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国精英的知识、眼界和政治取向

李剑鸣

美国业余历史写手托马斯·韦斯特，对“建国者”在各种出版物中不断遭到苛评深感不平，便自告奋勇地替这些历史人物充当辩护人，于1999年推出《捍卫建国者：美利坚起源中的种族、性别、阶级和正义问题》一书，大力弘扬“建国之父”的思想和历史贡献。[1]未料，他的辩护却并未赢得美国史学界的好感。即便是约瑟夫·埃利斯这位专门研究“建国者”的职业史家，也不仅批评本书带有保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还直截了当地把它说成是为现实需要而滥用历史的典型。[2]其实，大致就在为韦斯特写书评的同时，埃利斯自己的新书《建国的兄弟们：革命一代》也摆在了书店的架子上。他自承，这本书旨在肯定“那些处于全国性事变中心的行使权力的政治领导人”的历史地位。[3]可是，在书评人小詹姆斯·班纳看来，埃利斯这本书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那几个“少数人中的少数人”的“行动和意图”，对于创建和维护这个国家乃是居功至伟的。[4]

如果埃利斯的书再晚几年出版，所受到的批评也许就不会这么温文尔雅。经过几代激进史家的解构和重构，美国革命史的面目早已是今非昔比。一方面，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作用被不断放大，一场革命（revolution）被说成了多场革命（revolutions）的复合体；另一方面，精英领导人则不断遭到“边缘化”乃至“妖魔化”。于今，普通人和边缘群体变成了革命的主角，被奉为真正的革命者；而以往备受推崇的“建国之父”则被描绘为三心二意的革命者，只是在民众革命行动的压力下才没有完全沦为革命的绊脚石。由此形成的乃是一种民众和精英二元对立的美国革命史叙事。[5]此外，还有不少史家关注革命的破坏性和不确定性，突出战争对普通人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破坏，渲染那些不革命和反革命的人所遭受的磨难和苦痛，把革命描绘成一场充满暴力的灾难性内战。[6]这些新的革命史写作固然揭示了美国革命的许多新面相，但对那个大变动时代的利益关系和权力斗争做了过于简单和道德化的处理，尤其是刻意贬低和矮化精英领导人，这不仅无助于理解民众和精英在革命中的不同作用，而且还可能掩盖美国革命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

在当时的参与者看来，美国革命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一场政治事变，它的最大成果是创建了一个独立的、联盟式的新型共和制国家，为人类获得和维护自由开辟了一条现实可行的制度性道路。[7]这一结果固然不是精英领导人独力造成的，但是他们在其中无疑扮演了主要角色。革命时期的核心工作，诸如革命理念的阐发，大陆会议的召开，大陆军的组建，军事行动的擘画，各州的立宪，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交涉，与英国的谈判，《邦联条例》的制定，联邦宪法的起草和批准，无一不是在精英领导人主持下展开和完成的。像美国的“新美国革命史学”那样片面贬抑建国精英的历史地位，同以往一味颂扬他们的革命功勋一样，都是一种具有很大遮蔽效应的革命史观。因此，重新关注作为一个群体的建国精英，特别是了解他们的知识结构、眼界胸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事风格，对于理解美国独立和建国的历程，对于把握美国革命的历史地位，至少在学术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