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文化中心动力的基础上，强化“边缘的活力”
“边缘的活力”，是笔者创造的一个术语，对于解释少数民族在中华文明上的贡献，是很有效的。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学人，还专门为这个术语开过一些研讨会；包括一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件，也用了“边缘的活力”这个说法。边缘的活力，既是有效的，又是普遍的，它与中心文化的吸引力形成张力，使我们的文学、文化可以两条腿走路。
当然为了使边缘活力万派归宗，不至于在碰撞中无端耗散，中原文化的吸引力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原文化领先发展，文明含量比较高、雅、精。比如宋代国势较弱，但它把儒学演绎出理学，宋人的道脉、史脉、文脉、诗脉都很强。欧阳修、苏东坡的文章诗词，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引起少数民族的景仰。唐朝把中国文化做大了，宋朝把中国文化做精了。要是没有宋人精心经营文化根本，蒙古人铺天盖地进来，就会出现文化的荒芜和夭折。但是宋人的道、史、文、诗四脉兼佳，根深叶茂。蒙古人进来后，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景仰，皇室重理学，蒙古色目子弟纷纷写汉语诗词，赵孟頫的书、画、诗“三绝”使马上民族为蓬头垢面而自惭形秽。蒙古人首先把朱熹《四书集注》当成科举考试的标准。这就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延续了下来，所以中原文化的吸引力是有核心价值的。
但是处在这个中原中心位置的官方文化，很容易模式化，甚至僵化。因为要获得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就必须把自己弄得很精致，很严密，同时也就很死板。比如“三纲五常”，要改动一个字都很难。中原中心文化面临两难的尴尬，它有领先发展的优先权，具有吸引力、凝聚力，但凝聚容易引起凝结，进而凝固化。但是边缘文化，地位不显，禁忌较少，身处边缘带有原始性、流动性，带有不同的文化板块接合部的混合性，这些都是“活力”的特征。当中原的文化僵化之后，边缘文化就会输入一种新鲜的带有野性的文化因素。有一幅图画叫作《东丹王出行图》，是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自投后唐明宗后，长期居住中原，改名李赞华绘制的美术精品。人物相貌都似胡人，东丹王神情忧郁，若有所思，他与紧密的随从衣冠、服饰、佩带已经不同程度汉化，而奔前跑后的骑兵依然是胡冠、胡服。画卷末端有近似宋高宗赵构的题词：“世传东丹王是也。”由此可以发现，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往往是由上而下的；而少数民族的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往往是由下而上的。
为何如此？当然是少数民族唯有贵族有能力聘请汉族最好的老师，有机会接触汉族的珍贵典籍，比较容易接受中原的文明。而一般的少数民族猎户，整辈子、几辈子都没有离开他那个山沟沟，又何谈汉化，何谈接受汉文明？所以汉文化的扩散是从上而下。而汉族士大夫不可能穿着胡服上朝，不可能在朝廷里跳胡人歌舞，除非像唐朝那种胡气很重的朝代。一般的朝代，达官贵人是不允许在朝廷里卖弄胡人的礼仪的。所以少数民族的影响，先影响民间，然后才影响上层。比如佛教进来的时候，它是一种胡教，要直接跟中原儒学对话，就会被鄙视为出家人不忠不孝。但是佛教通过西域少数民族，通过北朝的少数民族，然后逐渐渗入汉族的民间和上层。根据文献记载，在晋朝以前，汉族士大夫是没有人当和尚的，所谓“沙门无士人”，当和尚的都是胡人。到了“五胡乱华”之后，出现生存、生命的危机，汉族士人才开始有出家的。中国的三大石窟，主要也是少数民族所建。大同的云冈石窟，是北魏鲜卑族搞的；洛阳龙门石窟，是北魏和沾染胡气的唐人修造的；敦煌莫高窟，出现在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的地方，丝绸之路的西域胡商，以及西夏贵人都贡献了不小的力量。所以佛教三大石窟的形成，少数民族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比汉族人士的作用还大。佛教后来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部分，它的运转过程离不开胡人。
讲到唐朝，笔者想起“燕瘦环肥”的说法，李白《清平调》，“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把汉成帝的皇后、瘦美人赵飞燕，同唐玄宗的贵妃、胖美人杨玉环联系在一起。出土的唐朝壁画和陶俑，一个个胖嘟嘟的，那是时代的风气以胖为美。风气的根源在于唐朝王室是相当程度胡化了的汉人，他们的母系，什么独孤氏、窦氏、长孙氏，都是鲜卑人或突厥人，唐朝宰相也有不少出自少数民族。因此，唐朝文明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李氏发迹于少数民族执政的北朝，担任过北周鲜卑族政权的六镇将领。马背上的胡人不喜欢弱不禁风的女人，而喜欢健壮的女人，你看元朝皇后的画像，一个个都是大方脸。《蒙古秘史》记述成吉思汗的祖先，哥俩出去打猎，看到一个姑娘在草地上撒尿，撒得很远，实在是健康，就把她掠回去当了妃子。马背民族不像汉族那样搞很复杂的婚姻手续，又问名，又纳彩，他们需要健壮的妇女，生育力很强，又能随军作战。草原上风大，瘦美人很容易被一阵风刮跑了。唐朝喜欢胖美人，与关陇集团进入中原相关。秦朝入主中原，兵马俑也是很强壮的。因而唐宫中的杨贵妃必然是一个胖美人，才能“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汉朝就不一样了，他们沿袭了楚王好细腰的风气。如果到徐州参观西汉楚王墓，就会发现墓里的骑马武士陶俑是女人相，腰身纤细，如果没有脸上那两撇胡子，真以为就是女人。西汉皇室继承了楚王好细腰的嗜好，才有赵飞燕这样的瘦美人大受宠幸。宋人乐史《杨太真外传》记载了唐玄宗、杨贵妃对汉成帝皇后赵飞燕的观感：“唐玄宗在百花院便殿，披览《汉成帝内传》，杨贵妃随后赶到，问他：‘看什么文书？’唐玄宗笑曰：‘不要问，知道了又要纠缠人。’杨贵妃拿来一看，写的是：‘汉成帝得到赵飞燕，身轻禁不住风吹。担心她被风刮跑，特意制造了一个水晶盘，让宫人以手掌承着水晶盘，赵飞燕在上面歌舞。又制造七宝避风台，其间放了各种香料，怕赵飞燕的四肢不能承受。’唐玄宗问：‘贵妃你让风吹一吹，如何？’因为贵妃微胖，所以玄宗这样说，跟贵妃开个玩笑。贵妃回答：‘《霓裳羽衣》一曲，可以超过以往的一切。’”[35]以瘦为美的风气，是刘邦在楚地起义，把楚风带进宫廷的结果。汉高祖刘邦回故乡，高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楚风歌曲，带有南方少数民族的音调。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域板块、各民族从东南西北各方给民族共同体增添的文化要素和审美趣味千差万别。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进程中，许多古民族和少数民族已然消融在汉族里。因而不讲少数民族，就讲不清楚汉族；正如不讲汉族，也讲不清楚少数民族一样，它们都成了一个总体民族的一部分。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过程和少数民族“边缘活力”，是我们重绘中国地图中，需要认真补写的文章。
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给整个中华文明增添了许多光彩。中原文化的理性占据主流的过程发生较早，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史诗和神话传说，在中国得不到完整的记载，散落成为碎金状态。写文学史为了与世界接轨，就从《诗经·大雅》里选了五首诗，说成是周朝的开国史，但是加起来才338行，怎么跟《荷马史诗》去比较？史诗是一种大规模的民族群体创造，如果把少数民族计算进来，情形就发生根本性变化。少数民族有三大史诗，一是《格萨尔王传》，藏族和蒙古族的史诗，根据现在的整理，大概有60万行以上。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辑精选本，就有40卷，现在已经编到将近20卷了。还有是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同的《玛纳斯》，大概也是一二十万行。还有南方、北方许多少数民族里的神话史诗、民族起源的史诗、民族迁徙的史诗，数量在几百种之多。中国绝不是一个史诗的贫国，而是史诗的富国。人类史诗的版图必须重绘，因为世界上五大史诗的长度加起来，还不如我们一部《格萨尔王传》。世界五大史诗最早的是巴比伦刻在泥板上的《吉尔伽美什》，3000多行；影响最大的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塞》，分别有2万行和两三万行；最长的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写猴王哈奴曼，背着喜马拉雅山一跳就跳到斯里兰卡。有人说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出现受了哈奴曼的影响，理由并不充分。最长的史诗《摩诃婆罗多》有20万行。所以笔者讲过这样的话：公元前那一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荷马史诗；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印度史诗；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应该是中国史诗，历史会证明这一点的。
《格萨尔王传》是活形态的史诗，现在还有几百个艺人会歌唱，还在不断地滚雪球，篇幅越滚越大。它讲述藏区妖魔横行、生灵涂炭，梵天王就派他的儿子下凡，就是格萨尔。格萨尔赛马称王，平定各路妖魔，在地狱里面救出母亲和爱妃，然后返回天国。说唱艺人讲的故事梗概都差不多，但是每个人讲的具体内容则千差万别。群体创造，千年传承，每个艺人都有一套拿手本领。荷马史诗已经成了化石，但是格萨尔还是活形态，研究起来，还可以在江河学游泳，而不是站在岸上讲游泳术。比如格萨尔的艺人学，有些歌手叫“神授艺人”，说神教他唱的，他可能原来不会唱《格萨尔》，后来大病了一场，或做了一个梦，醒来他就会唱了，一唱就是几部、十几部、几十部。人类记忆是有极限的，一个人最多能够记多少首诗，大概几千首或上万首吧，但说唱艺人记了几十部，现在活着的艺人最多能唱70多部。有的艺人自称是格萨尔的骏马踩死的那只青蛙，投胎人间，讲述那里的神奇故事。他也可能说自己是跟格萨尔打仗的某位将军，所以他唱格萨尔，唱到将军被格萨尔打败这一段就不唱了，不好意思，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诸如此类。有的艺人，叫作“圆光艺人”，对着镜子就产生幻觉，能滔滔不绝地唱，没有镜子，撕一张破报纸拿在手里也能唱。但是没有这张破报纸，他唱不了。如此等等，对于人类的精神、心理、灵魂、记忆力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原始生动的材料。这些都显得奇特神秘，大开眼界，反映了跟中原文化很不一样的“边缘活力”。
少数民族以其独特的野性强力，有时会在主流文化无从措手处，介入文化发展的进程。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学演变线索，是《莺莺传》怎么变成《西厢记》的。《西厢记》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家喻户晓，也非常美妙的爱情故事，它的原始版本是唐人元稹写的《莺莺传》。唐传奇《莺莺传》中张生对莺莺是始乱终弃的，一开始百般殷勤，到头来绝情地把人家抛弃了，还说些女人是尤物、是祸水之类的文过饰非、不咸不淡的话。当然此类绝情抛弃，唐人是能够接受的，根据陈寅恪的说法，唐代士人结婚，要娶大家族；仕途须进士出身，才受人尊敬。莺莺不是出身大家族，抛弃她，另外去找一个属于大家族的韦氏，是唐人认可的。至于女人“祸水”“尤物”这一套，唐人好像也讲得出口的，因为唐律里规定“娶则为妻，奔则为妾”。到了宋代，像秦观、赵令畤这些苏东坡的门下人士，对莺莺非常同情，作了很多曲子，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叙说：“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36]但是在宋朝文化体制里，他们婚前性生活的行为不可容忍，最终都是悲剧。汉族《礼仪》里记述结婚要有六道手续，婚礼是六礼，不能逾越。此事的结局，是何时何地发生突破性的变化？是在金。金章宗时候有个董解元，写了一部《西厢记诸宫调》，创造了红娘和闯阵的和尚这么一些草根人物，终使有情人皆成眷属。团圆的结局只能够发生在女真人入主中原的金代，而不能发生在北宋、南宋，这是值得深思的。
根据《大金国志》和《辽史拾遗》的记载，女真有两个很独特的风俗：第一个独特的风俗是，贫家女子求偶就到街头唱歌，唱自己怎么漂亮，怎么会做女红，男子中意，就把她领回家，觉得合适才去下聘书，这就带有古老的试婚制度的遗留。还有一个风俗叫“纵偷”，正月十五的上元节，朝廷放假三日，假期里，谁去偷人家的金银财宝，谁去偷人家的妻妾，偷自己的情人，政府是不治罪的。这是古老的抢婚的遗留。在少数民族这种风俗底下，始乱的婚前性生活的问题，又何足道哉？这就给莺莺和张生“有情人终成眷属”，“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提供了很大的伦理空间。到了元代王实甫《西厢记》就专心致力于锤炼章句了：“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情痴得令人发笑。清人梁廷柟《曲话》说：“世传实甫作《西厢》，至‘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构想甚苦，思竭，扑地遂死。”[37]可见作家对崔莺莺唱出的绝妙好词，竟是如此呕心沥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把原本的伦理规范、贞节约束统统解构了，而另行一套。伦理空间是儒学严重关切的领域，少数民族提供的解构性的新空间，直接作用于文学进程。
为什么元人来了之后，带点野性和胡腔的杂剧发展起来了？元朝朝廷里也看杂剧，元朝的皇帝批文时，用的是大白话。皇帝批道：“知道了。”用语俗白得不得了，白话戏剧也就顺势发展起来了。宋朝皇帝还要找几个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来代笔。元朝连科举考试都终止了80年，怕举子们结成同年、同党难以驾驭。官员由他们当面选，成吉思汗召见耶律楚材，就跟耶律楚材说：你不是契丹人吗？我来给你报仇，把契丹亡国的仇人灭了，你应该为我服务才对呀。耶律楚材说：我父亲、我祖父都在金朝做了很大的官，金朝也就是我的国家了。成吉思汗毫无介怀，把他征为自己的随行官。元朝建立初期，派了程钜夫到南宋亡国的地域，在江南找到赵孟頫。赵孟頫是宋朝的宗室，赵匡胤的后代，元朝用人，用了宋朝宗室子弟也毫不忌讳。元朝没有文字狱——虽然不甚重视文人，文人地位很低，但觉得文人不可能折腾起来，用不着搞文字狱。虞集是元诗四大家之首，他按老皇帝的命令起草诏书，说某某皇子不能当太子，不能继承王位。后来元朝宫廷政变频繁，七变八变之后，这个皇子当了皇帝，就有人在背后告虞集的状，说就凭虞集起草这份诏书，也要治罪把他除掉。但是这个新皇帝说：这不是他的事，是我们家里的事。还照样用虞集。少数民族进来之后，很多风气都变了，风气一变，文学发展进程不可能不受影响，这涉及文学、文化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