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学思潮与现代文学

基于科学的视角由新文学革命回望中国古代文学，会发现新文学革命尽管表现出激烈地、极端化地对传统的批判性倾向，但本质上并不是毁灭传统，而是以激烈的态度革新传统，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西方殖民者采用强大武力的手段敲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国家和民族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正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所忧虑：“方今当数十国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寻求变革和出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古老的中国被强行拖入殖民化和全球化的轨道。开明的官员和思想界的先行者逐步经历了认识上的蜕变，他们由赞叹西方的器物之力，到接受制度之实，进而抓住文化之根，意识到先进文化是西方国家强大的根本原因，表现出对现代性的根本要素——科学与民主的推崇。作为现代性重要内涵的科学，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受到的推崇、信仰，其影响之大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 ‘科学’。”[28]

创刊于1915年1月的《科学》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观念的确立，其创刊号高举科学大旗：“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诚得其方法，则所见之事实无非科学者。”[29]陈独秀同声相应：“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这种理性在陈独秀看来应该与科学、实证等概念相联系，并且他相信科学所显示的进化潜能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难题，“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30]。为实现脱去蒙昧、奋起直追的目标，进而表达出一往无前的决绝与勇气：“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31]作为民族的思想先行者，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试图利用科学作为武器来批判传统伦理道德，引起国人的觉醒，建立起符合人性、符合现代社会要求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系统。

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傅斯年在《人生问题发端》中说道：“人对于自身透彻的觉悟，总当说自达尔文发刊他的《物种由来》和《人所从出》两部书起。这两部书虽然没有哲学上的地位，但是人和自然界生物界的关系——就是人的外周——说明白了。到了斯宾塞，把孔德所提出的社会学，研究得有了头绪，更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关系，又明白个大概……这三种科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生物学家主张的总是 ‘进化论’；从此一转，就成了 ‘实际主义’。”[32]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先进的知识分子已高高举起科学的大旗，把进化论看作所有学科的共同规律，试图把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泛化到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他们从民主与科学的角度，也就是现代性的立场出发开始自己的创作和行动，因而有了摧枯拉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的科玄论战，进而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和特征。“社会开始用近代科学理性的眼光审视和批判社会运动及各种社会思潮。科学理性应成为中国国民素质和国民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3]作为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重要手段的文学，那些处在科学主义语境下的中国现代作家，所面临的科学语境究竟是怎样？身处这样的语境又是如何做出历史的回应的呢？

第一，许多作家均有接受科学训练的教育经历。一个人的教育经历对其知识结构和世界观的形成影响重大。回顾一下中国现代作家诗人的求学经历，会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文学专业的教育背景出身，许多人在青年时期求学阶段选择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农学、矿产等理工类学科，其中大多数人有出国留学、游学经历。比如，鲁迅和郭沫若都曾到日本修读医学专业，以医术救治百姓肌体，郭沫若更是在日本生活十年；胡适赴美之初选择的是农科，周作人赴日就读于土木工程，抱着实业兴邦之念；徐志摩，在剑桥大学攻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但对相对论等自然科学兴趣颇浓；穆木天，先学自然科学，后改学文学；等等[34]。出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功利性与紧迫性的选择，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无意识中形成了这一代作家独特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他们的知识背景和思维方式已经不同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前辈，他们在心理上和精神上都完全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营养，并积极主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民主和科学引进来，希望德先生和赛先生从当前来说用来救国，从长远来说改造国民性。

试以郭沫若的成长经历为例。郭沫若很早就有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大哥郭开文在外求学定期寄来新式书籍，《新小说》等新学读物由思想较为开明的成都流入封闭的乡村，更为难得的是，一些新出版的科普类书籍如格致、地理等也成为他的课外读物[35]，这无疑在郭沫若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1915年，23岁的郭沫若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医科大学学习日文、德文、英文，学习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开始两年是基础学问，如解剖学、生理学、医化学、精神病理学等”。在知识的学习之外，他更想通过研修科学来锻炼性格和意志的薄弱之处，“养成我一种缜密的客观性”，甚至一度有以“石原博士为师，把自己的一生作为对于自然科学的奉仕”[36]的想法。正是这种系统的科学训练与教育，形成了郭沫若特有的知识结构与理论视野，这种教育背景引导他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社会与情感，正如他研究医学是想对于人类社会更多的爱怜和救治。从日本回国前后，郭沫若逐渐将自然科学理论泛化，运用、拓展到思考社会、人生及文学等领域，成为他思维和实践的重要精神资源。即便是面对梁启超等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而对科学失望、强调回归东方传统的言论，郭沫若依然坚持“科学的精神在追求普遍妥当的真理……以科学而施诸实用，正是利用厚生的唯一要道”[37]。他敏锐地指出，一战的灾难不是科学本身的问题，而是科学技术如何使用的问题；在中国这个科学落后的国家，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何谈科学的危害。郭沫若这种推崇科学精神、重视科学力量的观点伴随他一生，哪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还为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建立、发展奔走呐喊，在政策和意识形态层面关注科学事业的发展，这应是少年科学理想中年之后的另一种实现形式。

另一位诗人，胡适虽没有表现出郭沫若尊言科学的豪迈气概，但他内心里是坚定的理性实证主义的追随者。胡适曾谈到两个人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赫胥黎教他怀疑主义，怀疑历史和现状，怀疑精神毫无疑问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从怀疑中可以发现科学问题、探讨科学问题；而当他赴美求学时，杜威则给了他解决问题可以采用的实证方法和技术，“我察出不但于实验科学上的发明为然，即于历史科学上最佳的探讨，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评等也是如此”[38]。胡适服膺于杜威实验主义的方法与价值，并以介绍杜威的“科学”概念到中国为己任。胡适相信借着杜威所提供的“科学方法”，足以掌握“创造性的才智”，那是一个可以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万能钥匙。在接受了杜威的理念之后，乐观的胡适着手找寻一个在“科学方法整体观”指导下改造中国的方案。

较之晚清洋务派、维新派群体中的士大夫文人，“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获得方面的渠道更加宽广。正如前面所谈到的，在他们刚刚接受教育的时候，“四书五经”不再是唯一的读物，而涌现出了许多新鲜的画报、翻译的西方名著，这是一个不同于传统东方世界的现代西方世界，对这些文本的阅读给予了他们对现代文明虽然感性粗浅但蒙昧已开的认识。当有机会在西方发达国家求学时，他们又真切感受到欧美强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科学文明及技术成果，从而能够真正地看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内核，一些人意识到现代性的核心要质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种理性精神通过或长或短的教育训练，融化到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徐志摩等先进知识分子个体中，通过他们的言论与文本进入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历程中。

第二，科学思潮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现代文学的历史背景。在前面讨论过，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在中国的流行是时代的需求，是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需求，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又都具有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的背景，这些为20世纪初科学思潮位移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准备了条件。俞兆平在分析了《新青年》中有关科学的文章后，认为科学思潮对时代的影响有上升到科学主义的倾向，在社会思潮中居于中心地位。这种科学由技进乎道的过程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科学不再简单是一种知识层面上的学术概念，而成为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总体理念；其次是科学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精神基础；再次是科学精神渗透于文学艺术，引入实证主义形成现实主义或者写实主义传统；最后是关于科学的本体认知和价值判断应该区分，科学的罪恶在于持有科学技术的主体，而非科学研究本身[39]。这样就可以理解在时代的危急关头，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或主义对人们的影响，比作为一种知识或技术的影响要大得多，“科学泛化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信念与原则导向，泛化为意识形态的立场”[40]。

正如金观涛、刘青峰以《新青年》为样本建立数据库，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几个关键词所做的统计，其中以“科学”为关键词统计出现频率1843次，而“民主”作为关键词1067次[41]，大约只有科学频次的一半多。从这个简单的统计中，可以看出在《新青年》的作者及编辑群体中，科学观念远比民主观念更受重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新潮》杂志，“科学”出现了1170次，“民主”加上“德谟克拉西”出现175次[42],“民主”的关注度更为逊色。《新青年》《新潮》作为当时新思想传播的基地，可以视作社会思潮变换、更迭的风向标，能够反映当时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通过数据统计可以这样认为，在20世纪初期“科学”被持有不同哲学理念和救国主张的知识群体共同接受，既充当了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工具性角色，也逐步成为构建新的政治文化的共同基础。这正是晚清到“五四”期间，在思想文化界发生一波又一波寻求救国道路的运动中，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及精神涌入国内，在思想界、知识界、文化界等形成新的认识把握世界的方式。

科学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响斑驳杂陈，郭颖颐认为“必须在这种对革命一词的不严格解释中，来纵观近代中国极力发展一种新文学和新世界的努力”,“这些努力有许多名称：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以及新思潮等”，并且他将当时科学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不同类领域的渗透和影响概括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43]。思想界与知识界存在的这种唯科学倾向，表现为不同门类知识存在的合理形态或者说唯一形态只能是科学，各门各类知识领域都应以科学化作为构建学科的目标，“吾国之学术思想，偏于文学。……其变也，必归于科学”[44]。这里所涉及的已是广义上的思想文化领域，所谓的科学化其实就是打破学科边界，普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程式，“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广义的科学——就是合法的学术”[45]。自然科学对各类知识的渗透在更宽广的层面上得到了确认，这种科学的渗透有利于现代学术与教育体系的快速建立，加快传统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但是完全忽略学科的边界，不考虑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对应适合，这其实是一种机械主义的一刀切，也是思想认识上的盲动主义，必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反弹，后续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现代作家积极传播科学精神知识，并将科学知识和方法引入文学创作中。中国现代思想中存在的唯科学主义倾向，用另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就是“科学化，即知识领域的科学主导”[46]。不论是不是科学领域内的道理，都应该采用科学办法、经过逻辑推理得到证明，哪怕是人生观、道德观等人文领域的问题[47]。这种科学化追求在文学领域的表现，首先是作家积极传播科学精神知识，其次是在文学创作中引入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

谈到作家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杂志与“科玄论战”是绕不过去的。1915年创刊的《科学》杂志在科学知识传播与科学精神培育方面功不可没，其办刊“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致力于用通俗浅近的语言传播科学知识，使民众“渐得科学上智识”[48]，由知识传授到精神启蒙，进而改造提升国民性格。这份当年与《新青年》遥相呼应的《新潮》杂志，虽然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下，但从未放弃科学救国的理想。许多接受了自然科学理念的学者做撰稿人，赵元任、胡适、任鸿隽、陈衡哲、梁启超、胡明复等撰文大力普及科学理论与知识。赵元任撰写了《心理与物质科学之区别》，梁启超撰写了《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陈衡哲撰写“近世化学家”介绍富兰克林、法拉第等西方科学家的人生故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份杂志注意到作家与科学思想之间的复杂关联，发表了《托尔斯泰与科学》《泰戈尔与科学》等文章，对作家的思想深度、知识结构与创作之间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分析讨论。或许正是《科学》杂志持续不辍地推广普及，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逐渐形成一股思潮，也带来了两种文化直接碰撞的“科玄论战”，这场发生于1923年的论战是科学思潮在现代中国发展到顶峰的标志。这次论战以“科学派”战胜“玄学派”而告终，同时也意味着科学获得了全方位的胜利。不考虑论战是否取得了知识和逻辑层面的实际成果，参战双方的巨大影响力与论题涉及范围之广，使得对科学的思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科学也通过这次论战站到了新的历史高位。

也是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认为科学可以指导人生，因为科学可以统一知识，进而以科学统一人生。这意味着科学在更广的意义上被引入人的存在领域，也就涉及人的情与理的问题。任鸿隽说：“是故文学主情，科学主理。情至而理不足则有之，理至而情失其正，则吾未之见也。”[49]文学以情为内容，科学以理为精神，知识的科学化与人生的理性化，在这里似乎达到了一致。科学渗透到文学领域，表现出下面的几种形式。

首先是关于文学中“人”的观念真实发现。中国传统的文学观讲究文以载道，道是文学的起点和归宿。这种文学观以“人伦”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人只存在于集体理性之中，人的社会存在性与道德观念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而进化论则明确宣示，人类是从动物演化过来的，只不过自然物种的一种，生物属性是人类其他一切社会属性的前提和基础。这种对人的生物性质的确认，与传统的人伦观念大相径庭，也成为五四知识分子反对旧伦理、倡导新道德的利器。大力提倡“人的文学”的周作人就认为：“我们所说的人，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 ‘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 ‘进化’的。”[50]周作人关于人所着重强调的两点，第一点是人的自然属性，人具有跟其他动物一样的性质，是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动物；第二点是人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超越性，人是不断进化产生的，具有超越生物界的众多特点，有社会、有制度、有情感、有道德。周作人为阐述文学中人的意义，将西方进化论的观点引入中国文学领域，有力地砸碎了传统虚伪道德的枷锁，将个体从集体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呈现出一个真实的鲜活的个人，给予中国现代文学巨大的创作想象空间。这种文学创作和理论创建巨大的空间的获得，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重新发现与确立，正是由于科学思潮的强势影响，才赋予人性的复活，同时也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学的观察点和聚焦点。

其次是关于文学史观念的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主要是建立在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对文学史的基本看法是厚古薄今、循环往复，虽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文学代际之间是一种“圈形重复”。科学理论知识传入中国后，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西方理性精神，对古代循环重复的文学观产生冲击。胡适首倡“文学进化论”,“文学因时而化，不能自止”[51]，并写作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国语的进化》等一系列文章来阐述他的进化观点。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高度评价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故科学者，神圣之光，找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52]他的文学观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激烈地否定旧的，不断吸取新的；倡导“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文学；倡导用自然科学知识丰富作品的内容及创作手段。“五四”文坛似乎形成了关于文学进化观念的共识，推崇“真实可靠文学的进化”，并且是一种符合自然科学规律的线性链条，“须是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渐渐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53]。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康白情《新诗底我见》、茅盾《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等，在不同的体裁领域宣示文学向前发展进化的可能性，并鼓励在创作中引进科学的知识与方法。无怪乎有人指出：“现代文学作品除了深邃的思想、感人的形象深深打动读者的心以外，还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就是它的知识性，自然科学知识不仅以知识本身汇入作品的内容，而且还丰富了作品的表现手段。”[54]

再次是推动文学语言的新变。科学理性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影响，不仅是文学观念上的，也是语言形式上的，而且语言形式的变革较之观念的转变来得更鲜明、更快捷。新文化运动以白话反对文言，以活文字反对死文字，本身就是几千年来语言发展史的大变化。文学语言的这种演变，通过翻译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制度、文学著作等作品，引入了大量的外来词语，对传统的文言词汇带来了冲击。从外来词汇类型看，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专有名词进入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从蒸汽机、电灯到原子能、同位素等，数以千计的新词新语进入了汉语的词汇”[55]。据统计，《新青年》 《新潮》《每周评论》等“五四”著名刊物先后翻译发表了拜伦、雪莱、惠特曼等西方诗人诗作，仅《小说月报》1921年至1925年就译介了35个国家的290首诗。同时，为了便于传播，在翻译过程中引入西方的语法结构、标点符号，在语言结构与外在形式上焕然一新，形成了符合现代人思维习惯的新句法、新结构、新版式。1916年胡适发表《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的文章指出：“今世界文明国之文字皆有一定之符号，以补文字之不足。”通过引入标点符号推动汉语文字的形式化和逻辑化，为现代中国人表达思想感情、传播文化观念提供有效的工具。正是发表胡适文章的《科学》杂志，用行动支持语言改革，发表文章采用横排版式与新式标点，开辟“名词讨论会”栏目讨论“科学名词”的语言形式问题。在这些倡导鼓吹下，语言包括文学语言迈入现代化的轨道，进而为中国文学的现代传播创造了基础。“语言的现代化（扩大来说，就是文学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构成了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五四的时代精神。”[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