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为天地立心：早期理学的哲学使命

早自宋代开始，学界就将哲学、思想使命或问题意识作为理解“理学的发生”问题的重要角度，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便体现了这种思考，在这本表面看来只是早期理学家语录汇编的作品中，朱吕二人以始于“道体”、终于“圣贤”的篇目编排方式呈现出对理学使命或问题意识的确认，即他们认为理学的核心使命是推本究原、确立“道体”。近世中西学术交流会通后，“道体追问”又被本体论或存在论等形而上学思维与话语重塑，冯友兰、牟宗三等学者的理学叙事都展现出这一视角下的思考与关切。

需要指出的是，从使命或问题意识角度对“理学的发生”问题展开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中国古代天人之学即天人关系这条线索重视不够。具体而言，历史上对“天人合一”或谓“万物一体”[1]观念最为推重的时代非宋明莫属，对此一命题最不吝笔墨者又以理学家居多——从“北宋五子”到程朱学派再到陆王学派，“天人合一”观念为理学家所普遍主张，在宋明社会中广泛流行——但学界往往疏于追问，理学家为何如此推重“天人合一”观念，或者说“天人合一”观念对于理学尤其是理学的发生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要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先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源流做一番考察与界定，这是深入探究理学家为何秉持这一观念的前提。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作为观念的“天人合一”是天人关系这条哲学史或思想史线索逻辑发展的产物，它初步形成于魏晋时期，以天人合一于“气”为主要特征，并且在隋唐时期遭遇来自佛教的巨大挑战，后者以天人合一于“心”或“空”为主要特征。为应对佛教的挑战，早期理学家试图重建“天人合一”的机制与整全世界的本原，重新确立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生存方式，他们的追问展现出既区别于佛教哲学又不同于本土传统哲学的新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天人合一”观念直接关乎理学的使命，是理学发生的思想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