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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底的一个周四，十个男人聚集在柏林红色市政厅*前面。他们决定不再进食。三天后，连水也不喝了。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们讲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还有一些这里没人懂的语言。这些人要干什么？他们要工作，想要靠工作谋生。他们想留在德国。你们是谁，出现场的警察和市政府公务员问道，我们不会说的，男人们回答。你们必须得说，对方说，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可以合法地在这里居留和工作。我们不会说的，男人们回答。换作你们，会收留自己不认识的访客吗，对方说。男人们沉默着。我们得确认你们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助，对方说。男人们沉默着。你们也可能是罪犯啊，我们得查清楚。男人们沉默着。要么就是想吃白食。男人们沉默着。我们自己还不够呢，对方说。我们这里有规则，他们说，如果你们想留下来，就必须遵守。最后又说：你们不能这样跟我们勒索。可黑色皮肤的男人们不说自己是谁。他们不吃饭，不喝水，也不说自己是谁。他们就待在那里。这些宁死也不肯说出自己是谁的男人们，那些等着他们对所有问题给出答案的旁人，他们的沉默，和他们的等待，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间交织成一片巨大的静默。由于交通噪声和附近地铁站工地挖掘的声响，广场上总是非常喧闹，但这片静默依然存在。

那天下午，当理查德路过这些黑皮肤的、白皮肤的，坐着的、站着的人时，怎么就没听到这片静默之声？

他在想热舒夫†。

他的一个朋友，一位考古学家，跟他讲过亚历山大广场挖掘过程中的发现，还请他去参观开掘现场。他现在可有的是时间；而且由于那个男人，他也不能再去湖里游泳了。红色市政厅的周围曾经有一圈宽阔的地下长廊，朋友跟他讲过。中世纪的时候这个地下长廊被用作市场。人们在等待听证会、约见或裁决的间隙来这里买东西，本质上和现在没有区别。鱼、奶酪、葡萄酒，所有适合低温储存的东西，都在这些地穴里售卖。

和热舒夫一样。

六十年代的时候，还是学生的理查德有时会趁课间空当去海神喷泉边小坐，卷起裤腿，双脚浸在水里，书放在腿上。地底的洞室就在下边，离他的脚只有几米远，而他还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几年之前他妻子还健在时，他们去了波兰小城热舒夫度假，中世纪时，这座城市的地下就已被完全打通了。如同另一个城市，不留心就看不到，迷宫在地下延展，像地面上那些可见的房屋的镜像。每户人家的地下室都有一处入口，由此可以进入那个火把照明的公共市场。上边打仗的时候，小城的居民就会躲到地下。后来在法西斯时期，犹太人曾躲在那里避难，直到纳粹想出了往地下灌烟的主意。

热舒夫。

红色市政厅下被掩埋的长廊，甚至连纳粹都没有发现。在“二战”的最后几天，他们淹了柏林地铁的隧道，或许只是为了淹死那些在盟军轰炸前去里边避难的人。宁可脖子折断，也不白送给老板。‡

是不是有人已经晕倒了？一个手拿话筒的年轻女人问道，她身后站着一个高个子，肩上扛着摄像机。没有，一个警察回答。他们接受人工营养§了吗？目前还没有，警察说，您都看到了。有人被送到医院吗？昨天有一个，另一个穿制服的人说，好像有。不过是在我上岗之前。能不能告诉我送到哪家医院了？不行，我们不能告诉您。那我的故事线就断了。哎，第一个警察说，可惜我们也没办法。您知道的，年轻女人说，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就没有故事可写了。是，是，我理解。那就没人要我的新闻了。另一个人说：或许今天就会有什么事了，可能晚上就有。女人：我最多只有一个小时，还要剪片子，有截稿时间的。我理解，穿制服的人笑着回答。

两小时后，理查德再次经过火车站大楼时，依旧没有朝市政厅瞥一眼，他的目光落在左边的大喷泉上，台阶般排列的层层喷水池，一直通向电视塔的底部。它建于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又一个夏天都这样被水冲刷着，快乐的孩子们在那儿练胆，沿着喷泉的边缘走，试着保持平衡，围着他们的是面带笑容的骄傲的父母，大人和小孩都时不时望一眼电视塔上的银色大球，享受着晕眩的感觉：它要倒啦！要朝我们倒下来啦！塔尖有365米高，一年里的每一天就是一米，父亲说，而且——不，它不会倒的，只是看上去要倒了，母亲对身上滴着水的孩子们说。父亲跟孩子们讲建塔工人的故事，当然，只在他们有兴趣听的时候，据说，造塔尖的时候有一个工人摔了下来，但塔太高了，他坠落的时间足够周围的居民迅速取来床垫，工人在坠落，人们把床垫垒成一堆；下落，下落，下落，下落了很久的工人最后掉在软垫堆上——就像童话里的豌豆公主！——然后毫发无伤地站起来了。孩子们听到这个救援的奇迹开心极了，现在他们想回去玩耍了。每年夏天，亚历山大广场旁围着喷泉的人们看上去如此幸福、满足，那样的场景通常只属于被许诺的未来，一个遥远而无比幸福的时代，有朝一日全人类终将通过进步的阶梯，一步一步到达那个耀眼的、不可思议的制高点，一百年，两百年，最多三百年。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发起建造这座喷泉的人民自己的国家，在仅仅四十年后突然消失了，那个国家和属于它的未来都消失了，只有这阶梯状的喷泉还在继续喷涌，在一个又一个夏天喷向那耀眼的、不可思议的高度，而勇敢、快乐的孩子们依旧走在喷泉边缘，他们面带笑容的父母骄傲地欣赏着他们的勇气。这样一幅失去了叙事的图景传递的是什么呢？这些幸福的人们现在代表什么呢？时间停滞了吗？还有未来可期吗？

在那些宁死也不肯说出自己是谁的男人们身边，出现了一些同情者。一个年轻女孩盘腿坐在一个黑皮肤的人旁边，和他小声交谈，时不时点点头，手里卷着烟卷。一个年轻的男人在和警察交谈，他们不是这里的居民，警察说，这也不可能被允许。的确，年轻人回答。这些黑人在地上蹲着，躺着，有的身下铺着睡袋，有的铺着毯子，有的什么也没有。他们用野营桌支起一块牌子。那是一块刷成白色的大纸板，上边写着英文黑字：We become visible，在这下面，有人用绿色的记号笔写了小小一行德语译文：Wir werden sichtbar（我们要被看见）。可能是那个年轻男人或者那个女孩写的。如果这些黑皮肤的人现在朝刚刚路过这里的理查德瞥一眼，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一位先生径直走向火车站大楼，尽管天气炎热，他还是穿着西装，他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这人群中有人正匆忙赶路，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人则慢慢溜达，手里拿着城市地图，他们要去参观亚历山大，那是柏林一个区域的中心地带，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作苏占区，如今依旧被很多人戏称为东区。如果那些沉默的男人往上看，在广场喧嚣人潮的背景处，在更高一层的地方，他们会看到健身房的窗户，就在塔底，在一个结构大胆的顶棚之下。窗后有人在骑单车，有人在奔跑，这些人几小时几小时地冲着那巨大的玻璃窗蹬车、奔跑，似乎他们要拼尽全力，从那里冲过市政厅，加入这些黑皮肤的人，或者冲向警察，表明他们和其中一方站在一边，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在冲过去的路上会撞碎玻璃，纵身一飞，跃过最后一段路。但很明显，单车和跑步机都牢牢固定在原地，在那上面锻炼的人并不能向前一步。那些健身爱好者应该能看到广场上的一切，可他们要是想看清楚——比如说牌子上写的字——就还是离得太远了。

*Rotes Rathaus，德国柏林的市政厅，位于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市政厅大街。始建于1861年到1869年之间，意大利北部文艺复兴风格。“二战”中被盟军轰炸，毁损严重，战后重新修复，并充当东柏林市政厅。1991年两德统一以后，统一的柏林市政府正式迁入。

†Rzeszów，波兰东南部城市，著名的大学城。

‡德语俚语，意思是宁可自己承受损失，也不愿给别人提供好处。

§指医院给无法自理或拒绝主动进食的病人提供人工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