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的起源与人性隐喻

在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神殿上有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它正好体现了西方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强调个体的价值，把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不断探寻人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受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西方文学的深层始终回荡着对人的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其间常常交混着人与兽、灵与肉、善与恶等二元对立的经久厮斗。古希腊罗马文学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学（简称“两希”传统）是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它们各自对人性的理解与表达有着文化内质上的对立与互补。

在神的大家庭中，普罗米修斯是主要成员之一，围绕他展开的主要是创造人类并造福于人类的故事。传说中他用泥土和水按神的模样造出了人，并把狮子、狐狸、猫头鹰、猴子、牛、狗等动物的秉性都封闭在人的胸膛里，于是，人也就有了生命。所以，人有时就像狮子一般勇猛，有时像狐狸一样狡猾，有时又像狗一样忠诚。[1]

不过，刚被造出来的人，没有呼吸也没有灵性，属于草木一样的自然之物。后来，智慧女神雅典娜给这些处于行尸走肉般“半生命”状态的人吹入了灵魂和呼吸，从此人就有了高贵的灵魂。

对于生命之奇妙和生命形成之奥秘，原始初民当然无法以科学方法进行确证，而只能凭直觉感悟式的猜测、比拟类推式的想象去解释，于是就有了神话里关于人类起源的美丽故事。普罗米修斯造人的神话以象征隐喻的方式告诉人们，人的生命是从动物而来的，因而具有动物的秉性。但是人又有高贵的灵魂和精神世界，因此人高于动物，却又与动物相关联，动物和人的某些秉性是互通的。这也许会让我们想起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我们不必去追问神话中有关人的解释的科学合理性，而只需从中体悟其人文的意味，因为，这是古希腊人对人性的一种稚拙而浪漫的艺术化理解。

古希腊神话中类似的关于人与动物相关联的观念，是西方文学与文化中理解人性的源头之一。

柏拉图在《法律》中说：“人是一种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不过，仍然需要良好的教育和优良的素质；这样，在所有动物之中，人就可以变得最高尚、最有教养。”[2]

亚里士多德在《动物组成》和《政治学》中说：“人趋于完善之后，就是动物中最好的……如果人没有美德，人就成了动物中最邪恶、最残暴、色欲与食欲也最大的动物。”[3]

赫胥黎在《人与低级动物之关系》中也说：“知道人在本质上和结构上同禽兽是一致的，我们对人的高尚品格的尊重不会因之而减弱。”[4]

在西方文化史上，把人与动物联系在一起论述的例子比比皆是。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普罗米修斯造出的“半生物”的人，不过是人的肉体而已，他们的灵魂是雅典娜后来赋予的，说明灵魂和肉体是可以互相分离的。有了灵魂，人的生命才真正存在，反之，灵魂离开肉体，人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而灵魂依然存在。这是远古希腊人对人的生命现象的一种朴素的理解与解释。可以想象，这种对生命的灵肉分离的理解，包含着人对肉体生命之短暂的痛苦与无奈，对灵魂永恒之苦苦追求，因而灵与肉的矛盾最初体现的实际上是人关于生与死的矛盾与痛苦。这种灵与肉二元对立的观念，为原始宗教观念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灵肉分裂使古希腊原始宗教演变为文明时代的宗教，并导致把世界划分为尘世与彼岸的分裂，终于发展成为一整套神学体系的伟大宗教，如基督教之类。”[5]

在古希腊，从毕达哥拉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把灵魂问题作为一个哲学研究的重要论题，并由此演化出一套深刻而细致的关于人的本质的演说。他们都强调，人之为人在于他有灵魂；通过灵魂的净化人才能得救、认识真理和达到神圣的境界；肉体和尘世使人纷扰堕落，所以它应该受灵魂支配，而决不可让灵魂受肉体的摆布；自觉到这一点的才能算作人，与动物真正有别的人，人间正义才有可能达到。[6]这些思想也成了后来古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交融的内在契合点和思想基础。从此，西方文学和文化在人的本质问题的纷争中，也就永远离不开灵与肉的观念：“上帝（圣父）、耶稣（圣子）、圣灵（道）同人的灵魂相联系，它拯救人类主要指的就是拯救人的灵魂。”[7]这种重灵魂内省的传统与古希腊的科学理性精神传统并立，成为西方文化相反相成、互补交融的传统。

在西方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希伯来文学中，关于人的起源的解说同样富有诗意与浪漫。

《旧约》是这样描述人的起源的：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在第6天又按照自己的形体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一个男人，取名亚当，此后又在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当他的妻子，名叫夏娃。后来在蛇的引诱下，亚当与夏娃违背上帝的旨意，偷吃了智慧树之果，被耶和华逐出了伊甸园。

《旧约》作为神话形式的文学经典，是经过几代人创作而成的，其中，偷食智慧果的故事是整个作品中关于人的故事的开端，也是《圣经》关于人与上帝、人与自我关系这一基本主题之开端，更是人的善与恶的不解之“结”的开端。“原罪”是基督教的基本观念，从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开始，凡肉身者皆生而有罪；人的降世亦即恶的降世，恶与人俱在。“原罪”成为人类无法摆脱的永恒的“宿命”，也是西方文学与文化中人的“罪恶”意识以及善与恶二元对立的源头之一。

然而，人类始祖之原罪在于违背上帝旨意偷食智慧之果。从文学的象征意义上看，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是人类由自然人走向文化人的隐喻。智慧之树是文明之树的象征，智慧之果即知识之果、文化之果。就人类而言，对智慧之果的欲求乃是对知识的欲求、对文化与文明的欲求；亚当与夏娃吃了智慧之果后知羞耻明善恶，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人与自然的分离——自然人走向了文化人，从而标志着“人”的诞生。这说明，智慧起于人的理性，文化源于人走出与自然浑然无别的原始状态。人与自然分离是人类的一大进步。[8]

总之，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希伯来文学经典中，“人的起源”的神话都隐含了人性理解的原始形态，是原始初民对人性及其善恶本质的稚拙而浪漫的诗意理解与表达；作为一种原型或“母题”，后来西方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人性与兽性、灵魂与肉体、善与恶、上升与沉落的二元对立主题，都与之有渊源关系。比如，浮士德内心“魔”与“上帝”的纠结，聂赫留朵夫身上“动物的人”与“理性的人”的冲突等，都透出了远古时代人的自我追问之声。这就为我们阐释西方文学经典指证了一条贯穿始终的人文线索，也为我们深度解读经典文本标示了一个关键的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