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救援和教唆
1994年10月，扎伊尔·因内拉难民营
卢旺达有上百万人逃到了扎伊尔，贝亚特丽斯·翁泰希（Beatrice Umutesi）就是其中之一。她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幸运。1959年，她出生于卢旺达北部地区的胡图族农民家庭，一直以来都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曾经获得前往比利时学习的奖学金，主修社会学，回国后在一家农村合作发展机构工作。1994年4月，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爆发战争，贝亚特丽斯和她体弱多病的母亲以及其他的家人一同逃离了基加利。经过数周的长途跋涉，她成功穿过边境抵达扎伊尔，在基伍湖畔的因内拉（Inera）难民营安了家。一夜之间，这堆烂泥地突然冒出一座肮脏棚屋构成的贫民窟，里面住着五万五千名难民。
难民营里有一些非营利性的机构，得益于专业背景，贝亚特丽斯很快便成了这些机构的领导人物。她组织了一个小额信贷项目，让难民们得以在难民营谋生，还协助发布了两份通讯稿，帮助难民妇女们传达心声，诉说她们遇到的问题。
贝亚特丽斯有一份微薄的工资，和其他难民一样，住在肮脏的窝棚里，大小和狗窝差不多。每个家庭被分给一块五米长四米宽的篷布，上面印着联合国难民署的标志：一个被月桂花环围起来的家庭。他们将这块篷布绑在用桉树树苗做的披屋上。如果运气好，有足够剩余的篷布，还可以把它铺在寒冷潮湿的地上。他们有一些粗糙的羊毛毯，几口锅，一个用来从井里打水的黄色油桶。
贝亚特丽斯逃离卢旺达时是三十五岁。她没有结婚，和六十七岁的母亲、四个姐妹一起穿过了边境。后来她的家庭又有了新成员：维尔日妮（Virginie）、阿苏姆普塔（Assumpta）、马塞利娜（Marcelline）以及巴孔达（Bakunda）。前三个是被人遗弃的女孩，贝亚特丽斯在难民营地遇见了她们，便将她们当作侄女收留了下来；巴孔达是一位十三岁的男孩，1993年爱国阵线的叛军入侵卢旺达北部地区，致使数千人流离失所，贝亚特丽斯在那时收留了他。慢慢地，贝亚特丽斯收容了七个流浪的孩子，他们都是在战争中失去家人的孤儿，在逃往扎伊尔的途中遇见了贝亚特丽斯。
* * *
难民营是在7月建立的，持续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一些营区扩大到了足以容纳四十多万人的规模，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比扎伊尔东部的所有城市都大。所有难民营的人加在一起足足有一百万。奇怪的是，这些难民营调动了大屠杀都没能调动的国际资源。第一批救援人员到达没几天便察觉到霍乱暴发的迹象。致命的寄生虫在肮脏狭窄的营房里迅速传播。如果没有合适的医疗条件，体弱的难民在几天之内便会染病死亡。得了这种病，人会不停地腹泻和呕吐，身体的水分大量流失，直至器官衰竭。1994年7月28日，仅一天之内，便有一千具难民尸体被收集起来，由翻斗卡车倒进石灰坑里，什么仪式也没有。
大屠杀期间，外国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根本无法进入卢旺达，现在他们在戈马地区建立了营地。数百具撒着石灰的尸体被倒进万人坑的照片与最近的屠杀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道德关联，不过这次的灾难更容易解决：之前那场暴力冲突错综复杂，如果加以军事干预，会让局面变得混乱和血腥，而这场危机只要花钱就可以解决。接下来的两年，扎伊尔东部难民得到的捐助超过了十亿美元，比卢旺达新政府获得的资助还要多两倍。[1]爱国阵线十分愤怒。副总统保罗·卡加梅说道，“我个人认为，难民问题正在掩盖我们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我们不再谈论孤儿、寡妇、（卢旺达的）受害者，我们只会谈难民、难民、难民。”[2]
在营地里，活着的人和死的人躺在一起，没人有力气或办法把尸体搬走。医务人员在病人之间奔跑忙碌着，尽可能快地为他们输液，却经常找不到胳膊上的静脉。腹泻让人们的破衣烂衫肮脏不堪，空气中弥漫着粪便和死尸的气息。一个月后，五万人失去了生命。
* * *
贝亚特丽斯来到戈马南边的一个小难民营，有幸躲过了最为严重的霍乱流行。但是，她还得面对其他的挑战。每天她都要在漫长的队伍里等待食物分配，其间还要和她的妇女组织开会，访问卫生诊所。她后来在书中写道：“最糟糕的是觉得自己派不上用场。”[3]男人可以尝试赚些外快，例如在当地的农田里干活，或者为市场运送甘蔗和木薯，而女人则忙着清洗从卢旺达随身带来的一点衣物和锅碗瓢盆。
难民营里的外围出现了热闹的市场，在这里可以买到从卢旺达掠夺来的赃物，还有一些日常物品，如中国制造的牙刷、肥皂、廉价的腈纶服饰以及扎伊尔、卢旺达和西方音乐的盗版磁带。一名联合国官员将戈马附近五处营地的基础设施分了类：有两千三百二十四家酒吧、四百五十家餐厅、五百八十九家不同的商店、六十二家理发店、五十一家药店、三十家裁缝铺、二十五家生肉铺、五家铁匠和机械修理铺、四家摄影棚、三家电影院、两家酒店和一座屠宰场。[4]市场里有打着广告的袋子，里面通常是些过期或者无效的药品，有装着传统药粉、草药和混合药品的罐子。营区存货丰富，引来很多本地人的光顾。从布卡武和戈马赶来的扎伊尔人大老远地跑到营区来买汽车、音响和电视等赃物。具有创业精神的难民建起了户外滨湖酒吧，布卡武的年轻人到了周末会到户外的滨湖酒吧喝酒，他们会在天黑前回家，以防被四处游荡、寻找猎物的暴徒盯上。布卡武的人至今仍然很怀念烤肉串（mishikaki），这是一种难民们用牛羊肉做成的烤肉，就着当地的佩里姆斯啤酒一起下肚，实在美味。
但是，绝大多数难民，比如贝亚特丽斯，在逃离卢旺达的时候除了衣物什么也没带，根本吃不起这样的美食。他们每天只吃一顿，吃的是从供应处领取的：一把美国人剩下的玉米面、一杯豆子、几滴菜油、一小撮盐。
在贝亚特丽斯的难民营，难民生活已经对社会结构产生了严重破坏。一份营区通讯反映，难民营地童婚数量的增长令人担心，这种现象在卢旺达是相当罕见的。年轻的小伙子或年龄更大的男人娶的女孩只有十三四岁，有时候甚至是娶来做第三房或者第四房老婆。一些年轻人把从卢旺达抢来的货物和金钱带了过来，足以同时负担几位女孩的彩礼。这些年轻人往往已经家破人亡，结婚可以让他们重建破碎的生活。有时候，这些妻子得和其他女人共住一个小窝。这些婚姻大多短命，造就了许多没有父亲的孩子，加重了难民营的饥饿和疾病问题。[5]贝亚特丽斯走过一个又一个营区，为妇女开办权利讲习班，听遭受虐待的妇女们倾诉一个又一个故事。许多年轻的女孩被迫卖淫，出卖身体的钱往往只够买一盘豆子或几个油炸面饼。因为难民（至少在理论上）被禁止去营地外的农田耕地或自由活动，无聊和无所事事就成了大问题，特别是对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来说。男人们往往靠香蕉啤酒和自制的酒打发时光。酗酒、家暴和暴力令难民的万般苦难雪上加霜。
对贝亚特丽斯和许多其他人来说，生活充满了恐惧和猜疑。她和妇女们在通讯和声明中谴责爱国阵线的暴行。她觉得自己的名字上了基加利的黑名单，一旦她回去，就会被逮捕或者陷入更可怕的处境。爱国阵线的军队数次突袭基伍湖的难民营，杀害了数十名可疑的武装人员和难民。另外，由于贝亚特丽斯组织了妇女自助团体，营区的胡图极端分子也将她视为了眼中钉。不久，有人说她是爱国阵线的人，有图西族人的特征。暴徒袭击了她的几个朋友，声称他们支持湖对岸的新政府，虽然真正的动机可能只是想抢走他们的微薄财产。她在日记中写道：“人就是这样，当他害怕的时候，他看谁都是敌人，觉得想要活着就得消灭他们。”
战争催生了一批新的暴徒和罪犯。不法之徒成群结队地在营地里游荡，骚扰妇女，靠偷窃为生。一名卢旺达的牧师来营地看望他的家人，结果被暴徒殴打致死，尸体被扔在了营区边上。还有一位妇女和她五岁的孩子被一颗扔进帐篷的手榴弹炸死。[6]
仅仅只是怀疑某个人可能是间谍，便足以召集来一群手持木棍、锄头和大刀的暴徒。1994年10月25日，在基图库（Kituku）营区，难民们在水库边逮捕了四名男子，指控他们想在水井里下毒。其中三人逃跑了，剩下的那个则被石头活活砸死。几天后，在附近的一个营区，五名图西族人被暴民追捕并遭杀害。其中一人已经顺利逃到了“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卫生所，却在医务人员面前被打死。据另一个救援组织称，“9月的穆贡加（Mugunga）难民营每天早上都能发现新的尸体。”[7]一项调查估计，各营区共有四千名难民死亡，凶手多是前政府雇用的各类武装。[8]
难民营就像高压锅一样。一千人住在和一座足球场差不多大的地方。这儿根本没有隐私，因为几十个人可以轻易听到每个窝棚里的人做爱、争吵和闲聊的声音。帐篷太小立不住，在九个月雨季里，帐篷里外一片泥泞。晚上，气温有时会骤降到十摄氏度。贝亚特丽斯只有一张薄毯子和几块曾经当衣服穿的布料（kikwembe），平时给孩子当襁褓，睡觉时铺在地上。早晨醒来时，她身上都是凝结的水珠。
女人们还有别的问题。难民营的援助组织并不提供卫生巾，妇女们不得不用碎布或撕开的床单来代替。营地没有肥皂，这些布料沾了血以后就会变硬结块。为了脸面，妇女们只能用做饭的锅清洗这些血布。“血水如小溪般在帐篷间蜿蜒流淌，小水坑里的血水随处可见。”[9]
贝亚特丽斯的隔壁住着身材瘦小、营养不良的姆哈维（Muhawe），他今年三岁，是个孤儿，他的母亲在逃往扎伊尔的途中难产死了。当她第一次见他时，他身体干瘪，顶着个大脑袋，看上去像是走不了几步路便会摔倒。卫生所给他分发了营养牛奶，但他喝不下去，照顾他的祖母没钱买别的食物。贝亚特丽斯便买了一些牛肉碎末和土豆，将它们捣碎熬成粥，喂给他吃。经过两百英里的逃亡之旅和扎伊尔难民营地的苦难生活后，不知怎的，姆哈维的痛苦遭遇成了压倒贝亚特丽斯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对自己的生活满怀厌恶和愤怒，开始趁着夜间在她的小窝棚里写作。“姆哈维和那些死在难民营的几千个卢旺达孩子做过什么？他参与过大屠杀吗？凭什么他就活该忍受这样的命运？”她开始写她自己的故事，写屠杀图西族的恐怖，时常在痛哭声中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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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道主义组织来说，这样的困境让他们痛苦不堪。前政府官员在难民营里设立了行政机构，救援人员必须通过这些机构实施救援工作。难民营里每天有五千人死亡，救援组织必须要采取救援行动，但除非把无辜的平民与士兵以及前政府官员彻底分开，不然就只能和这些种族灭绝罪犯合作，为他们出钱出力。援助组织发起了一场非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行动，仅戈马地区就来了四十五个组织和一千六百多名救援人员。1994年底，联合国难民署每天要为难民营花费一百万美元。付出的努力是有效果的：救援工作展开几周后，死亡率急剧下降，数千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然而，援助显然也同时拯救了种族灭绝的肇事者。正如“无国界医生”秘书长阿兰·代泰克斯（Alain Destexhe）所说：“医生援助难民就得帮助杀人凶手，你让他们怎么继续自己的工作呢？”
他们确实在帮杀人凶手。半年多以来，营区的领袖一直拒绝让难民署统计难民的数量，他们虚报难民人数，为的是私吞多余的食物、毯子和衣服。在恩加拉（Ngara）和坦桑尼亚，一万两千名“虚报难民”的食物被人揩了油水，而布卡武难民营的营区领袖私吞了五万名难民六个月的援助物资。[10]甚至在人口得到统计之后，他们还是会偷走给最急需帮助的人的食物，导致数千名儿童严重营养不良。保罗·卢瓦拉卡比耶告诉我，“我们从不为食物担心，联合国那儿有的是。”当各家没有饭吃的时候，绝望的母亲会在晚上将婴儿遗弃在营里的孤儿院，因为那里会有人给他们吃的。
凄惨的遭遇颠覆了难民甚至士兵的道德立场——士兵成了受害者，而非杀人犯。救援人员和当地团体与难民们一起生活交流了几个月，逐渐形成一种修正式的观念：屠杀是双向的，一方是卢旺达哈比亚利马纳政府，另一方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双方杀害的人数比例不相上下。天主教明爱会为布隆盖（Bulonge）和潘济（Panzi）的卢旺达国防军士兵们提供了食物，声称“士兵们必须要吃饭，他们并不全是杀人犯”。天主教会辖下的刚果人权组织“耶米利会”（Groupe Jeremie）还出版过一系列作品，收录了流亡政府的声明和报告。[11]
营区首领也会采取更微妙的赚钱手段。他们向数千名协助人道主义组织的难民征税。一名救援人员估计，仅一个营区的一个组织，其工作人员每个月被征的税就达一万一千美元。[12]他们还收地租，控制市场、公共汽车线路和发廊，同时运营着一个用卢旺达货币交易的黑市，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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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至1996年的两年间，国际社会、卢旺达和扎伊尔错过了将危机扼杀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时机。他们在1994年的时候没能阻止种族灭绝的发生，现如今又没能将士兵和难民们分离开，尽管从1996年2月开始，基加利政府一再扬言会对难民营采取军事行动。一位联合国官员回忆道：“这就好像是看着一辆破烂火车在慢吞吞地向前拱。”[13]
事后看来，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动用武力将军队和平民分开。早在1994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 Ghali）便开始研究各种保护难民营的方案。军事专家起草的第一种方案建议，将三万名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士兵及其家属送往距离卢旺达边界数百英里外的扎伊尔军营，跟难民们分离开来。这个迁移方案一方面有可能会遭到前卢旺达武装部队领导层的抵制，另一方面需要联合国授权派遣至少八千名国际部队，耗费的成本在九千万到一亿两千五万美元之间。但是，这项提议缺少参与者的动力，布特罗斯·加利的请求遭到了拒绝。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成员让他寻找其他解决方案，尽管此次行动的成本和国际社会在1996年敌对冲突再次爆发时花费的数十亿金额相比根本不算什么。[14]
怎样才能解开这一困境呢？8月17日，一丝曙光出现了。顶着国际社会和国内反对势力的压力，扎伊尔总理肯戈·瓦·东多（Kengo wa Dondo）在8月17日开始亲自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就在前一天，国际援助组织刚刚取消了对卢旺达的武器禁运，肯戈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告诉外交官：他别无选择，只能强行遣返难民。四天之后，扎伊尔的士兵将一万两千名胡图难民遣送到了边境上。这次行动出人意料的顺利：许多难民很高兴能有借口摆脱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控制，主动帮助扎伊尔的士兵护卫遣送行动。扎伊尔地方当局恨不得这些麻烦不断的来客赶紧走，也帮助遣送，让它顺利进行。难民营的士兵没有暴力反抗，两万名难民（大多是被当作武装人员的年轻人）担心遭到扎伊尔当局的逮捕，逃到了附近的森林里。没有武力抵抗，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但是，四天之后，蒙博托和外交人员发出谴责，认为这种强制遣返行为违反了国际法，行动遂告终止。[15]
但是，到底怎样才算得上强力遣返，还存在着争议。毕竟，考虑到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对难民营的控制，难民可能自愿返回吗？就连向来不爱担风险的联合国法律顾问都开始质疑，这种特殊情况是不是可以“打破常规”。1996年4月，联合国难民署国际保护处处长丹尼斯·麦克纳马拉（Denis McNamara）表示，由于扎伊尔方面的压力和资金的缺乏，必须将难民们强行遣返。他说：“我们预料到这么做肯定会备受批评。但这就是现实，无法避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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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得到的是一个该地区经常得到的回应：朝人道主义危机砸钱，而不是根除引发危机的政治根源。这种奇特景象完全没道理，尤其是国际社会在大屠杀期间毫无作为。美国一度拒绝介入卢旺达大屠杀，甚至还阻止联合国干涉，这次派出了三千名士兵，但严格限制他们只能辅助救援工作。法国曾经为卢旺达军队提供训练和武装，并在大屠杀最严重的时期接待过卢旺达政府的官方代表团，现在则将在卢旺达进行“绿松石行动”人道主义干预的几千名士兵调往扎伊尔东部。坦桑尼亚难民营的“无国界医生”组织领导人菲奥娜·特里（Fiona Terry）说过一番雄辞：“［这是一场］突发的、广为人知的人类灾难，在这场灾难中，敌人是病毒，救星是人道主义援助。在政治危机中陷入瘫痪的军事力量被突然调动起来参与到这场‘人道主义’灾难的救援当中，将这场屠杀变成了一场‘复杂的紧急事件’，其中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只有受害者。”[17]
在灾难发生的第一年间，卢旺达的新旧政府忙于储备物资和巩固权力，此后形势迅速恶化。虽然国际社会认为这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但实际上卢旺达内战持续在地下发酵，几近再次爆发。1995年7月，卢旺达针对扎伊尔的难民营发动了三次袭击，这是一次公开挑衅。
蒙博托并不在乎能否将卢旺达的难民与流亡政府的各种武装力量分开。当卢旺达新政府要求金沙萨方面交出哈比亚利马纳流亡政府逃离时卷走的国有资产时，蒙博托给了他们几箱生锈的弹药，两架不能用的直升机和一尊无法修复的重炮。[18]这场难民危机为他那每况愈下的政权注入了新的生机。法国人以前将基加利“输”给了说英语的叛军，现在迫不及待地想延续他们在这个法语人口最多的非洲国家的影响力，他们需要蒙博托的允许，以便实施他们的“绿松石行动；而联合国也在尽力说服金沙萨，允许他们在卢旺达边境安排大型的人道主义行动。9月15日，联合国驻卢旺达的特别代表拜访蒙博托，商讨难民危机问题。11月8日，蒙博托抵达比亚里茨（Biarritz）参加法国非洲峰会。这位独裁者利用手中的筹码，重新获得了西方盟友的支持。
蒙博托与卢旺达流亡政府的关系更好。他过去就跟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是好朋友，曾在1990年派遣一个营的部队帮助哈比亚利马纳政府抵抗早期爱国阵线的进攻，并且在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死后迅速将他的尸体送回了他的家乡巴多利泰（Gbadolite）。总统的遗孀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Agathe Habyarimana）过去一直在总统背后操控大权，她也在巴多利泰加入了蒙博托一边，在大屠杀期间把蒙博托在雨林中的行宫当作她的大本营。1994年10月，她和表弟塞拉芬·卢瓦布孔巴（Seraphin Rwabukumba）陪同蒙博托前往北京访问。媒体报道称，他们获得了有关政府资助的价值五百万美元的武器，把它们送交扎伊尔政府，成功规避了武器禁运。[19]她丈夫的尸体被冷藏在蒙博托的宫殿。蒙博托向她保证，总有一天，哈比亚利马纳将在卢旺达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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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至1996年11月期间，安理会就扎伊尔难民营的问题共发表了十项声明和决议，“表示强烈谴责”和“严重关切”，还批评了外交摇摆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令全世界不愿付诸行动。许多联合国规划团队访问了难民营，为首的是加拿大的军事顾问，讨论可能的干预手段。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工作人员们戏称授命前往的部队是“‘不会’部队”。和平行动部的一位官员彼得·斯沃布里克（Peter Swarbrick）告诉我，“这些部队不会进入营地，不会动强行解除非政府军的武装，它只是个幌子。”1995年底，布特罗斯·加利放弃了军事干预，专注于缓解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
自从1993年联合国在索马里的部署搞砸以后，美国国会就立法禁止美军接受联合国的指挥。美国总统大选即将于1996年11月举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并不想派军队到中非的一个复杂混乱、不受待见的泥潭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官员参与了此次决策，他告诉我：“想要确保难民营的安全实在是太难了，没人对这种行动感兴趣。回想起来，当时能不能做更多的事？肯定是可以的。”毕竟，他们在波斯尼亚就做了不少事：1995年，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向该地派遣了六万人的军队。
而且，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和法国政府有着严重的分歧。法国政府的领导层认为大湖区（Great Lakes）[*] [20]的冲突是法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竞争影响力的中心。难道不正是卢旺达爱国阵线这支讲英语的叛军从基加利的法国盟友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手中夺取了政权，而且正忙着推翻另外一个统治者蒙博托·塞塞·塞科吗？正如一位匿名的法国高级官员说的那样：“我们不能让英语国家决定法语国家的未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希望蒙博托能回来，他不能被除掉……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卢旺达的商业经济发展起来。”[21]法美双方在安理会就此问题争执不断：每当马德琳·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提出，要对蒙博托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法国就扬言要否决提议；每当法国想要强硬对待爱国阵线侵犯人权的罪行时，美国就会站出来软化态势。
已经为国际社会在大屠杀期间的不作为感到深恶痛绝的爱国阵线绝望地观望着。卢旺达情报头子帕特里克·卡雷盖亚（Patrick Karegeya）回忆称：“直到1996年初，我们才明白，国际社会根本不会采取行动。”1996年8月，副总统保罗·卡加梅访问华盛顿。在与美国国防部长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谈话时，他警告道，如果国际社会还不真正协助解决问题的话，他不得不采取行动。一位参加会议的国务院顾问说道：“我们并不明白他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当然也没有意识到他说的采取行动就是入侵。”尽管他们如此辩解，但你很难相信曾向基加利派遣军事训练和排雷部队、为新政府提供非军事性援助的美国官员，会对这次入侵一无所知。驻扎在基加利的美国国防部联络官里克·奥思（Rick Orth）说：“我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我并不认为我们曾支持卢旺达政府的这一行动。”
最后，在1996年10月，为了不被批评，卢旺达军队伪装成刚果本地叛军发起了入侵。刚果东部边境地区难民营里的记者和救援人员报道了“穆伦盖叛军”（Banyamulenge rebels）的袭击。他们是刚果图西族人，与蒙博托政府有矛盾。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是地处鲁济济平原（Rusizi plain）的难民营。这是一片延绵数百英里的辽阔草原和稻田，又恰是刚果、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交界处。那儿的难民营里住着约二十二万名难民，联合国从蒙博托的军队里雇用了几百名士兵保护他们。入侵的军队迅速攻破了这些营地，一些难民被迫逃到布隆迪，而大部分人则逃到了更远的刚果。10月22日，位于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北端的乌维拉（Uvira）并未对卢旺达支持的联军做出抵抗便沦陷了。部队沿着东非大裂谷（Great Rift Valley）继续向北行进，大裂谷连接着坦噶尼喀湖和基伍湖，将刚果与西部的卢旺达和布隆迪分隔开来。10月底，他们已控制了基伍湖南部末端城市布卡武，驱散了约三十万的难民，这些难民别无选择，只能逃到远离卢旺达的山上。
人道主义官员们十分担忧，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些虚弱的难民需要依靠他们援助的食物才能生存，如今他们却都逃到了条件恶劣的内陆地区。欧洲人道主义援助专员艾玛·博尼诺（Emma Bonino）警告道，“五十万到一百万的难民即将面临死亡。”[22]外交官们再次燃起了一个想法：派遣一支国际部队，建立一条“人道主义通道”，既可以让难民们返回家园，又可以保护救援人员。然而，这样的争论很快又陷入了另一场外交口角，即法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争执。法国外交部长埃尔韦·德·沙雷特（Hervé de Charette）催促部署武力，关注胡图难民的困境：“我们是在照顾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那里足足有一百万人正身处险境。”[23]法国敦促美国“停止拖延”。英国海外发展部大臣林达·乔克（Lynda Chalker）认为法国的立场“愚蠢可笑”。[24]谣言在法国政府官员耳中广为流传，高级政策顾问怀疑，盎格鲁—撒克逊人故意拖延干预措施，以便让卢旺达的入侵行动取得进展。
在基伍湖北端的戈马城，卢旺达军队在11月2日越过了边境，将六十万难民赶入了穆贡加难民营，这座难民营在基伍湖畔，距离边境有十几英里远，这些难民的到来使得这座营地成了该地区最大的城市。加拿大政府表示愿意牵头发起一项多国任务，帮助保护难民和救援人员；英国派遣了一支特种部队随时待命。
11月16日，当卢旺达军队和叛军准备进攻穆贡加难民营时，美国终于同意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授权派遣三千至四千人的国际部队前往基伍地区，该地区位于刚果东部，毗邻卢旺达、乌干达和布隆迪。
次日，卢旺达军队分别从西边和湖边袭击了穆贡加难民营，将大多数难民围困起来，赶往东部返回卢旺达的大道。五十万人在短短的三天内就回到了家。在曼哈顿东河（East River）西岸的联合国总部里，彼得·斯沃布里克回忆起加拿大莫里斯·巴里尔将军（General Maurice Baril）当时的反应，他那时刚刚被指派领导这场军事干预行动，他说：“可以松口气了，松口气。国际社会终于走出困境了。”
当加拿大和美国的军事侦察队开始收拾行李时，有四十万到六十万名难民正在逃往刚果东部的丛林。
[*]指非洲中部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基伍湖、坦噶尼喀湖等湖泊的周边地区，也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等国的交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