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章节安排
在《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发生、层累及对话（1920—1949）》这一命意下，本书章节有着以下安排和考虑。
当下，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分为三个十年，每一个十年的文学主潮大致为“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新文学史书写总要落后于实际文学运动的发展，再据笔者对文学史书写资料的考察，发现近三十年的新文学史书写实际上就是将这三个时期的文学主潮进行历史化的时期，所以同样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20世纪20年代是文学革命的合法性论证及“五四”文学历史化时期，20世纪30年代是重评“五四”文学与革命文学历史化时期，20世纪40年代是再评“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历史化时期。其中的时间节点分别是1920、1930、1940年，这样的时间划分看起来是故意为之，但更多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与历史规律的耦合。1920年罗家伦在《新潮》第2卷第5号发表了《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对新文学历史进行梳理的文章，由此开启了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源头；1930年冯乃超主编的《文艺讲座》第一册出版，其中有麦克昂（即郭沫若）的《文学革命之回顾》、华汉的《中国新文艺运动》、钱杏邨的《中国新兴文学论（第一章）》，这三篇文章主要是“创造社”“太阳社”人士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书写革命文学历史，标志着革命文学历史化的肇始；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对“五四”及之后的文艺运动进行再度重评有了新的理论工具。三个时期代表着“五四”文学、革命文学、抗战文学的依次历史化，又意味着不同知识范型的登场，构筑了本书时代分期、分章的重要依据。
第一章将介绍20世纪20年代四种主要述史观点对文学革命与“五四”文学进行的历史书写。以罗家伦和胡适为代表的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拥趸者以进化论观点论证了新文学是旧文学的必然进化，具有优胜劣汰的合理性。以刘贞晦、李振镛、胡毓寰、谭正璧、赵景深、陈子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史编撰者则在古代、近代文学史中附骥了新文学史，他们以中正客观的立场讨论了新旧文学之间的关系及新文学的成绩。“鸳鸯蝴蝶派”作家则以范烟桥为代表，他在《中国小说史》中谈及“鸳鸯蝴蝶派”小说才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正宗，并认为其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并不亚于新文学的贡献。向培良、草川未雨作为后起的作家，面对着整理国故运动和新格律诗派的“复古”，提出了“保卫新文学继续前进”的主张。
第二章将介绍20世纪30年代四种主要述史观点对“五四”文学进行的重评，及对革命文学的历史化。郭沫若、华汉、钱杏邨等人以唯物论为评价标准矮化“五四”文学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文学，认为只有革命文学才高扬着无产阶级的大旗，王丰园、吴文祺、李何林等人的文学史著则紧随其后。周作人则以循环论为依归，认为所有的文学无非载道与言志两派，新文学运动只不过是晚明言志文学的循环。钱基博则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晚清民初的旧文学及反对新文学的学衡派，其认为新文学之新将会危及中国的文化传统。而王哲甫、朱自清、霍衣仙等人则以教学实践为目的，客观中立地论及新文学史实，并总结归纳其发展规律。
第三章将介绍20世纪40年代中四种述史观点所再次对“五四”文学的重评，抗战文学在此时得以历史化。在中国共产党方面，有解放区的周扬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再评“五四”文学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运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生发展成为新文学史的中心线索；而国统区的冯雪峰则根据国统区斗争现实与需要，大谈统一战线，并总结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国民党方面，则有王集丛、赵友培等人重谈“三民主义”文艺，并以此重新组织文学史线索，革命文学成为他们要遮掩、否定的文学运动。在自由知识分子方面，则有战国策派出现，其中陈佺以民族主义文学作为新文学史的述史中心，“五四”文学与革命文学时期都成了民族主义文学失败的阶段，只有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文学才获得名正言顺的倡导和发展。此时仍以客观中立立场进行新文学史书写的则有李一鸣、任访秋、蓝海等人，他们将新文学三十年的经典作家予以确立，抗战文学的发展脉络则逐渐清晰。
“结语”部分，笔者将讨论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的症候与未来的方向。其一，中国新文学史书写发生期多是文学史活动者与参与者的自我书写，其地域多集中上海、北京，少有文学史家科学全面检索之后进行的独立判断，而这些研究多被后来者所吸收，所以中国新文学史书写还有待进一步全面化和客观化。其二，新文学史书写不是文学历史的镜子式的反映，需要述史情节和述史观点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发掘出历史的意义，否则只是简单的自我重复与累积。其三，新的历史条件，我们需要新的述史情节，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我们重新反思“五四”文学、革命文学和抗战文学，并以此提出新的文学史情节。单一的述史情节创新也还是不够的，述史情节应能和经典作家作品的阐释相互证明，否则就如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的述史口号一样，只能成为空洞的历史主题，而欠缺丰富的历史事实予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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