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同新教：晚清“今文学”运动的中心

1895年前后诞生的康有为《大同书》代表着中国近代乌托邦的思想的成型，并且开启了其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乌托邦实践。此大同新教成为近代“今文学”运动的中心思想。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皆将大同学说视为最终的志业，并以此视为复原“真孔学”的核心内容。他们试图从对今文学运动经世致用思想的转化入手，附之以对西方政治秩序和科学知识的探求，最终将大同之教作为新的价值取向的基础，建构起一套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象征符号，成为时人沟通“过去”与“未来”的理想取径，使人们在文化认同与意义的危机中得到安顿。民族主义固然是了解中国现代化和革命的重要视角，但并不足以成为观察、理解中国现代性的整体视野。普遍主义道德秩序的重构才是晚清中国革命的重要特点，而这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革命，如Don C.Price 所指，对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革命运动来说，普遍主义的一面远远大于排他性的民族主义的一面。[10]

此时，如章太炎所言“公羊之说，如日中天，学者煽其余焰，簧鼓一世”。[11]至1928年，周予同如此总结：“到了清代的中末叶，因为社会、政治、学术各方面趋势的汇合，于是这骸骨似的今文学忽而复活，居然在学术界有‘当者披靡’的现象。当时所称为‘常州学派’‘公羊学派’，就是这西汉博士的裔孙。现在清朝覆亡已十六年，但这今文派的余波回响仍然在学术界里存在着，并且似乎向新的途径发展着。”[12]对于今文公羊学运动“当者披靡”的缘由，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认为，一则“与西洋民主思想相携手，以鼓吹共和革命之精神，遂为辛亥革命之大动力”，二则“将自来无人注意之汉族民主大同之说，尽量发挥”，使孔子之真精神得以显现。[13]

这一儒家乌托邦思潮并非康有为独立的发明，而是中国文人时代重要的遗产与日益风靡的西学风潮激荡下的产物，混合了公羊三世说、礼运篇小康大同说、佛教太虚平等说、道家天人混沌说、卢梭天赋人权说、基督教博爱平等自由说、欧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学说。大致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是西方输入的自然论基础上的宇宙观；其二是中国传统人伦道德的世界观；其三则是由内省而革命的超越世界。朱维铮指出，正是康有为，集中了自龚自珍、冯桂芬以来，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要求和理论，构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在理论上也许很荒谬，经不起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验证，却是那个时代的实际运动能够接受的一种思想范式。康有为构成的这个驳杂体系，包含着对中世纪学说的否定，对消逝已久的古典传统的梦想，对未来世界的乌托邦设计。[14]

此大同新教是历史与时代激荡的产物，看似是革命的飞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如汤志钧所指，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脱离“据乱”，“而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固万物可得之势，不待言也”。以喻当时中国还没有可以达到“大同”的条件，只可实现“小康”（“升平世”），只可采取资产阶级由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实现君主立宪，只可“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万无一跃超飞之理”[15]。

自古以来，儒学的发展与诠释学相互交织。儒学的诠释不单是“技艺之学”，而成为与圣心相通的“体道”的历程，是历代知识人个体身心安顿、理想寄托的载体和人生价值的核心。一方面，“经”是元典；另一方面，“经”也是一种解释，前者是生活的模板，后者则是理解“我”如何成为时代的“社会存在”。康有为的乌托邦体系经过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的阐发，形成了清末民初声势浩大的“今文学”运动的核心，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和革命的走向。梁启超是“今文学”运动最猛烈的宣传者，影响更是遍及五四一代，诚如胡适所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加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16]可见，胡适认为梁启超不仅对思想革命居功至伟，而且是政治和社会的革命先锋。

具体而言，对胡适以及一代学人影响最大的，一是《新民说》，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四十自述》中，胡适认为这两本著作为其开辟了一个新世界，《新民说》使其“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使其“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这一新学术思想便是晚清“今文学”运动的功绩，梁启超以《清代学术概论》总结此运动的功绩，正因为“适之曰：‘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17]“今文学”运动的怀疑精神开启了五四“新思潮”和“整理国故运动”，而梁启超眼中的这一“古学复兴”运动也递进为胡适眼中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

陈寅恪进一步说，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深刻影响了清末民初以及五四的政治和浪漫文学。[18]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则强调，“从公羊学派兴起以后，康氏之学，复以公羊学建立政派，经过百日维新运动，至于民国初年，确实对于中国士大夫发生了很大的影响”。[19]而不少学者演说的更为直接：康氏“大同”“三世”说深刻影响了孙中山革命党人。[20]正因其影响绵延不绝，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价康有为“三百年学术之殿军”。

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的乌托邦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是中国“革命”思潮传播的重要起源，也是今文家乌托邦思想的具体化体现，是大同新教的文学具象，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新小说”的诞生和中国小说史新纪元的到来。或如王德威《史统散，科幻兴——中国科幻小说的兴起、勃发与未来》所言，当史统不再是人们判断各种价值的唯一标准时，小说反而取而代之，成为看待古往今来、衡量人事变动的重要源头。[21]

以此为开端，清末民初乌托邦书写迎来了一个繁荣的阶段。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和《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辑录的1901—1919年的小说中，有关未来想象的乌托邦小说不少于80部。这一统计并不包括大量含有乌托邦思想内容的小说，譬如《孽海花》《东欧女豪杰》等。乌托邦文学既吸引了不少的革命者（章太炎、陈天华、蔡元培、钱玄同等），更盘踞了一批最富盛名的维新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吴趼人、陆士谔等）。

如若我们将这一文学运动放置在儒学现代转型的历史语境下深入观察，我们发现，与传统文学中的桃花源式的仙乡乐土叙事不同，一批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并且开始放眼世界的新文人，试图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一个混合了中西政制、价值观念，甚至殖民想象的有机世界体系。如吴趼人所言，这是一个“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一个东方的道德—政治—科技理想国，一个“儒托邦”。尽管具有强烈的空想主义色彩，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东方乌托邦思想的入口，处于时代大转型晚清文人所畅想的道德救世主义道路更值得今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