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学的当前危机与媒介指向

在传统社会中，文学是人文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时代的花朵，是文化中最好的东西（利维斯），而今文学的边缘化几乎是全球性的。斯洛文尼亚美学家艾尔雅维茨描述了这一现状：“在后现代主义中，文学迅速地游移至后台，而中心舞台则被视觉文化的靓丽光辉所普照。此外，这个中心舞台变得不仅仅是个舞台，而是整个世界：在公共空间，这种审美化无处不在。”[3]美国的希利斯·米勒则借助德里达的《明信片》表示了更为深重的忧虑：“……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所谓的文学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4]在此，文学不仅面临边缘化的命运，而且遭遇着存在之痛。不仅如此，连文学的精神姻亲也被“连坐”。谁是这场所谓“悲剧”的导演呢？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失落，而今随着视听媒介的丰富，连文学存在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米勒的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代表的一系列关于新的电信技术引发的文学研究生态变迁的文章的发表和专著的出版，[5]在国内引起了持久的文学存在危机和文学理论研究对象和走向的讨论。

在此理论背景下，有的学者坚信由于文学的审美独特性，文学是不会终结的。童庆炳先生认为，作为情感的表现形式的文学不会终结的理由在于文学语言属于独特的审美场域，不会被新媒介催生的图像艺术取代。“作为语言文字艺术的文学，它的思想、意味、意境、氛围、情调、声律、色泽等也是图像艺术不可及的。”[6]李衍柱先生并不讳言在信息时代文学会出现新的物质载体和传播媒体，断言数码文本、纸质文本和手抄文本将会长期并存。尽管如此，他与童先生一样认为文学具有其他艺术不可企及的优势：“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间接性、音乐性、含蓄性，具象性和抽象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兼有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再现艺术和表现艺术的特点，使它能够摆脱色彩、线条、音阶、屏幕等物质媒介的限制，在人的心灵世界和微妙的情感领域与现实世界发生更为丰富多样的审美关系。在艺术中一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蕴，都可在语言艺术中显示出来，也正因为这样，亚里士多德才说诗更具有‘哲学意味’。”[7]

米勒在2004年接受文艺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文学研究的转型说。他认为当前的文学和文学研究都在走向一种新的形态。在新媒介的作用下，新形态的文学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等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与此相应，新形成的文学理论也是一种混合型的，也就是文学的、文化的、批评的理论的一种混合体。与米勒的观点不谋而合，有些学者提出在后现代文学边缘化的语境下，文学的终结是现实的写照。他们逃离文学去搞美女、楼盘、服装、装潢等时尚文化研究，提出文艺学的越界和扩容，要实现“文化转向”，让“文学性”和“审美性”在日常生活中“蔓延”，城市、公园、市场、健身咖啡厅，流行歌曲、广告、时装，游戏、电视、电影等代替文学和艺术成为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并未涉及对米勒预言的讨论，但其言说的背景“后现代社会”“媒体信息社会”“消费社会”都与技术媒介密切相关。[8]

有些学者，则试图保持对米勒预言的客观、理性的认识，注意到了他结论的悖论性，肯定在全球化语境下，无法忽视电信技术对文学的重大影响，对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和共生因素的改变，但都不认为媒介是决定性因素，“文学及文学研究是否趋向终结，未必由某些现实条件（如电信技术）所决定，重要的是有对文学与人生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以及与时俱进、瞬时变通的开放性态度”[9]。尽管他们对米勒的预言都有所保留，[10]但他们都是比较早地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置于国际理论背景中，认识到了文学与技术媒介的密切关系，并在诠释预言的基础上，从文学本质和文学形态的角度，对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作了进一步分析。[11]

他们在细读米勒预言的基础上，着力探讨了文学终结的深层原因，文学何以该终结，文学终结的前提是什么。其逻辑理路是电信技术导致了文学的图像化转向，文学的世俗化和消费性转向，由此带来了文学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距离的丧失。

对于这个问题彭亚非作了有针对性的论述，但他的论述不同于上述的童先生和李先生，而是正视了电信时代的现实，在媒介背景下阐述文学的审美独特性，对应着图像社会，提出了文学形象内视性的观点。[12]彭亚非可以看作与以上诸位学者持不同观点的一个重要代表，其观点也可以看作是对金惠敏等人阐述粗略之处以及童先生等疏漏的地方的裨补。

综上所述，无论是文学的危机或文学的边缘化、后台化，还是耸人听闻的“终结论”，媒介都是国内外学者无法回避的因素。纵观文学史，文学的危机绝非空谷足音。就西方而言，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没有诗人的位置，反对理想国的臣民表演体现低劣情欲的戏剧，试图删削荷马的诗歌。黑格尔依据绝对精神的运动，预言了艺术的终结。马克思也论断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艺术和诗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消灭掉艺术与诗。在中国，或者是文学的政治化应用，或者是文学的伦理化解释，或者是文学耽于游戏，或者是文学脱离生活，或者是文学流于形式，都曾经引起过文学的危机，使得文人们通过文学运动“挽狂澜于既倒”，实施文学的救赎。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造成这些文学危机的原因似乎都与媒介关系不大。而今天，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无可回避，在米勒那里甚至成了唯一决定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