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诗英译发轫之历史境遇

明末清初，中西交流日渐频繁，其间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以传教为目的来到中土，其初期传教主要是一种文化布道，尤其采用了一种“学术先行”的传教形式。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P.Matteo Ricci）、德国的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比利时的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人就是以“儒士”“先生”的身份，着儒服，戴儒冠，如同精通中国语言、辞章和诗学的饱学之士一般游说于民间。他们为西学东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向西方初步介绍了中国的儒家文化。

进入18世纪，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一直闭关锁国，而在欧洲，1750年发源于英格兰的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并在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这次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结构和世界格局带来重大影响。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西方文化的最初碰撞也加剧了西方国家深入了解中国的欲望。此时已成为经济霸主的英国，对殖民地掠夺日渐加强，新的日不落帝国企图敲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在19世纪初期，英国对中国的儒家文化已有了初步了解，在殖民扩张的欲望下，在传教的实际需求下，在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深入了解的渴望下，英国传教士如同早期的传教士，继续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交流的最大障碍就是语言，尤其“当1793年英国最终决定派出由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出使中国时，全国上下竟然找不到一个合格的译员”[2]。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文化的载体，是文学文化传承的复合，在这一最实际的需求下，传教士汉学家编撰了英文版的汉语辞书类著作，也正是在向西方读者解释汉语语言特征的过程中，传教士成就了首篇英译自汉语原文的唐诗，亦促成了英译唐诗之萌发。在中西文化的进深交流中，传教士汉学家促进了此时期的东学西渐，激发了处于萌芽期的英国古典汉学研究，尤以介绍汉语语言和中国社会文化的著作为早期研究成果，从而成就了唐诗英译之发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