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春秋》三传

《春秋》，是春秋时期（前770—前476）鲁国的史书名（春秋时期，晋国的史书称《乘》，楚国的史书称《梼杌》），共一万六千余字，传说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修订而成。书中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共244年间发生在鲁国及其他诸侯国的重大事件。

《春秋》的记事为编年体，以鲁国十二个君主即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在位时间的前后为次记事，年分季、季分月、月分日、日系事，秩然有序，一年之中可见各国之大事。其行文非常简略，相当于今天的大事年表。例如，《隐公三年》的记载：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初一），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十二日），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二十四日），君氏卒。

秋，武氏子来求赙。

八月庚辰（十五日），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癸未（二十日），葬宋穆公。

关于《春秋》的记事条例，前人有“春秋笔法”的说法。“春秋笔法”是指《春秋》的每一个用字都寓有褒义或贬义，所谓“寓褒贬于一字之间”。考察《春秋》全书，其用语特点前后并不完全相同，故寓褒贬的说法并不可信。唐孔颖达、宋郑樵等人都指出了这一点。[2]

《春秋》经过孔子的整理，成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权威性很高。在先秦时期，即有人为之作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注释《春秋》的学者共有五家，即《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其中《邹氏传》后来无传授之师，《夹氏传》只用口授而无书，故其后皆湮灭而无闻，另外三家均流传至今。

1.《春秋左传》

《春秋左传》，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始称《左氏春秋》。全书共十八万余字，内容宏富，文辞典雅，记事详明，议论深刻，人物众多，体大思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编年体历史巨著。作者旧说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今人多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成书于战国初期，可能非出自一人之手。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为解释《春秋》而作，故班固在《汉书》中称作《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同《春秋》一样，《左传》亦以鲁国十二君主的世次及在位时间为纲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具体如下：

隐公元年至十一年（前722—前712）

桓公元年至十八年（前711—前694）

庄公元年至三十二年（前693—前662）

闵公元年至二年（前661—前660）

僖公元年至三十三年（前659—前627）

文公元年至十八年（前626—前609）

宣公元年至十八年（前608—前591）

成公元年至十八年（前590—前573）

襄公元年至三十一年（前572—前542）

昭公元年至三十二年（前541—前510）

定公元年至十五年（前509—前495）

哀公元年至二十七年（前494—前468）

《左传》详细记载了255年间列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重大活动以及许多西周礼制和远古传说，开《史记》《汉书》等史书之先河，是研究春秋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的研究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左传》同时刻画出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文学和语言方面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历代学者所称道。作者善于化繁为简，用极简洁的语言记述纷繁复杂的战争和事件，又善于通过语言和行动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对外交辞令更是写得曲回有致，委婉动听，刚柔得宜。《左传》的语言代表着先秦书面语的典范，是汉语发展的里程碑，对后世书面语特别是文学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使用的不少谚语、成语或名言即出自《左传》。例如，“多行不义必自毙”“其乐融融”“言不由衷”“大义灭亲”“量力而行”“城下之盟”“噬脐无及”“一鼓作气”“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风马牛不相及”“唇亡齿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贪天之功”“先声夺人”“无以复加”“畏首畏尾”“鹿死不择音”“铤而走险”“各自为政”“问鼎”“染指”“狼子野心”“莫予毒也”“鞭长莫及”“高下在心”“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结草”“疲于奔命”“病入膏肓”“甚嚣尘上”“不辨菽麦”“有备无患”“马首是瞻”“立德、立功、立言”“举棋不定”“上下其手”“跋山涉水”“断章取义”“宾至如归”“包藏祸心”“多难兴邦”“尾大不掉”“数典忘祖”“无过乱门”“不索何获”“唯食忘忧”“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心腹之患”“食言而肥”，等等。

《左传》极力宣扬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正统观念，同时也表现出了许多进步的思想倾向，如轻天命重人事的思想、民本思想、爱国思想、变革思想以及尚农、尚贤、诚信、勇武、立德、立功、立言的观念等。对一些著名政治家勇匡君过、勤政恤民爱国的事迹进行了热情歌颂，对统治者自私残暴、荒淫无耻的行径进行了无情揭露，对人民饥寒交迫、道殣相望的苦难进行了如实反映，扬善抑恶，褒贬分明，忠于史实，其记事原则、记事方法以及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代史学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左传》评《春秋》记事具有“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成公十四年）等优点，其实《左传》本身就具有这些优点。

《左传》在战国时期即开始流传。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西汉时期研究《左传》的学者先后有张苍、贾谊、张敞、刘公子、贯公、贯长卿、张禹、尹更始、尹咸、翟方进、胡常、贾护、陈钦、王莽及刘歆等人。西汉末，由于刘歆的努力，《左传》被立于学官。

东汉时期，研究《左传》的学者尤多，据唐孔颖达的说法，先后有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等[3]，为《左传》作注的学者主要有贾徽、贾逵、服虔、郑玄等人，其中以贾逵《春秋左氏传解诂》与服虔《春秋左传解谊》影响最大。

西晋初年，征南大将军杜预撰《春秋左传集解》，将《左传》分年编附于《春秋》之后，用来解释《春秋》，同时加进自己的注解，这是流传至今最早通释《左传》的注本。

东晋时期，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与服虔《春秋左传解谊》同为官方所重，并立于官学。

南北朝时期，南宗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北宗服虔《春秋左传解谊》。

唐代初年，国子祭酒孔颖达奉太宗之诏撰《五经正义》，其中《春秋左传正义》采杜氏《春秋左传集解》作为正义的对象，从此杜氏《春秋左传集解》定于一尊，汉魏以来的其他注本先后湮没。

宋、元、明时期，《左传》的研究有所深化，其总体特点不是在注疏上下功夫，而是对《春秋》的书法提出了种种不同看法，在训诂方面往往借题发挥，借古喻今。代表人物主要有孙复、胡瑗、孙觉、刘敞、王安石、苏轼、胡安国、叶梦得、朱熹、吕祖谦、程公说、程端学、陆粲等人。

清代及近人整理和研究《左传》的学者众多，著述如林，著作主要有马骕《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王引之《经义述闻》、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俞樾《群经平议·左传平议》、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吴闿生《左传微》以及日人竹添光鸿《左传会笺》等。

《左传》最权威的注本是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后收入《十三经注疏》。

今人通释《左传》影响较大的著作是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全书旁征博引，多所发明，务求探索本意，不主一家之言。另外，吴静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是清人刘文淇祖孙三代《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续作，体例一依刘氏，弥补了《疏证》只有半部的缺憾，且使用新式标点，颇便阅读，李学勤先生在序中充分肯定了该书的贡献。今人的选注本主要有王伯祥《春秋左传读本》、徐中舒《左传选》、朱东润《左传选》、胡安顺等《左传纪事精选》、胡安顺《春秋左传集解释要》等。翻译《左传》的著作有沈玉成《左传译文》等。研究《左传》史学价值的著作有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等。对《左传》进行校勘的著作有王叔珉《左传考校》等。研究《左传》学史的著作有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赵伯雄《春秋学史》等。研究《左传》语法的著作有何乐士《〈左传〉虚词研究》等。对《左传》词语进行全面释义的著作有胡安顺等《十三经辞典·春秋左传卷》等。

2.《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或称《公羊春秋》。其解释《春秋》的时间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行文体例采用自问自答式。作者相传为子夏的弟子战国初齐人公羊高。《公羊传》起初只是通过口头讲授流传，至西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与其学生胡母生（子都）一起将《公羊传》写于竹帛，[4]此后便以著作的形式流传下来。《公羊传》的权威注本是《春秋公羊传注疏》（东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后收入《十三经注疏》。另外，清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清陈立《春秋公羊义疏》也比较有名。今人的译注本有王维堤、唐书文《春秋公羊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等。

3.《春秋谷梁传》

《春秋谷梁传》简称《谷梁传》。其解释《春秋》的起讫时间同于《公羊传》，行文体例也与之相似。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初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淑、俶）。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序·疏》：“谷梁子名淑（阮校以为当作‘俶’），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谷梁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谷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谷梁》，擢千秋为郎，由是《谷梁》之传大行于世。”[5]《四库全书总目》：“徐彦《公羊传疏》又称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母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谷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谷梁传》。”[6]按照杨伯峻注的说法，《谷梁传》是在看到《公羊传》之后才写定的。[7]《谷梁传》的权威注本是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后收入《十三经注疏》。此外，清柳兴恩《谷梁大义述》、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廖平《谷梁古义疏》、民国柯劭忞《春秋谷梁传注》也是重要的注本。

三 三传解释《春秋》的异同

三传解释《春秋》的特点有所不同。《公羊传》《谷梁传》对《春秋》的注释重在揭示其所谓“微言大义”的笔法。其中《公羊传》强调“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思想，与现实政治结合紧密；《谷梁传》的解释比较谨慎，主张以信传信，以疑传疑。《左传》的解释主要是补出历史事实，同时也说明笔法，故《左传》的史学价值远高于《公羊传》《谷梁传》两家。春秋时期的许多重要事件，如果没有《左传》的记载便无从知晓。南宋胡安国曾这样评价三家的特点：“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叶梦得曰：“《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谷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朱熹曰：“《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8]下面我们通过实例看看三家注释的特点和异同。

例一

《春秋》桓公二年：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孔子六世祖）。[9]

《公羊传》桓公二年：“及”者何？累也。……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

《谷梁传》桓公二年：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杀孔父，孔父闲也。

《左传》桓公二年：（元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

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今注：庄公即公子冯）于郑而立之，以亲郑。

此例如果仅仅根据《春秋》的记载，人们根本无从知道宋殇公和孔父嘉被弑的原因和经过，《公羊传》《谷梁传》的解释旨在探讨《春秋》为何使用“及”的笔法，而未涉及动乱的具体内容，只有看了《左传》，人们才获得了对整个事件的全面认识。

例二

《春秋》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乙酉为二十六日），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左传》宣公四年：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

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

此例如果仅仅根据《春秋》的记载，也根本无从知道郑灵公被弑的原因和经过，甚至会误以为子家就是弑君者。《公羊传》和《谷梁传》二书对此语则没有解释。只有看了《左传》，人们才知道原来灵公是由于无端捉弄羞辱臣下且进而动了杀心才导致被弑，弑君的主犯是子公而不是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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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经正义》：唐孔颖达等人奉太宗之诏撰，旨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至唐高宗时完工。《五经正义》具体是《周易正义》（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

[2] 《春秋》宣公元年：“三月，遂（公子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杜预注：“称妇，有姑之辞。不书氏，史阙文。”孔颖达疏：“史文既阙，仲尼不正之者，以无所褒贬，故因其详略也。诸经所关者，或史文先阙，仲尼不改；或仲尼具文在后始阙。《公羊》《谷梁》，汉初始为其传，见其阙文，妄为之说，非其实也。《公羊传》曰：‘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讥丧娶也。丧娶者，公也，则曷为贬夫人？内无贬于公之道也。内无贬于公之道，则曷为贬夫人？夫人与公一体也。’《谷梁》之意亦然。”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春秋左传正义》卷21，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册，第4049页。《通志二十略·灾祥略》：“仲尼既没，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后世相承罔敢失坠者，有两种学：一种妄学，务以欺人；一种妖学，务以欺天。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见（宋）郑樵《通志二十略·灾祥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05页。

[3]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序疏》卷1，第4册，第3704页。

[4]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公羊传注疏》：“徐彦引戴弘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6，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0页。又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册，第4757页。

[5]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春秋谷梁传注疏》卷1，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册，第5123页。

[6]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6，第211页。

[7] 杨伯峻认为：“《谷梁传》作者为谷梁俶（一名赤），他是子夏弟子，自是战国初人，比《公羊传》到汉景帝时才写定的应早若干年，而且写于战国初，应该是用古文写的，这一点更难相信。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谷梁赤乃后代传闻’，杨士勋很可能是贞观时人，陆德明在贞观十六年前已经高年逝世，未必能知道杨士勋所说《谷梁传》传授内容。陆德明说‘谷梁赤乃后代传闻’，或者另有所据，所以他定三传次序，以《谷梁传》在最后……上面的几条证据，足以证明《谷梁传》系在看到《公羊传》后才写定的。”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编：《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7、92页。

[8]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论〈公〉〈谷〉传义〈左氏〉传事其事亦有不可据者不得以亲见国史而尽信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60页。

[9] 引文中带括号的注释均为本书撰者所加，全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