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主持完成的又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百村调查丛书·银达村”的成果《文化新村》付梓了，这也是我们课题组向国家献上的一份生日礼物。

国情调研在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2001年初我到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那时起，便与国情调查结下了不解之缘。

之后，在课题实施过程中，通过多次参加总课题组的工作会、协调会、研讨会、发布会，我有幸结识了中国社会科学界丁伟志、陆学艺、郑杭生、何秉孟、黄浩涛、李培林、水延凯、谢寿光等社会学家和国情调研领域的大师，通过面对面聆听教诲，点对点接受问询，手把手授业解惑，加上国内同行前辈的经验分享和启发，以及高强度的培训研讨、高密度的交流互鉴，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社会学专业知识，而且拓展了国情调查的视角。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06年10月，我主持的“永昌县经济社会追踪调查”成果《传统农业县的变迁》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并在2009年5月荣获甘肃省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一次主持完成的国情调查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认可，进一步增强了我致力于国情调查的信心。此后，由我主持完成的第二项“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子课题“静宁县经济社会追踪调查”的最终成果《反贫困之路》于2009年1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于2011年12月荣获甘肃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我主持的两项国情调查课题得以高质量完成，在总课题组诸位专家前辈的鼓励鞭策下我从事国情调查的信心和能力进一步提升。我深切体悟道：是百县市追踪调查这种以“项目带人”的方式培养了我，是国情调查这一“高端平台”成就了我。感谢有你——国情调查！

“中国百村调查丛书·银达村”之《文化新村》是我向中国百村调查项目总主持人、丛书总编辑委员会主编陆学艺先生交上的一份答卷。由于承担百县市追踪调查项目的缘故，我与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理事长、著名社会学家、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先生熟识。在2012年6月应邀参加百村调查（温州）协调会议期间，当得知我有意参与百村项目时，陆老师高度赞许。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已主持了两个县的追踪调查，总体完成得不错。但县域在中国社会属于‘中观层面’，要更全面深刻地摸清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还必须从‘微观视角’实地进行村落研究，这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开展‘江村调查’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希望你加入‘中国百村调查’的队伍中来。”陆老师还亲切地嘱咐我：“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差距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较之经济而言社会建设方面的差距更大，是一条‘短腿’，尤其在农村社会问题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西部地区社会学研究亟待加强。从长远发展和国际国内的实践观察，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社会现代化。你作为省社科院的负责领导，应当重视并带头抓好社会学学科建设，力争尽早补上这块短板，为当地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他随即将当年3月出版的新著《社会建设论》赠予我。陆老师的赞许和嘱托，再一次给了我继续国情调查的信心和力量。在我与陆学艺先生相识交往的10年里，多次领受先生的教诲，先生艺精德馨、诲人不倦的高尚品德，是我学术道路上的一盏指路明灯，时时照亮我前行的方向。斯人已逝，音容犹在。在此，谨以“中国百村调查从书·银达卷”之《文化新村》作为答卷，告慰陆先生在天之灵！

“中国百村调查丛书·银达村”之《文化新村》还是一份迟交的作业。温州会议后，我即抓紧与相关地方政府联系对接，紧锣密鼓地开始选点。在2012年8月，我赴河西开展理论宣讲后，到酒泉与市政府衔接甘肃省社科院酒泉分院成立事宜过程中，提出在酒泉选一个有代表性的村开展国情调查的想法，得到了时任酒泉市政府副市长柴绍豪先生和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孙占鳌先生的高度赞同，并答应在调研经费等方面提供支持。经反复讨论，最终选择了具有浓郁乡村文化气息的酒泉市肃州区银达村作为调研对象。酒泉市银达村是远近闻名的“文化村”。20世纪50年代，银达村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并亲自写了按语。几年前，我曾到该村参观考察，印象很深。为了确保百村调查精确选点，8月16日在孙占鳌副秘书长的陪同下，我以“国情研究者”的身份再访银达村。银达村犹如一颗镶嵌在陇原大地上的乡村文化明珠，60多年来，在毛泽东同志光辉按语的指引下，在历届村委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乡村文化事业生机勃勃、历久弥新，走出了一条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重要的研究价值。银达村项目报批立项非常顺利，总课题组更是给予高度关注。

就在项目准备就绪，即将正式实施的时候，2013年5月我受命担任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由于工作岗位的调整，课题研究只得暂时搁置，但课题任务及陆学艺老师的殷切期望我始终铭记在心。在新岗位各项工作基本理顺后，我便积极统筹协调，依托甘肃省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创新工程团队和甘肃省社科院专业研究力量，组建了新的课题组，以发挥两院各自专业优势，于2017年完成实地调查工作，2018年完成调研文稿。虽然百村调查作为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姊妹篇，在调研方针、成果定位、调查方法等方面有许多相近之处，但由于研究视角不同，研究方法自然迥异。比如百村调查要求内容更具体、更细致，对调查精准性、精细性的要求更高，加之行政村统计资料、档案文献资料、文化历史资料保存较少且不系统，资料收集相当困难，只采取田野调查、个案访谈等方法获取资料，与百县市调查相比，调查有一定的难度。好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了百村经济社会调查总课题组相关领导和专家多次悉心指导，王春光博士、高鸽老师耐心协调、跟进督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及出版人团队更是持续鼎力相助，经过课题组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19年完成了这份“迟交的作业”，对此，我总是心怀歉疚！

中国百村调查丛书·银达村围绕银达村文化活动发展的历史轨迹、阶段性变迁、现实情况以及未来发展方向这条主线展开，以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为视角，通过调研所得的第一手鲜活资料，全面揭示银达村文化发展的经验和成就，为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发展提供思路和对策。希望本书成为各级党政机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了解甘肃省酒泉市银达村乡村文化建设的有益读物，成为研究西部农村经济社会与乡村文化协调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参考书。

尽管我们力图在乡村文化发展理论、研究方法和评价实践上做一些创新尝试，为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对策，但由于数据资料获取方面的局限，加之受研究者能力水平的制约，研究工作仍不够深入细致，许多方面还不尽如人意，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魏胜文

二○一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