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民”：基于群治的晚清理想人格范式

对“晚清”一词，学界虽使用较多，但在“晚清”明确的时间指向上却是存在争议的。对“晚清”的起始时间点，各工具书均无明确的义项解释，仅《现代汉语词典》释“晚”时有例子，其第2项释“时间靠后的：～稻/～秋/～年/～清（清朝末年）”[1]。但“清朝末年”一词的使用在学界亦不明确。学界不少人持1840年之说，如唐德刚[2]、戴鞍钢[3]，基于这一时间点的原因是比较明确的，鸦片战争的发生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促使中国不得不开始接受西方。但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来说，1840年之后的中国对西方的接受与学习是阶段性的，是逐步推进的。基于中华帝国悠久的文化传统，近代文人对西方的接受明显经过了由外化到内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人的心理优势逐步消退，以至终于自我主动戴上了“落后”的帽子。从这个角度来讲，1840年并不是中华帝国一个分裂的重要节点，因为对于一个国家的变革而言，思想的改变才是根本性的。同时，1840年之说更多是基于史学、政治学解读的成分。

而从文学研究角度来讲，目前论及“晚清”的研究成果不少，有明确认定其起始点的如刘德隆的1872年说[4]，陈平原的1898年说[5]，欧阳健的1902年说[6]。而学界更多对“晚清”的起始点含混处之，如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从其选本来看，其理解当在1902年左右，但他并未明确说明，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7]在“晚清”的时间认定上则更为模糊。在此，对“晚清”一词的时间界定，我们不妨沿用时萌所言“习用的概念说”，即“二十世纪头十年光景”[8]，这一说法亦与本书所探讨的20世纪中国文学理想人格形象所设定的时间前限一致。

中国近代以来对西方的学习，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的演化，在此过程中，近代思想家逐步认识到解决中国危机根本性的出路应该是人的问题。人才不足是我们在面对西方时失败的重要原因。“沈沈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才海内空。”（龚自珍《夜作》）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衰败的清王朝竟然无人可用。在人才问题上，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两位重要人物龚自珍和魏源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高声疾呼，劝勉统治者要打破旧有的人才格局，选拔出当下所需的人才，但能改变“万马齐喑”局面的人才在当下是否有，龚自珍其实是有所怀疑的，因此才有“天降”一说。龚自珍的人才理念更是寄托于明君的，对于具体的人才内涵及如何培养，他其实是没有细致考虑的。从这一点来讲，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则要务实得多，“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魏源《寰海》），“师夷”的前提是人才的培养，而在具体的人才培养方面，他更强调实践性的一面：“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9]只有立足当下，接触现实，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知者”。“病患迭出，人才亦迭出。”[10]在当下内忧外患的困局之下，他坚信此时正是出现人才的时机。

龚自珍、魏源的人才说其实是对社会精英的一种期待，而这种期待发展到戊戌变法之后则演变成国民性批判的问题。基于国门被动打开的现实，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全方位地影响到国人，导致“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人生观、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发生混乱和瓦解”[11]。此一阶段，对国民性的探讨虽然更多关注国人的现实人格问题，但现实人格的危机却是基于理想人格的定位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求新的理想人格范式的建立成为必然。晚清时代，知识分子对新的理想人格的期待更多是基于“国民”这一群体性的概念，认为群治才有国治。在吸收了西方先进理念的基础上，严复、梁启超等人就新的理想的国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梁启超更是以一部《新民说》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晚清新的理想人格形象的呈现选择了小说这一更为形象、更适合进行立体化展示的文体形式。正如有论者指出：“晚清新小说家对改良‘群治’和‘新民’的执著追求，使小说成为建立理想‘国民’的现代乌托邦的实验场，给社会进步规划出了基本路向和结构草图，这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2]晚清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新民”形象，但晚清“新民”说法本身由于是在国家内忧外困的压力之下提出的，这些文学形象多承载了宣扬新思想的功能，有着较强的意识形态特征，而从具体的文本塑造来讲，这些文学形象多说教强于建构，因此晚清小说虽数量众多，但成功地塑造理想人格形象的作品并不多见。在众多的晚清小说文本中，《黄绣球》应该是晚清时代理想人格塑造的一个较为成功的实践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