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郭净[1]

2003年，我跟东亚所的一群年轻人合作，创办了“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以下简称“云之南”）。其中主要的参与者有杨昆、和渊、曾庆新、李昕，还有陈学礼。

说到这里，得交代一下什么是东亚所和“云之南”。1994年，在林超民教授的推动下，云南大学与李国兴、肖锋等人的影视公司合作，成立了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简称东亚所。之后，林超民教授跟留学归国的王筑生、纪录片导演郝跃骏和德国博士研究生瞿开森共同策划，与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达成合作，获得大众汽车公司的赞助，于1999年开设了东亚所影视人类学硕士课程。在两年间，东亚所从云南招收了20名学生，学礼是其中之一。该课程按照曼彻斯特大学格林纳达影视人类学中心的教案，以全英语教学的方式，将这些学子培养成了专业人才。中外合作培养影视人类学硕士，在云南乃至中国教育史上，这是唯一的一次。

2003年，在昆明、北京和南京相继出现了三个民间电影节，云之南的工作团队，由我所在的云南省博物馆和云大东亚所的两拨人组成，云大的人全部是东亚所的毕业生，陈学礼参与其中，主要负责一些琐碎的事务，如招募和管理大学生志愿者，维持秩序，管理设备，挂布标等。

10多年后，这批年轻人经过现实的磨炼，大多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陈学礼无疑是后劲最足的人之一。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崛起于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少数民族大调查”期间。“文革”以后，国外学术思潮涌入，这门学科的名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入行者大多没有受过专业教育，导致影视人类学看上去很热闹，实际上至今未能建成包括教学、科研和影展在内的综合学术体系，一直徘徊在人类学、民族学的边缘。就在这种繁荣而尴尬的环境中，学礼并未气馁，而是和其他同道一起，像挖老坂田那样踏实苦干，在没有招生指标的情况下，坚持从相关专业的学生里招募人才，加以训练，并连续举办了三届影像展。而他自己，则以长期不评高级职称、辞去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为代价，通过大量阅读和写作，持之以恒地制作纪录片和发表论著，参与乡村影像教育。

该书是学礼这些年来一系列作品中最新的成果。他以教学笔记的方式，深入浅出地把对民族志电影的理解传授给年轻的朋友。中国影视人类学界有一个突出的现象：许多在此领域中摸爬滚打的人，或者缺乏严格的理论和方法训练，只一门心思拍片、参展；或者技艺不精，甚至没摸过机器，只能凭借新潮的理论唬人。最常见的问题是，研究民族志电影的学者，普遍不懂电影；研究电影的学者，普遍不懂田野调查。像学礼这样上得山下得乡，种种武艺拿得出手的，实不多见。我观摩过他们实验室的教学课，理论和实践交融，学生学了，马上就要下乡实习；实地拍摄回来，又要看片，提升到理论思考层面。这样一套教学方法，经过精简压缩，拿到广西的白裤瑶村寨和青海的牧区，依然适用。所以，这本小书看似轻薄，但其中谈论的每个问题，都是学礼从田野实践中拎出来，又用理论反复打磨过的。有的篇章，我读了多遍，依然咀嚼有味。

学礼是农民的儿子，没有任何耀眼的社会关系可以帮衬，民族志电影是他闯荡江湖的巧遇，为他指明了人生方向。将电影带进田野，行走的道路无比开阔。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他唯有坚持劳作和自我反思，才会从漫长艰辛的跋涉中产生觉悟。希望阅读本书的年轻学子，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这一点，并因此而受益。

[1] 郭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