛之地，而是一方开发很早的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舜帝不远千里深入这片土地，其实并非主动选择，更不是彰显至高权力的巡狩，而是出于被迫与无奈。舜帝南行也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以部族大迁徙，大融合为背景的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迁居。舜帝在南行过程中抚慰民众，推行教化，创新治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发展，加速了南北不同部族的多元融合与文化整合。
关键词：舜帝事迹；舜帝南行；舜化南国；《南风》
舜帝南行苍梧的史迹在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孔子家语·五帝德》说：“（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但是，对此事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少。刘知几《史通·疑古篇》提出：“（苍梧）地总百越，山连五岭，人风婐婳，地气歊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司马光也说：“虞帝老倦勤，荐禹为天子，岂有复南巡，迢迢渡湘水。”（《虞帝》）[2]今天，随着苍梧之野及南方多地考古遗址的不断挖掘和学界研究的逐步深入，舜帝南行的史实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几成学界公识。但是，其中仍有一些关键的环节与因素容易引发误解，需要认真清理。
一 古史传说时期苍梧地区的文明开发
清人梁玉绳质疑道：“苍梧非五服，在虞、夏乃无人之境，岂巡狩所至耶？”（《〈史记〉志疑》）[3]他认为舜帝时期苍梧尚属不毛之地，没有巡狩价值，舜帝不可能翻山渡水，跋涉数千公里赶赴那里。这一观点看似有理，实则有违苍梧地区文明萌发演进的实情。“苍梧”又作“仓吾”，具有多重意指。一是作为部族名，仓吾族是南方的一个古老部族，在帝高阳、颛顼时期就已存在，周初建立诸侯国。二是作为行政区域名，自战国至秦汉，南岭地区曾设苍梧郡（县），其管辖范围前后并不一致，大致包括今湖南永州南部及郴州部分区域、广东西北部和广西东北部，汉时治所在广信，即今广西梧州市。三是作为地名。苍梧一词常用来指苍梧族活动的地区，范围较为宽泛。古时的苍梧究竟是现在什么地方，学者的理解各有不同，曾有洞庭、粤西、东海、鸣条等多种说法，这大致是与仓吾族不断迁徙有关。四是作为山名。在古代典籍中，苍梧山常等同于九嶷山。郭璞在《山海经·海内南经》注释中明确指出，苍梧山“即九疑山也”。宋王定《新定九域志》也说：“九嶷山，一曰苍梧山。舜陵在九嶷山女英峰下。”在古代典籍中，苍梧山有时也指南岭山脉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一带连绵的山岭，九嶷山为其中一段。《山海经·海内经》指出：“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综合苍梧的多重意指，我们大致可以说，舜帝南行到达的苍梧之野，大致包括今湖南省永州市大部及永州周边全州、桂林、梧州、贺州、韶关、郴州等地市的部分地区，其核心是在九嶷山地区。
从考古挖掘新近成果和相关学者研究来看，苍梧地区文明开发早，对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大，是一方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福岩洞遗址位于永州市道县乐福堂乡塘碑村，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西班牙国家人类演化中心、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等机构自2011年到2013年连续三年在此进行考古挖掘，在洞内共发现47颗人类牙齿化石。这些牙齿呈现现代智人的典型特征，经测定，其年代距今达8万年至12万年，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现代智人牙齿。[4]这一考古发掘表明道州盆地是人类文明曙光最早照耀到的地区之一；福岩洞人是现代亚洲人种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进化为现代人要早于欧洲和西亚3.5万年至7.5万年。[5]永州市零陵区黄田铺镇学校内的石棚遗址发现于1954年，该石棚建造于旧石器晚期，距今时间约为两万年。石棚的顶石重量超过两万斤，稳稳立在三块大小不等的墙石上，彰显永州先民在建筑方面非凡的智慧与才能。玉蟾岩遗址位于道县寿雁镇，距离福岩洞遗址约6千米，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于1993年、1995年和2004年在此联合进行考古挖掘，共发现9粒炭化稻谷，粒长与普通野生稻相近，粒宽介于粳稻与釉稻之间，是一种兼有野、粕、粳等特征的演化早期的原始栽培稻，被命名为“玉蟾岩古栽培稻”。经测定，这些碳化稻谷距今时间在1.2万年至1.4万年，为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人工栽培稻标本。专家们在考古现场还发现一堆烧制粗糙的陶器碎片，可以拼合成釜型原始陶器。经测定，这些陶片距今时间约在17000—18000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发现的陶片都要早出几千年。[6]因而玉蟾岩遗址被视为人类稻作文明和陶器文明的发祥地，享有“天下谷源”与“人间陶本”的美誉。
关于古史传说时期，苍梧地区虽然还没有特别重要的考古发现，但是相关考古发现却证实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及广大南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远比我们原先所想象的要好很多。6000多年前，澧县城头山古城是我国已知年代最早的古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湖北石家河古城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古城。据此，大致可以推断这一时期苍梧之野的文明应该不落后于中原地区。2008年10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对永州市东安县大庙口镇的坐果山遗址进行考古挖掘，遗址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物，包括石斧，石锛、石凿等石器数百件，釜、罐、鼎、鬲、豆等大量陶器，以及少量的青铜矛、锨和玉块、玉环等。还清理出了制作石器的完整生产线，显示出较高的制作水平。这就清楚表明，先民们在这里的聚居已形成较大规模的“聚落”形态，而且他们的生产技术就当时而言还是很先进的。据此，有文物工作者推断，尧舜时期这里的经济文化发展应该具有较高水平，这一遗址的考古挖掘为揭开“舜帝南巡这一千古疑案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征”[7]。
古史传说时期苍梧之野的文明对中原及北方地区的影响已非常明显。肇始于玉蟾岩的水稻种植技术逐步得到推广，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舜统领天下时，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陶寺遗址发现的稻作物遗存也清楚表明，这一时期稻作农业已经影响到中原地区的农业种植结构。肇始于苍梧之野的制陶工艺，更是在古史传说时期的多个遗址中都有发现。由于文明开发早，苍梧之野的古城零陵是中国最古老的地名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中列举我国夏代以前的古地名34个，其中就包括零陵。从南北经济与军事实力对比来看，当时长江之南的各个部族基本上可以和中原地区的华夏等部族相抗衡。炎黄时期，蚩尤率九黎众部族角逐中原，击溃炎帝族。“炎帝大慑”，率部投奔黄帝并说服黄帝，炎黄两族联合对抗蚩尤。炎黄两族联合后，在与蚩尤的作战中仍然“九战九不胜”“三年城不下”，黄帝因此而曾“仰天而叹”[8]。在九黎众部族之后，散布在长江与淮河流域的“三苗”逐渐成为中原华夏诸部族的主要威胁，彼此间时战时和，此消彼长，一直纠缠不清。因此，我们研究舜帝南行史迹时，必须改变“尊夏卑夷”的传统观念，要充分认识到苍梧地区在人类文明萌发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巨大贡献，认识到舜帝关注与重视这一地区的必然性。
二 古史传说时期苍梧地区部族的迁徙与融合
与刘知几、梁玉绳等人所想象的截然不同，古史传说时期苍梧群山及其紧临的道州盆地和零祁盆地并非“地气歊瘴”的“无人之境”。由于土壤肥沃，气候温润，降雨丰沛，适合人类繁衍发展，加之文明开发早，到古史传说时期这里部族众多，文化繁荣，充满生机与活力。根据史料推断，当时这片土地上应该生活有苗蛮族，他们是苗族与瑶族的先祖；这里也生活有祝融族，舜帝的火正之官祝融就来自这一部族；这里还生活有苍梧人，这正是其被称为苍梧之野的原因。这里的土著民还有越人，永州零陵区氹底乡的望子岗遗址，城区的鹞子岭遗址，蓝山竹管寺镇横江砠遗址都曾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代的越人墓葬，出土了大量釜、罐、甑等陶器，石斧、石凿、石箭等石器，还有部分青铜器。据此推断，越人的先祖在尧舜时期就已生活在这片区域，所以到夏商时期才发展成较大规模。苗蛮与苍梧、祝融、越人等在不同时期总体上均应归属九黎与三苗之列，“九”与“三”所指均为多数，表明他们不是单一的某个氏族或部落，而是一个拥有多个氏族部落的联盟。范文澜先生指出：“九黎当是九个联盟，每个部落又各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9]这里的“九”与“九”的九倍“八十一”应该都不是实指，其所指称的都是“多”。所谓“八十一个兄弟氏族”与“兄弟八十一人”，既彰显部族数量之多，同时也说明部族之间的联系与互动非常紧密。
苍梧之野在古史传说时期不仅生活着大量土著民，还生活有大量外来移民。这里地处沿海进入内地、江南进入华南的交通要道，纵横数百公里奇峰挺立，千沟万壑，河溪密布，不仅适宜生存，也方便避难，还相对容易到达，因而极易成为部族迁徙的目的地和难民流浪的落脚点。炎帝在与黄帝的争战中失败后，被迫向南迁徙，散落在长江以南广大地区，部分后裔远退到苍梧之野休养生息。尧舜的族人与后裔也都有人迁移到这里繁衍发展。《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说：“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郭璞注：“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于苍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墓在今九疑之中。”[10]《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说：“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水经注·湘水》也记载说：“九嶷山，大舜窆其阳，商均葬其阴。”[11]现永州、全州、桂林、梧州等地都有关于尧舜及其后裔迁居的记载和传说，永州市双牌县江村镇现有一古村，就名为访尧村。
进一步看，由于氏族社会快速发展，自炎黄到尧舜部族的迁徙流动其实是很频繁的。根据史料记载，炎帝部族起源与活动地区涉及陕西、山西、河南、湖北以至湖南炎陵等地；黄帝部族起源与活动地区涉及陕西黄陵、河南新郑以至浙江缙宁等地；尧帝部族起源与活动地区涉及山西、河北、陕西以至湖南株洲、广西桂林等地。舜及其所在部族也历经多次迁徙。《孟子·离娄下》记载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有研究者指出：总体来看，舜部族的发展轨迹是一个“自东而西，由北向南的动态发展迁徙过程”。[12]在迁徙过程中，舜的部族不断壮大，“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管子·治国》）。部族的大规模迁徙流动促使部族间交流往来增多，矛盾与冲突加剧，部族集团与部族联盟逐步形成，国家形态开始出现。舜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所统领的地域是很广阔的，《尚书·舜典》提出，“舜肇十有二州”。舜在登临帝位之初，就制定了五年一巡狩的制度，在位期间，他的足迹遍及冀、兖、青、徐、荆等各个州的广大地区。可以说，舜帝晚年南游苍梧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次以部族大迁徙、大融合为背景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迁居。
三 舜帝南行苍梧的原因
根据史料记载，舜南巡时已在百岁左右。《帝王世纪》记载说：“有苗氏叛，舜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殡以瓦棺，葬苍梧九嶷山之阳，是为零陵。下有群象为之耕。”[13]《尚书·尧典》记载说：“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关于舜帝南巡时百岁之龄的记载虽难排除误记与夸饰的可能，但那时舜已过耄耋之年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就引发了不少人质疑。南宋史学家罗泌指出：“舜已耄期倦剧，释负而传禹，巡狩之事禹为之矣，复躬巡狩于要、荒之外哉！”（罗泌《路史·发挥·辨帝舜冢》）[14]舜帝已让位于禹，而且年老体衰，为何仍要南巡？答案或许是舜远赴苍梧并非主动选择，更不是彰显至高权力的巡狩，而是出于被迫与无奈。众所周知，囚禁与杀死退位的耄君，是不同民族在氏族社会阶段都曾有过的风俗。人类社会早期社会巫风盛行，部落的国王或祭司年老德衰，被迫交权时，其场景往往是残酷血腥的。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其实并不像儒家所渲染的那样无私而高尚。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15]《韩非子·说疑》记载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广西桂林地区至今仍流传尧被舜流放，带着小儿子一起南来桂林尧山定居的传说。尧曾特意选拔、培养身份低贱，以孝著称的舜，还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下嫁于舜，但退位之后，依然难保自身地位与安全。舜因鲧治水不力，曾殛鲧于羽山，与大禹结有杀父之仇，因而他退位之后的境遇就更加难以估摸。而且大禹在治水成功，威望日增，势力渐长之后，言辞中已流露出对舜的轻慢与不恭，他要求舜“慎乃在位”（《尚书·皋陶谟》），警告其不得“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也不得“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尚书·益稷》）。因此，舜在年老体衰，“视不明，听不聪”的情况下，欲避免尧当年被囚的命运，让禹摄政，自己出走远避应是最好选择，或许还是唯一选择。从相关史料推断，舜离开都城蒲坂应该是非常匆忙的，以致娥皇、女英等都没能随行。《礼记·檀弓》记载说：“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从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情势的紧迫。
舜之所以选择苍梧地区作为自己远避的目的地与最终归宿，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舜帝被迫远避时能去的地方其实是有限的。舜摄政期间曾“流共工于幽州，放
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尚书·舜典》），这虽有效解决了中原政权的团结与稳定问题，但“四凶”分居四方，也极大限制了舜退位之后对避居之地的选择。
其次，舜帝了解苍梧之野这片土地。舜登临帝位之前就曾到过南方，孟子记载说：“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孟子·万章章句上》）赵岐对此的注解是：“南河之南，远地，南夷也，故言。”[16]舜登临帝位之后，五年一巡狩，也曾多次深入过南方的土地。我们虽然不能说舜帝每次南巡都抵达了苍梧之野，但显然他是有机会接近并了解这一地区的。舜治理天下明确要求各地官员定期呈报境内情况，这也有助他深入了解苍梧之野。
再次，舜选择苍梧之野远避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象的封地在那里。舜帝曾封自己的弟弟象为诸侯，其封地在古道州境内，今双牌县江村一带，距离九嶷山腹地不远。对此，前人有明确的记载。《水经注·湘水》记载说：“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庙，言甚灵，能兴风雨。”[17]《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鼻亭神在营道县北六十里，故老传云，舜葬九疑，象至此，后人立祠，名为鼻亭神。”[18]王隐《晋书·荆州零陵郡地道记》记载说：“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19]王孙《谋玮》记载说：“象封有鼻，实在苍梧、九疑之间。”[20]象受封以后，忠于职守，为百姓做了不少善事，深受百姓拥戴。舜在逃避危险时，靠近与自己血缘关系最近，得到自己恩惠最多的人，应该是人之常情。值得一说的是，象年轻时并没有建立任何功德，而且品行还有问题，但是舜却超越常规分封了他，这在历史上曾引发不少争论，比如“象至不仁，封之有廪。有廪之人奚罪焉”（《孟子·万章上》）[21]；“象傲，终受有鼻之封”（《后汉书·袁绍传》）[22]；“昔象之为虐至甚，而大舜犹侯之有鼻”（《三国志·魏志·乐陵王茂传》）[23]。通观这些记载，我们有理由猜测，舜对象的安排或许是在提前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吧。
最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形地貌或许也是舜帝选择苍梧之野避居的原因之一。苍梧之野地处南岭山脉，不仅远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这里山峰耸立，河谷幽深，道路复杂，既方便驻留，也方便逃逸，舜避居这里相对安全。而从当时族群的南北迁徙与南北族群间的大规模的战争来看，当时的交通条件也远非后来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原始，舜帝跋山涉水奔赴苍梧之野可能远没有现在某些研究者所想象的那么艰难，而且舜还具有丰富的远行经验。因此，舜晚年南赴苍梧既有可能性，也具可行性。
四 舜帝南行苍梧的主要工作与历史贡献
“中原地区与南方部族的文化交融，是尧舜时期部族关系的核心。”[24]舜帝晚年虽然失去权势，以百岁高龄，衰朽之躯匆忙奔赴遥远的苍梧之野，但在到达那里以后，他却并没有一味远身避祸，逍遥度日，而是胸怀大爱，心系黎民，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经验与影响力为当地百姓服务，从而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发展，加速了南北不同部族的多元融合与文化整合。所谓帝舜“勤于民事而野死”（《国语·鲁语》）；“舜南治水，死于苍梧”（《论衡·书虚篇》）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史实。
从总体上看，舜帝晚年避居南方主要推进了四方面工作。一是宣传与践行和谐平等的治理理念，促进各部族友好相处。古史传说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华夏族、东夷族与南方地区的九黎、三苗诸族多次暴发大规模战争。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战争。在舜帝深入苍梧以前，中原地区部落联盟对九黎、三苗等曾采取放逐迁徙，区别分化，武力镇压，招抚安置，隔离压制等多种政策，但是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南北之间大小冲突不断。舜帝深入南方，身体力行对当地各部族示之以德，全力修好，同时伴随着礼乐熏陶，最终使得三苗等部族心悦诚服。《韩非子·五蠹》记载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攻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25]《淮南子·齐俗训》也说：“故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26]可见，正因为虞舜的南行，南蛮才开始和华夏、东夷和谐相处；而若没有这种和谐相处，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则是很难想象的。
二是宣传与践行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促进当地民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舜歌《南风》的史实广泛见诸各种典籍。《史记·乐书》记载说：“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27]《孔子家语·辩乐解》记载说：“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28]《淮南子·泰族训》也记载说：“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29]南风温暖柔和，在无声无息中化育万物。因而《南风歌》的所代表的核心理念是和谐与富足。舜帝以民众为中心，急民众之所急的民本观念，他与民众心心相通、平等相待的平民情怀，以及他既重视民众的精神需求，更重视民众财富的丰裕的治理理念等都蕴含在《南风歌》优美的旋律中。[30]所以，《孔子家语》指出：“《南风》，育养民之诗也。”《史记·乐书》也说：“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歌《南风》在苍梧之野影响十分深刻。章太炎《诂经札记·舜歌南风解》指出：“舜南巡苍梧（今湖南宁远九疑山），地本属楚，其歌风，盖即在南巡时，阙后楚之《九歌》《九章》，当即南风遗音，故有《湘君》《湘夫人》等篇，既用舜律，而又咏舜事也。且夷乐亦惟南音最合。”[31]
三是传播与推行礼乐教化，促使三苗等部族移风易俗。舜处在一个“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的时代（《尚书·尧典》），氏族和部落数量众多，而且各个氏族与部落都有自己的文化，“三苗髦首，羌人括领，中国冠异，越人剪发”。以三苗为代表的南方部族与以华夏、东夷为代表的北方部族在图腾、生产、礼仪、法制、服饰、饮食、民风等方面都存在不同。在华夏与东夷部族看来，三苗等部族“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尚书·大禹谟》），“为人饕餮，淫逸无礼”“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民匮于祀”等，存在严重民风不淳、德行不正等问题。由于文化形态迥异，九黎与三苗在战场上虽然被多次击败，但却从未屈服，更没有真正与华夏等部族融为一体。舜帝深入苍梧之野对三苗等部族宣传孝悌的道德观念、忍让的为人品德、中庸的处世之道等，推行礼制与法治，旨在达到文化熏染与文化改造的目的。所谓“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吕氏春秋·召类篇》）；“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墨子·节葬》）；“久喻教而苗民请服”（《韩诗外传》卷三）等，所描述的也都是这一史实。
四是交流与传播先进技艺，促进南方农业与手工业发展。舜年轻时“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史记·五帝本纪》），曾从事多方面的劳动生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执政之后，还曾指导大禹疏浚洪水，治理水患，他南行的团队中可能也不乏农业与手工业方面的高手，因此，他在南行途中，尤其是在进入苍梧之野以后，曾将“布时百谷”“食载维时”等先进的生产理念和耕地种粮、制陶捕鱼，建房筑城等相对先进的生产技艺传授给当地百姓，有效提升了当地的生产力水平。现今在以九嶷山为核心的古苍梧地区，仍广泛流传着舜帝南巡驱虎熊，斗恶龙，除蛇妖，治理洪水，教民制茶，为民稼穑，兴办学堂等传说。有研究者指出：“可以推想，虞舜在南国的行德喻教，给南国苗民带来了中原华夏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观念，使得南国苗民的生产大有发展、生活大加改善、部族大为和睦、社会大显进步，南国苗民岂会不感戴、不诚服、不亲附、不变俗？”[32]
进一步看，舜帝在苍梧地区处理与当地及周边各部族的关系有其独特的优势。他不仅拥有显赫的政治身份，曾登临帝位，统领天下；也拥有丰富的治理经验与非凡的治理成效，曾享有“天下咸服”“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的声望；他还拥有不可战胜的威严，曾多次统帅军队击溃三苗的武力骚扰。不仅如此，因为他的弟弟象早就分封在那里，曾带去大量族人与随从，在那里已经营数十年，势力强劲。那里还生活着不少中原地区的移民，他们同样是舜的有力倚靠。可以说，舜帝的教化与服务工作是以象和北方移民强大的实力作支撑的，是借助于强大的威势推进的。所谓“执干戚而舞”虽然不是直接诉诸武力，但确实蕴含有显示乃至炫耀武力的意味。这也正是舜帝的工作能够取得巨大成效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舜帝南行苍梧之野抚慰民众，推行教化，创新治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由此获得了广大民众的爱戴与尊奉。在古老的苍梧之野，民众心目中的舜帝一直兼具四种身份：一是俯瞰人间、福佑百姓的宗教神祇；二是伏兽降魔、除暴抗洪的传奇英雄；三是坚持天下为公、勤苦为民、开创理想治理的先古帝王；四是以孝为先、重德尚和、教化百姓的道德先祖。几千年来，苍梧之野的民众一直在纪念与祭祀舜帝。九嶷山祭舜现已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大型活动。在舜帝曾驻跸的舜皇山，每年农历八月十三日舜帝生日的纪念活动一直是当地最盛大的节日之一。在九嶷山及其周边地区，与舜帝南巡有关的山岭名多达数十处，包括舜皇山、九嶷山、天子岭、白云山、南风岭、韶石山、虞山、崀山等。
[1] [作者简介]周甲辰（1964— ），男，湖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和舜文化。
[2] （宋）司马光：《传家集》卷三，万里、刘范弟点校《虞舜大典》（古文献卷），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590页。
[3]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页。
[4] 蒋政平、张泽槐、杨金砖：《永州历史文化述略》，《船山学刊》2019年第3期。
[5] 张泽槐：《永州历史文化的重大突破——从道县福岩洞的考古发现说起》，《永州日报》2018年5月10日第5版。
[6] 吴小红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早期陶器及其地层堆积的碳十四年代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
[7] 李先志等：《东安发现湘南地区最大商周遗址》，《永州日报》2008年12月6日第1版。
[8]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9—1151页。
[9]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9页。
[10] （晋）郭璞著，王招明、王暄译注：《山海经图赞译注》，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317页。
[11]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2页。
[12] 孟祥才等：《大舜文化与夏商西周历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13]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6页。
[14] （南宋）罗泌：《路史》（第5册），清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本，第111页。
[15] （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6页。
[16]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17]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4页。
[18]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3页。
[19]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4页。
[20]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六，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75页。
[21]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2页。
[22] （南朝）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05页。
[23] 赵幼文遗稿，赵振铎等整理：《三国志校笺》，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770页。
[24] 柴春椿、段友文：《舜族三迁：舜帝传说中的部族融合及其文化意蕴》，《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
[25]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第445页。
[26]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93页。
[27]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97页。
[28] 杨朝明、宋立林编：《〈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400页。
[29] 刘文典著，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25页。
[30] 陈仲庚：《舜歌〈南风〉与中国民本思想之源流——中国民本思想发展演变的三个节点》，《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
[31]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6页。
[32] 蔡靖泉：《舜歌〈南风〉与舜化南国》，《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