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学理论的生命力和价值在哪里？是在某种或大或小的界域中进行自圆其说的论证、理论本身的自我说明，还是不断发现当下时代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问题，面对它们继续保持理论的应对和阐释活力？笔者以为突破学科壁垒的“问题”研究，在今天是一种有效地介入现实且具有实践意义的方式。它以问题为轴心，容许人们站在不同的学科立场，从不同角度切入对象。从问题开始建立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问题是起点也是终点，一切理论必然包含问题。文艺学研究不是规定应当这样，应当那样，而是要说明正在发生什么，影响因素是什么，产生了何种后果，如何应对。当前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和应对“文学边缘化”“文学终结”“文学泛化”等文学现象。而上述现象的出现除了受到政治、经济转型和文化的变革影响外，还与媒介对文学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有关。
媒介作为文学的载体和传播介质，与文学的互动关系由来已久。庄子在《天道》中认识到书籍作为传播媒介的基本功用，是传输语言的媒介：“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虽然庄子意识到了媒介的优先地位，但是在他并不看重媒介：“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因为意尚不可言传，遑论媒介的传播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媒介和文字、文学的互动关系都被遮蔽了。
20世纪以来由于人类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也紧随着扩张和膨胀，媒介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建构性也越来越显著。我们的社会正日益成为一个媒介社会，媒介引导着我们的生活形态和文化运作方式，构建我们的价值观，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形塑着人的主体。总而言之，媒介已经从遮蔽状态中现身，不再仅是信息传输的介质，媒介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变革，不仅仅是信息传播领域的变化，更是文化的更新，主体感受和体验世界的方式的巨变，文学形态和文学观念的新变。童庆炳先生虽然认为米勒夸大了电子图像的颠覆性影响，但他并没有否认媒介的建构性：“旧的印刷技术和新的媒体都不完全是工具而已，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影响人类生活面貌的力量，旧的印刷术促进了文学、哲学的发展，而新的媒体的发展则可能改变文学、哲学的存在方式。”[1]近来甚至有学者预测媒介研究会成为文艺学研究的显学，“媒介中心论”会成为新的文艺学研究范式。[2]
对于媒介影响力的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多伦多学派，再到美国传播学派，世界各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理论的挖掘。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就开始关注媒介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注重批判性。在他们看来媒介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更多是负面的。新型媒介由于受技术和市场的操控，使文艺缺乏个性、独创性和深度，日益大众化。在这种社会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以精英的立场面对新型媒介，视之为洪水猛兽。
与法兰克福派密切相关的本雅明则相对较为客观。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书中指出，随着印刷术和摄影照相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文学艺术失去其原真性，丧失了权威性，另一方面强化了平等观念，更新了大众的思维方式。尽管本雅明注意到了新型媒介对于文学艺术的正面价值，但二者都是取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研究方式。
20世纪50年代后，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着重研究媒介的社会、文化建构性，主要体现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a）、詹姆逊（Jameson）、鲍德里亚（Baudrillard）、费瑟斯通（Featherstone）、费斯克（John Fisk）、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等的相关研究中。在他们的研究中，媒介不仅仅是静态的形式，它还动态地影响着人的感知方式和思维结构，由此造成了接受方式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化，从而冲击着内容的承载形式，图像和文字之争由此产生。视觉文化的转向凸显在他们的研究中，单独的文学文本研究已经很少见，多为各种文化文本的研究。从他们的研究来看文学研究正在向文化研究转向。
而从文学发生学看，媒介与文学并生，自然参与着文学的创生，但长久以来，媒介之于文学几乎是一种隐性存在，少有研究者会去关注文学的媒介特性。随着文学载体从龟甲兽骨到赛博空间的变迁，新型媒介的增量出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借助传播学研究成果，让媒介在文学研究中从幕后走向台前。他们着力于媒介的后果，或否定，得出了文学终结，文学边缘化悲观言论；或肯定，提出了文学性蔓延、扩张，文学泛化等乐观预测。上述研究对于我们广泛而深入地理解媒介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现有研究存在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取消了文学的审美属性；二是缺乏历史地、动态地研究，过多地强调媒介对文学发展的负面影响；三是缺乏整体研究，割裂了人的感知的整体性，执着于某一媒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从而得出媒介对文学发展具有消极作用或积极作用的片面结论。本书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麦克卢汉的媒介感性整体思维，提出了“媒介场”的概念，以整体的、动态的、历史化的方式呈现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异质趋向，而不是线性地、静态地、抽象地、分散地同质性地考察，力求避免文学阐释中内部/外部的取舍，自律/他律的区分，借助拉康的欲望主体理论，在多媒介相互作用的场域中探究媒介对文学主体的建构性，考察媒介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存在方式，文学在对媒介的同化与顺应中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即文学的通变之道。通则不乏，变则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