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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理查德做了奶酪火腿三明治配沙拉。在超市，也就是以前的百货商店，快过期的奶酪在打折。他倒也用不着节省，退休金够用，但何必花无谓的钱呢？做沙拉得切洋葱，他切了一辈子洋葱，最近才从一本食谱里看到切的时候应该怎样握住才能让它不打滑。一切事物都有一个理想的形态，普通琐事是这样，工作和艺术也是。他想，人终其一生，大概都只是在努力试图达到这个形态。等他们终于在某些事情上实现了它，差不多也是时候从地球上被抹去了。他早已过了那个阶段，那个想向别人证明自己的阶段，况且现在他身边也没别人。他的妻子是看不到了。他的情人对切洋葱的艺术只会兴致寥寥。现在，当他做成了或想明白了什么事，只有自己为自己高兴。他是快乐的。而且这种快乐没有任何目的。这是独居的头一个好处：它证明了所有虚荣都是累赘。第二个好处：没有人会扰乱你的日常秩序。不新鲜的面包要炸成面包干拌沙拉；把茶包从茶壶取出后要用线缠起来，挤掉水；冬天要将玫瑰花丛的长茎弯折到地上，埋上土——诸如此类。东西都在它们理应在的地方，一切井井有条，因打理得当而不会被浪费，它们所带来的快乐，以及完成一件事而不会妨碍别人去完成另一件事的快乐，对他来说其实是日常秩序的快乐，一种他不必建立而只需去找寻的秩序，存在于他身外，因此将他与正在生长、流转和飞逝的一切连接在一起，尽管这也使得他和某些人疏远了，但他并不介意。

他无法放弃自己一向认为正确的东西，即便情人开始冷嘲热讽，并且越来越频繁地因为他那些说教而动怒。他和妻子几乎总是意见一致的，至少在这种事情上是如此。妻子的腿部中过弹，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一个德国小女孩，在躲避俄军坦克时被德国飞机低空扫射击中。要不是哥哥把她从街上带走，她肯定活不下来。任何你无法看透的东西，都可能是致命的，这是他妻子三岁时学会的道理。他自己的家人从西里西亚逃到德国时，他还是个婴儿，在临出发的混乱中差点和母亲挤散，多亏了一个俄国士兵，越过正在撤离的人群的头顶将他递进了火车车厢。这个故事他母亲讲过很多次，差不多已经成了他自己回忆的一部分。她称之为战乱。他父亲作为士兵被派去了挪威和苏联的前线，可能也是制造这战乱的一分子。有多少孩子曾因为他父亲——父亲那时候也不过是个孩子——被迫与父母分离，或者在最后关头被送回到家人手中？直到两年后父亲退伍回来，才找到战时逃到柏林的家人，并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儿子。之后的好多年，广播里都在播报红十字会的寻人启事，而那时父亲又坐到沙发上，坐在母亲身旁，他们面前是一块杏仁奶油蛋糕和一杯真正的咖啡，那个在战乱中差点失散的婴儿如今已经上了几年中学。这个孩子不能问父亲任何关于战争的问题。别说了，母亲向他摇头使眼色，别烦你爸爸。父亲只是沉默。如果那天火车早开了两分钟，这个婴儿会怎样呢？如果那个后来成为理查德的妻子的小女孩没有被哥哥从街上救回来，她会怎么样？无论如何，一个孤儿和一个死者是不可能举行婚礼的。别碰我的圆，据说，正用手在沙地上画几何图形的阿基米德对后来刺死他的罗马士兵这样说。保持理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一点上，理查德和他妻子总能达成共识。或许正因为此，妻子比年轻的情人更理解他为什么凡事都想找到真正正确的东西。她也喝酒。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他坐下来打开了电视，上面正在播放柏林市和地区的晚间新闻：一家银行发生了抢劫案，机场员工罢工，石油价格持续攀升，亚历山大广场聚集了十个男人，显然都是难民，他们绝食抗议，其中一人晕倒了，被送往医院。亚历山大广场？他看到一个男人躺在担架上被抬进救护车。这是他今天去过的地方？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对着话筒讲话，背景中有几个人蹲着或躺着，还能看到一个立着牌子的露营桌：我们要被看见。下边的一行绿色小字是德语译文。他白天怎么没看到有人抗议？刚才他在第一片面包上放了奶酪，在第二片面包上加了火腿。有时当他看到屏幕上死于枪击、地震或坠机事故的遇难者的尸体，或者自杀式爆炸后留下的一只鞋，或者用塑料布裹着的染上瘟疫的人的尸体，一个挨一个躺在公墓里，他会为自己正在电视屏幕前享用晚餐而感到愧疚。今天他也觉得愧疚，但依然继续吃饭，和往常一样。他从小就见识过什么是困境，但这不意味着有几个走投无路的人绝食抗议，他便要自己也挨饿。至少他是这么告诉自己的。这也不会对那些绝食的人有任何帮助。若那人也过上理查德这样的日子，也会像他一样坐下来吃晚饭的。随着年龄渐长，他努力摆脱了母亲留给他的新教遗产，即生来就有原罪。但她当时也不知道集中营的事。据说是这样。那么，在路德之前，是什么占据着灵魂中如今被罪疚统治的部分？可能在《九十五条论纲》*被张贴后，某种冷漠就变得不可或缺了，或许是一种自我防卫。他把叉子插进盛得满满的沙拉，边咀嚼边告诉自己，若哪天他真的为了声援某个贫苦或绝望的人而和他们一起绝食，那也太离谱了。他会被困在自由决定的樊笼中，被自由选择的奢侈所禁锢。对他来说，绝食和暴饮暴食一样不可理喻。沙拉里的洋葱很不错。新鲜的洋葱。男人们依旧保持沉默，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年轻的女人说。她似乎非常关心那些绝食的人，她也真的能让人们相信她的关心。这种关切的语调，也是记者的考核项目吗？担架上的男人果真是从亚历山大广场抬出来的吗？中世纪有一种包罗万象的工具书叫作大全†，在那种书里，马德里的城市地图看上去和纽伦堡或巴黎的没什么不一样，地图只是为了说明冠以某个名字的地方是座城市。今天的情况或许并无太大区别。这个被担架抬走的人，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关于各种不同灾难的新闻中，难道不是已经见过无数次了吗？这十分之一秒的画面跟这则新闻报道的事件是否在同一时间、地点发生，真的有那么要紧吗？图像可以成为证据吗？应该成为证据吗？如今人们爱用的图像背后有什么叙事呢？还是说和叙事毫无关系？仅仅在今天，大柏林地区就有六个人游泳时溺水身亡，主持人在结束时说，他说这个是悲伤的新纪录，然后转到天气预报。六个人，和那个躺在湖底的男人一样。我们要被看见。为什么理查德没看到亚历山大广场的那些男人？

*原名《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张贴在德国维滕贝格诸圣堂大门上的辩论提纲，被认为是新教宗教改革运动之始。

†原文为拉丁文：Summa，意为“总论、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