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战前
第一章
屠杀的遗产
在1994年4月到6月的一百天里，大约有八十万名卢旺达人被杀害。大部分遇害者是图西人，而暴行的实施者则多为胡图人。
——BBC纪录片《卢旺达：大屠杀是如何发生的》
（Rwanda: How the Genocide Happened），BBC
1994年7月17日，卢旺达·吉塞尼
在刚果东边的非洲大陆中心，耸立着卢旺达的高地。这个非洲小国的国土面积和美国马萨诸塞州相当，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这里并不是电影中描绘的那个遍地雨林、腐败滋生、政府失灵的非洲。在这里，一些山顶的气温低至冰点以下，牛羊在柔软的草场上吃草，政府紧紧掌控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个“千丘之国”，数百万农民在茶园和桉树林中间靠种植大豆、香蕉和高粱勉强维持生活。
刚果的暴力冲突有许多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来自邻国卢旺达，这个国家很小，国土面积只有刚果的九十分之一。1994年，那里发生了比非洲现代历史上最惨烈的冲突还要严重许多倍的暴力事件，全国六分之一的人口因此丧命，还有六分之一被迫流落到难民营。这起种族大屠杀在邻国刚果引发了另外一场灾难，两场事件的死亡人数不相上下，但性质却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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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卢瓦拉卡比耶（Paul Rwarakabije）是卢旺达警察部队的一位中校，他于1994年7月17日穿越边境逃到了扎伊尔。当时他已经十分狼狈和落魄。经过四年内战，胡图人领导的政府被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军队击败。战争伊始，他曾对自己发誓，绝不会投降，也不会接受战败的命运。但现在他却和妻儿一起坐在一辆军用卡车里，带着一点点财物，穿越国境线进入刚果。这么做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这是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活动之一，超过五十万人挤在一条四十英里长的双车道高速公路上。空气中回荡着成千上万双拖鞋和赤脚踩在炙热的柏油路面上的隆隆声。
卢瓦拉卡比耶等上层人士是乘坐数百辆汽车组成的车队逃亡的——他们把所有能找到的可以正常发动的机动车全都带了出来——而贫苦的农民则是背着孩子，头上顶着衣服和铺盖，面色惊慌，成群结队地行动。装着大喇叭的政府卡车在后面不停地聒噪：“留下来的人都会遭到爱国阵线的屠杀。”部队的士兵不断向天空鸣枪，催促着人群往前走。道路两边散落着无法继续前进的老弱病残。
这些民众正在逃离的，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大屠杀之一。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的专机在就快要降落在基加利（Kigali）的时候被击落，脆弱的停火期就此戛然而止，内战重新爆发。[1]卢旺达政府中的胡图族极端分子利用民众对图西族叛乱的恐惧，开始组织敢死队和民兵，并通过他们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声称要么杀人，要么被杀。
这些青年武装中最大也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两支是联攻派武装（Interahamwe）和唯一目标派武装（Impuzamugambi），这群乌合之众大多由无业的年轻人组成，分别效力于两大胡图族激进政党。他们列出刺杀名单，在路上设置路障，通过检查身份证件或者只是根据对图西人外貌的刻板印象——比如瘦长的身材、高颧骨、鹰钩鼻等——来识别对方是哪个族的。实际上，胡图族和图西族这两个民族的身份历来不仅取决于外貌形体，也基于社会阶层。富有的、养牛的胡图人可以晋升为图西人，而且这两个民族间曾广泛通婚，也就是说关于两族身体特征的固有观念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在1994年4月到7月的仅仅一百天的时间里，有超过八十万图西人与温和的胡图人遭到屠杀。这场屠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种族屠杀不同，二战那场屠杀是由一群专门挑选出来的政府官员和军官实施的，很大程度上远离大众的视野，而卢旺达的这次是由上层人士组织，由普通老百姓执行的一次大屠杀。大约有十七万五千人到二十一万人参与了这场屠杀，使用的是砍刀、狼牙棒、锄头和斧子等武器。[2]屠杀发生在公共场合：教堂、学校、市场、马路和田野等。卢旺达的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有的是组织者，有的是行凶者，有的是受害者，还有的是见证者。
矛盾的地方在于，胡图人占卢旺达总人口的85％，却从这场暴力中逃走了，尽管屠杀的主要目标是占少数的图西人。这是因为这场屠杀使政府不再能抵御图西人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当最后的暴力事件终于爆发时，政府军队和警察系统随之分崩离析。一百万胡图族平民穿越国境线来到扎伊尔，伴随和驱赶他们的是三万名政府官兵和数万名民兵。
军队的出逃非但没有终结卢旺达的内战，反而在这种敌对态势中创造了一丝喘息之机。胡图人领导的卢旺达武装部队（Rwandan Armed Forces）利用国境线提供的保护，重新武装后打算夺回基加利的控制权。他们的领袖之一泰奥内斯特·巴戈索拉上校（Colonel Théoneste Bagosora）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们会“发动一场伏尸遍野的持久战，直到少数民族图西人被解决掉，彻底从这个国家消失”。[3]
关键在于，他们得到了当时身体欠佳的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的支持，他派兵支持卢旺达武装部队对抗卢旺达爱国阵线，并且他和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是至交。在一定程度上，刚果国内此后十年间发生的事实际是卢旺达内战的后续，因为卢旺达的新政府想要扩大清算大屠杀参与者和哈比亚利马纳残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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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到2003年间，保罗·卢瓦拉卡比耶一直在打卢旺达内战。后来他收合了流窜到扎伊尔的卢旺达士兵和民兵残部，也就是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武装的成员，将其纳入麾下。在卢瓦拉卡比耶的领导下，他们成了这一地区最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
2004年我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见到了卢瓦拉卡比耶。他打了十年的游击战对抗卢旺达政府，随后便投降了，政府给了他一个卢旺达复员委员会中的高位，尽管是没有实权的虚职。[4]虽然他领导发动了一场残暴的叛乱，夺去了数千名卢旺达平民的生命，但因为他没有参与1994年的种族大屠杀，所以政府决定不对他提出犯罪指控。
后来许多年中，我又见了卢瓦拉卡比耶将军十多次，每次都是在他略显寒酸的办公室里。他身材矮小，像个慈祥的长辈，腰带下挺着一个大肚腩，不管什么时候找他聊天他都愿意，永远都很礼貌和友善。他告诉我自己有糖尿病，他走路的时候步子很小很谨慎，除此以外他看上去十分健康；在放弃反抗政府回家之后，他的体重增加了四十磅。他说，自己在重新加入政府军的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他的军衔是少将，和总统保罗·卡加梅一样。他住在一所政府提供的房子里，有一辆公车和一名警卫员（尽管并不清楚政府是在保护他还是在监视他）。如今他的工作是教授关于镇压叛军的课程，并就如何处理国境线上残余的胡图族叛军问题提建议。
当我问他大屠杀之后逃往扎伊尔的事时，卢瓦拉卡比耶唯一能够记起的就是“混乱”。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懊悔和悲痛，只有身为军人对社会失序的鄙夷。他是一个从战略、战术和伤亡人数等角度谈论过去的战争的职业军人。在他口中，意识形态在战争中似乎无关紧要；他曾经和卢旺达爱国阵线战斗过，失败了，然后他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任由以前的敌人差遣。
“反图西人宣传是我们的一种战术，”他和蔼地笑道，“我们并不相信宣传的内容，但在一场游击战中，你必须要鼓舞士兵的斗志，给大众洗脑。”
尽管这位将军手上沾的鲜血要少得多，但他的态度还是让我想起了汉娜·阿伦特笔下的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是一位纳粹军官，曾下令把数不清的犹太人送进了死亡集中营，阿伦特认为他并不仇恨犹太人，从来没有谋杀他人的意愿。他的罪恶来自服从，来自不假思索地想要取悦上司。[5]但是，卢瓦拉卡比耶和艾希曼之间的差异远多于相似之处。这位卢旺达指挥官并没有正式的法律或者丧失人性的政府体制可以作为他这些行为的借口。卢瓦拉卡比耶并非只是一台他从未质疑的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而已。那么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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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瓦拉卡比耶出身于基加人群体（Kiga community），这个群体分布于卢旺达北部，名字的意思是“山民”，一直到20世纪，他们都在抵抗卢旺达中部势力和殖民统治者的兼并行为。当地骁勇的民风深深影响着他的家族，卢瓦拉卡比耶是在关于祖先英勇事迹的各种传说中长大的。在他小的时候，父亲给他讲述了他们的族人是如何一次次奋起反抗德国以及后来的比利时殖民统治者的，这些殖民者强迫当地的农民缴纳重税和充当苦力。后来，殖民统治者派来了图西人取代基加的长老们，在欧洲神职人员和统治者看来，图西人的血统要更高贵一些。慢慢地，基加人融入了卢旺达的文化。在殖民者发放的身份证上，他们被划分为胡图人，因为他们的身体符合个子矮鼻子宽的农民特征。和胡图人一样，他们的抱负因为殖民政府的族群偏见而受到了压抑。
随着1962年卢旺达独立，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通过反抗图西人的统治，一群新的胡图人精英在大屠杀前夕掌权，数万名图西人和许多其他族人开始逃亡。超过三十万图西族难民流亡到了乌干达、刚果、布隆迪等邻国，成了那里的难民和二等公民。
考虑到政局如此动荡，卢瓦拉卡比耶认为去上大学毫无意义。权力掌握在军队手中，1973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就是证据。卢瓦拉卡比耶那时二十岁，他立刻报名参加了著名的高级军事学院开设的军官培训课程。刚一毕业，他就被送往扎伊尔的热带雨林深处的科塔—科利（Kota-Koli），参加一个比利时军官开设的特种部队培训项目，他在那里学会了生存、绳降和基础战术等技能。回到卢旺达后，他立刻被分配到了宪兵队里，这是一支强化的警察武装，用来处理国内安全事件和法律与秩序事务。他是个喜欢给我讲战术和后勤的职业军人，但对政治问题则避而不谈。
“考虑到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这么想会有些奇怪，但是我参军时，军队还是一个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地方，”他对我说，“那时能打动人们的是职业素养，而不是族群身份。”
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急速恶化。这背后有一系列原因：卢旺达的主要出口商品锡和茶叶在前几年价格暴跌，导致国家财政预算缩水了百分之四十。同年，在维持了十七年的一党专政之后，哈比亚利马纳决定开放多党民主制，这一举动催生了大量拥有电台和报纸的政党团体，其中一些电台和报纸专门鼓吹赤裸裸的民族仇恨。
引发冲突的导火索是图西少数民族（通过卢旺达爱国阵线）决定发动内战，恢复身为卢旺达公民的权利。战争让人们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对北部地区的居民来说尤其如此，卢旺达爱国阵线总部就在那里。超过一百万居民流离失所。卢旺达爱国阵线对当地村民滥施暴行，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针对图西人的残酷屠杀，这是后来那场灾难的先声。农民听信了爱国阵线军队实施残酷屠杀的传言，散布这些传言的是那些新出现的狂热媒体，其中最为知名的是胡图极端主义者的千丘自由广播电台。
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族群间的紧张气氛，卢瓦拉卡比耶注意到这种氛围已经渗透到了他的军营里。“有些年纪较大的军官认为，我们应该把图西族军队的罪行算到全体图西人的头上。这和独立时的情况一样，那时图西人的游击队屠杀平民，也引起了报复。”他摇了摇头说，“军队开始不受纪律约束了。”
当然，这不是卢瓦拉卡比耶第一次见识到民族仇恨。尽管许多家庭都与其他民族通婚，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宗教信仰，但是自从独立之后，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裂痕就在不断扩大。“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胡图人来自乍得和尼日尔，而图西人来自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也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我们被灌输的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甚至在军事学院也是如此：图西人更聪明，长得更好看，但都是骗子，靠不住。但是，”他大笑着说道，“他们告诉我们，是胡图人建设了这个国家，是他们在种田耕地。”
当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在1994年4月6日遇害时，当时还是宪兵队行动指挥官的卢瓦拉卡比耶加入了一个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任命新的指挥官，让国家保持正常运转。军队的总司令和哈比利亚马纳总统一起遇难了，因此需要一名新的司令来领导军队。卢瓦拉卡比耶和代理总司令关系非常密切，这位总司令反对屠杀图西族平民。他说：“总司令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要确保没有宪兵屠杀平民。”
与此同时，卢瓦拉卡比耶专注于内战，抵御爱国阵线叛军，总统的专机刚被击落，爱国阵线就对基加利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不过，部队里不只有一根指挥链条，卢瓦拉卡比耶的命令常常会跟极端分子相冲突。代理总司令对军队的许多单位失去了控制权。前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亲信，泰奥内斯特·巴戈索拉上校掌控了军队中最重要的部门，开始策划实施大屠杀。总统卫队和各种青年武装开始系统性地屠杀图西族平民。有一次，卢瓦拉卡比耶派了几位下属去疏散他家隔壁的八位图西人，却遭到一群武装的袭击，说他们通敌。
“我知道一些警察也参与了屠杀，但我又怎么能阻止他们呢？”当我问卢瓦拉卡比耶将军有没有下令阻止屠杀时，他点了点头，举起手说：“当然。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局势已经不受我们控制了。”他每天早上去上班都要经过一个哨卡，这个哨卡会把图西人抓起来当场砍死。基加利的空气里弥漫着尸体的腐臭；晚上，他的孩子们会在床上不停地哭闹。成群的乌鸦在空中盘旋，野狗在街上游荡，以死尸为食。
不过卢瓦拉卡比耶依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上班，继续自己的工作。和其他很多叛投爱国阵线的军官不同，卢瓦拉卡比耶下决心要打赢这场战争。他把家人送到了北方老家的村子，直到败局已定的时候自己才逃离基加利。在谈到大屠杀时，他强调的是军事的角度，而不是人性的角度：“军队调动了大部分力量去屠杀平民，抽调了卡车、弹药和兵力来杀人。因为大屠杀，我们的抵抗溃败了。局面一片混乱，真是一团糟。”
“混乱”“一团糟”“乱成一团”这几个词在我们的对话中反复出现。这与他不停地说他当时只是服从命令和维持纪律是自相矛盾的。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一方面是为了推脱个人责任，同时也是为了在道德和心理上接受身边的屠杀行为。
按照所有认识他的人的说法，在大屠杀中，卢瓦拉卡比耶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2009年，卢瓦拉卡比耶因大屠杀的罪行出庭受审，但他以前的邻居和同事们很快站出来为他辩护。“我很高兴自己能面对法庭的审问，”他坚称，“这样我就可以彻底为自己正名。”一位被他救了的图西人出庭为他做证，还有一位被他派去疏散一群图西人的军官也为他说了话。
但是，他所属的是一个夺去了超过八十万条生命的组织，而他当时有能力拯救生命。我追问他对军队是否忠诚，尤其是当他的上司们明显参与了大屠杀时，卢瓦拉卡比耶摇摇头恼怒地回答：“你这是在认死理！我们当时在打仗，根本没时间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在参与一场屠杀——我们只是想活下来！”他说，他认为他们仍然有机会赢得那场战争。他们认为军队出逃到扎伊尔仅仅是一次战略转移而已。
但是，他的很多同僚确实做了逃兵，还从加拿大和比利时打电话给他，劝他和他们一起流亡。他拒绝了。他在警察部队里的一位指挥官同事接受了我的采访，这位指挥官在大屠杀期间叛逃了，不愿意我透露他的名字。他告诉我：“卢瓦拉卡比耶骨子里是个纪律严明的人。他从来没有深究过自己为什么要战斗，那些是政客们要考虑的问题。当政客们逃跑后，他只是继续坚持战斗，像个机器人一样。”
不过即使他选择叛逃，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卢瓦拉卡比耶的几个同事向爱国阵线投降后，就音信全无。还有很多传言说，哈比亚利马纳总统以前的一些部下官员自首后，尸体第二天就出现在香蕉林里，他们的双手被绑在身后，脑袋被打开了花。
“不要忘了这是一场战争，”这位慈祥的将军重复道，“如果当初我逃跑了的话，下场要么是被自己手下的指挥官处决，要么是死在爱国阵线的手里。”说完后他停下来，摆弄了一会儿自己的手表。“毫无疑问，大屠杀是一场惨剧，”他说道，“我认为那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只是在当时，他从自己办公室的窗户看着外面的屠杀，看得真真切切，他在内心里否定了它，然后转身继续自己的工作。
看着他坐在几乎是空无一物的办公桌后面，我很难想象眼前的这个人曾经是非洲最为臭名昭著的叛军之一的领袖人物。他始终面带微笑地向我解释说，自己在丛林中作战时一直都没学会怎么用电脑。在跟我谈话时，他用一支笔在一沓打印纸上时不时地写写画画，好像是在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向自己演示自己的想法。他对我说，现在他正在写一本书，讲述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经历，并给我看了一摞已经磨得很旧的笔记本。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不停翻看着那些笔记，想找出自己不确定的日期和名字。在一些重要的段落上，他用黄色记号笔标记了出来，或者用圆珠笔画了圈。当我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出版这本书时，他微笑着回答：“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个国家还没准备好接受我要说的所有东西。现在还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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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暴力最极端的形式就是种族大屠杀，而一提到发生在刚果和卢旺达的两场战争，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种族屠杀，因此，了解屠杀的成因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往往将卢旺达的历史视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斗争史，也就是农业民族胡图人和游牧民族图西人之间的冲突。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弄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首先就得抛弃这些粗糙的概念，或者至少对它们进行解构。今天这个在地理和政治意义上的卢旺达国直到20世纪才基本形成，在这之前的几百年间里，它一直处于敌对王国和土邦之间的混战之中。
在胡图人和图西人的裂隙背后，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随着政治、文化和经济图景的变化而经受着不断的挑战和重新定义。例如，一直到18世纪之前，民族身份都不如以阶级和部落为基础的身份来得重要，那时还存在多层的地区和社会身份。因此，卢旺达主要的二十个部落中，都既有胡图人又有图西人，而且每个族群中既有失地的贫苦农民，也有富有的特权贵族。如果简单把一个人贴上胡图族的标签，认为这就代表她身份的全部，你就会忽略她在社会语境下的更多身份，因为她可能更多把自己当作一个南方人，阿贝加（Abega）部落的一员，或者是一位五旬宗教会的信徒。这并不是吹毛求疵，因为当代卢旺达的政治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些互相矛盾又相互重叠的身份塑造的。
卢旺达社会的胡图人和图西人两极对立的局面随着鲁朱基拉国王（King Rujugira）在18世纪统一卢旺达王国之后进一步加剧。他扩充了他的军队，开始征服今天卢旺达国土的大部分，包括之前这些族群很少发生摩擦的地区。他的军队发动的长期军事活动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和对社会更深的控制。由图西人领导的军队成了官僚体系的基础，为他们管理国家和征税提供支持。渐渐地，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本不太明显的差异开始变得日益明显，并形成了社会分层。到了19世纪晚期，当第一批殖民者踏上这块土地时，许多胡图人需要依靠图西人首领才能耕种土地，还要缴纳什一税，提供无偿劳力。即便如此，种族之间的差异依然不甚明显，双方还在互相通婚，而且富有的胡图人只要拥有众多牛群，在社会上有权有势，就有机会“晋升”为图西人，尽管这种机会很稀少。在地方上，胡图人依然富有影响力，尤其是在土地管理领域。而且，不同地区的社会状况有很大不同，其中一些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出现族群的两极分化，例如卢旺达东部的吉萨卡地区（Gisaka）。
德国和比利时先后对卢旺达的征服剧烈地改变了卢旺达的社会结构。一小群白人统治者得要管理一个复杂的，对他们来说几乎完全陌生的国家。和在非洲其他地区一样，这些新的统治者决定通过他们认为的完善的既有体制来统治这个国家。于是，他们扶植了图西族王室，因为在他们看来图西人是“天然的”精英阶层，并废除了对王室家族的限制和平衡，驱逐了胡图人首领，把所有权力集中于图西人掌控的政府手中，以提高地方管理体系的效率。与此同时，他们帮助王室征服了周边的王国和土邦，令国土面积增加了一倍。
农民与牧民、王室精英与底层农夫、穷人和富人之间微妙的社会平衡被粗暴地打破了。以前，胡图族农民在遭到政府的不公正对待时可以寻求亲族的帮助，或者至少可以挑拨族群领袖之间的矛盾，但如今，他们只能祈求图西政府格外开恩了。[6]
欧洲人的统治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和民族志学理论为基础的，这种思潮受到当时欧洲和美国流行的种族理论的严重影响。约翰·汉宁·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是最早踏足这一地区的英国探险家之一，他在1863年曾撰文描写过他在当地碰到的具有明显“亚洲人特征”的人群，很可能就是图西人。他写道：“在这些国家，政府掌控在外国人的手中，他们侵略和占有了这些国家，把当地农业社会的土著居民压制在社会的最底层。”涉足历史和宗教研究的斯皮克猜想，这些土著部落和埃塞俄比亚存在某种关联，并为他的观察提供了一项“历史”基础：“这些部落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圣经》中记载的大卫王时期。”
斯皮克的理论并非异想天开。欧洲人从中世纪就开始通过《圣经》研究非洲，试图寻找上帝为自然和人类社会设计的安排。其中最有意思的章节之一来自《创世纪》第九章和第十章。在描述洪水退去后诺亚的子孙如何在地球上生养众多遍布全地之前，《圣经》讲述了一个故事，喝醉酒的诺亚赤身裸体地睡去。他的两个小儿子闪和雅弗背对父亲，给他盖上了衣服，而另一个儿子含则盯着父亲的裸体看。诺亚醒来后，对含感到十分愤怒，并诅咒含的儿子迦南，让他去做奴隶，《圣经》上记载说他“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
尽管《圣经》并没有明确记载含和迦南后来的命运，但到了19世纪，圣经学者和相关研究人员把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归类为诺亚的后代：中东地区是闪的后裔，欧洲是雅弗的后裔，而非洲则是含的后裔。这一理论适得其反地解释了人们在非洲发现的先进文明：岩石中开凿的水井、复杂的政治组织、灌溉系统，这些都是含米特民族（Hamite，即含的后裔）的发明，和中东同出一脉。在斯皮克看来，这种解释牢牢地确立了黑人民族在当时的地位：处于种族等级的最底端，没有能力创造先进文明，公开实行奴隶制。另外在伊斯兰世界，很多领袖也用这种含米特人的理论来为奴役非洲黑人做辩护。
卢旺达的第一任德国总督冯·格岑伯爵（Count von Goetzen）曾提出理论说，“图西人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含米特族牧民，他们曾经征服过一支黑人班图（Bantu）部落。”而天主教的高级神职人员勒·罗伊蒙席（Monsignor Le Roy）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拥有智慧和精致的外貌，热爱金钱，能适应各种环境，这说明他们有着闪米特（即闪的后裔）血统。”比利时统治者借助尺子和量具为原本边界模糊的图西人和胡图人在体貌特征方面制定了严格的区分标准。
这些殖民者的异想天开很快便在被殖民者的意识中生了根。一直备受比利时殖民者优待的图西族精英，牢牢抓住这一标准来为自己的种族优越性提供理论支持，并将胡图人的典型形象——就如一位比利时牧师所宣扬的那样——定义为“黑人中最普通的一支，短头颅，凸下巴，具有农业特质和技能，友善乐天……厚嘴唇，塌鼻梁，天性极其善良、淳朴且忠诚”。[7]与此同时，胡图族的异见分子则认为图西人的代表形象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狡猾牧民，到此是来召集力量对抗“外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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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是忠诚度和权力激励着卢瓦拉卡比耶将军的话，那么人民大众则更多是被恐惧、意识形态和当地政治局势驱动。有一种广为流传的想象，说爱国阵线并非人类，而是魔鬼的化身。大屠杀开始的时候，内战已经持续了将近四年。超过一百万人口被迫离开该国北部，大部分是胡图人，许多人搬到基加利附近，同时带去了关于叛军暴行的传言。胡图极端分子将这种恐惧心理用于广播宣传中。一位图西族军官占领了一座村庄，有几个胡图人留了下来，其中一个让军官把衣服掀起来，好让村民们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长了尾巴；而他们由此确信，他就是个魔鬼。[8]即使是体弱多病的人也不惜跋涉数百英里逃往国境线，因为他们相信，一旦落到爱国阵线手中就必死无疑。在难民营中，不愿被遣返的难民主要是因为害怕爱国阵线。这种恐惧已经深深扎根在他们心里。
近些年来，关于大屠杀的研究发现，当地政治形势是决定一个地区是否会发生大屠杀的重要因素。例如，季节性劳力和失地农民更可能受乡村精英阶层的操控，而一旦胡图政权倒台，那些精英阶层势必要跟着一起遭殃。[9]更为极端的政党在地方上的力量推动了屠杀的实施，逃离家园的布隆迪胡图难民也加剧了暴行。综合统计，约有二十万人出于各种原因参与了屠杀：[10]有些人是被权力机关强迫，有些人是为了钱，还有一些则一方面迫于社会压力，一方面认为如果不服从，自己也会丢掉性命。[11]
在卢旺达西南部，胡图人的战斗被一项联合国授权的军事任务打断，这项任务由法国人执行，名为“绿松石行动”，旨在保护该地区少数滞留的图西人和国际救援人员。这是卢旺达危机众多荒唐之处中的一处：1990—1994年，法国政府及其承包商向哈比亚利马纳政府运送了三十六批武器，总价值为一千一百万美元，并向当地派遣了七百五十名法国士兵，帮助卢旺达政府进行军事训练、规划甚至审讯爱国阵线的俘虏。[12]帮助联合进攻派完成军事训练之后不过数月，法国人便从恶狼摇身一变成了牧羊人，宣布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结束这场屠杀。
法国军队的确拯救了图西人的生命。但是，他们却拒绝逮捕组织过种族屠杀、仍在境内的哈比亚利马纳政府和军队官员。宣扬种族仇恨的电台继续在法国控制区日夜不停地广播，煽动群众继续灭绝图西人。与此同时，在戈马的扎伊尔国境线上（这里是法国人的行动基地），至少有五批来自法国的武器被运给了从基加利逃出来的前卢旺达武装部队领导人。[13]火上浇油的是，哈比亚利马纳的妻子，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最激进的亲信之一，为了逃避国内战乱来到了巴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亲自批准赠予她一笔四万美元的捐款，捐款的名义是“对卢旺达难民的紧急援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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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瓦拉卡比耶穿越国境进入扎伊尔，于1994年7月抵达戈马时，他曾多日感到彷徨无措，失去方向，情绪低落。戈马是一座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城市，如今被羊群、车流和流民淹没了，这些人从四面八方拥来，惶恐不安，身无一物。卢瓦拉卡比耶此前是和随行官员一起乘坐卡车来的，但所有人都各自去照看自己的家人了。最终，他设法在城市边缘从一个部落首领那里给自己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租了一套房子。他和所有官员一样，在离开卢旺达之前洗劫了国库。他们需要这些额外的现金，因为汹涌而至的难民令市场上的物价飞涨。买一公斤肉差不多需要十美元，是正常价格的五倍。
食物的价格在飞涨，枪支弹药的价格却在暴跌，因为市面上的武器实在太多了。在边境哨卡，就在法国军队的眼皮底下，逃亡的卢旺达士兵将武器交付蒙博托总统卫队。机关枪和火箭筒堆成了小山。
然而，就在边境海关办公室的后面，一个军火市场自然地冒了出来，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军官通过这个市场把交付的武器又买回来。一支AK-47需要四五十美元，一支俄制的火箭筒不到一百美元。其他的武器也没有一个被转交给扎伊尔政府的。卢瓦拉卡比耶见过成吨的弹药被装在卡车里、藏在大米和玉米袋下面走私过境。“我们给边境警卫队的人塞点钱，让他们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只是想要钱而已。”
戈马坐落在基伍湖（Lake Kivu，该湖天然构成了刚果和卢旺达国境线的一大部分）的最北端、尼拉贡戈火山（Nyiragongo）的山脚下，在鼎盛时期曾是一个备受欢迎的旅游胜地。戈马的酒店里住满了当地的比利时精英阶层、蒙博托的亲信和家眷、探险的背包客，这些酒店都是殖民地风格，有白色的外墙，耀眼的琉璃瓦，精心修剪过的繁盛花园。内地的肥沃土地可以提供廉价的优质蔬菜——包括比利时人最爱的西兰花、豌豆和韭菜——比利时神职人员带来的奶制品被做成大块的奶酪轮销往周边各地。旅行社提供北部维龙加国家公园（Virunga National Park）的导游线路，那里是珍稀的山地大猩猩的栖息之所。卢旺达境内离国境线不远处的一家软饮料和啤酒厂源源不断地为城里数不清的酒吧夜店供应啤酒、可乐和芬达。
扎伊尔国家的衰落和难民的拥入让这些美好的日子落下了帷幕。现在，这些酒店的住客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战败流亡的卢旺达军官和政客开始住进格朗拉克酒店（Hotel des Grands Lacs）和尼拉贡戈、卡里布（Karibu）、斯特拉（Stella）等地区的酒店，并在湖边租住奢华的别墅。记者们前脚从遍地死尸的难民营出来，后脚便走进军官政客们那爬满三角梅的别墅外墙，和他们一起坐在人造皮革沙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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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几个月的迷茫之后，卢瓦拉卡比耶参加了一场在戈马五旬宗教堂举办的前卢旺达军队高官会议。他和剩余的部队成员坐在教堂圣器室里的大十字架下面，一个个面色阴沉。士气已跌落到谷底。在场的大部分军官都已用专机把家属疏散到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Nairobi）、喀麦隆首都雅温得（Yaounde）和巴黎。“战争打输了，”卢瓦拉卡比耶回忆说，“有钱的最后都走了。”而卢瓦拉卡比耶本人可没那个福气。
这个流亡在外的战争委员会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他们迅速将武装部队重组为两个师，分别有七千六百八十人和一万零两百四十人，驻扎于基伍湖的南端和北端。此后又来了四千人的增援部队，使总兵力增加到了两万两千人。卢瓦拉卡比耶麾下有数千名士兵，组成了第四旅。
这些士兵的素质参差不齐。军官来自正规军部队，许多都曾在法国或比利时受训。他们建立了严格的管理体系，精心制定了预算。但有些队伍没有军事经验。数百名犯人被征召入伍，因为他们是这场骚乱中唯一的受益人群，士气比较高昂。许多小学生和初中生在威逼利诱之下加入了训练营，最小的甚至只有九岁，他们组成了第二十六预备旅。
我向卢瓦拉卡比耶探问关于联攻派和唯一目标派武装的问题，这些武装令当时的人闻风丧胆，是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他却瞧不起他们，嘲笑他们纪律散漫。“他们抽大麻，喝便宜的酒，抢劫平民，就是一帮恶棍，”他回忆说，“很多人都在战争中送了命。他们嗑嗨了药，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地就上了战场，像僵尸一样，给敌人当靶子打。”在他看来，纪律严明的爱国阵线以推翻新政府为目标，而联攻派武装是种族仇杀，二者存在天壤之别。
为了鼓舞士气，战争委员会命令立即向所有政府雇员和士兵发放6月和7月的工资。委员会把卢旺达整个国库都搬到了戈马，总计价值三千万到四千万美元的卢旺达法郎被存在了市中心的一家银行。从一些报告来看，在大屠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超过一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到了私人账户；当时他们刚刚收了当年的税，国库资金十分充裕。[15]最重要的是，军队指挥官们一致同意立刻对基加利新政权发动游击战。现在国民的期望空前高涨——在难民营中垂死挣扎的一百万难民的希望就压在他们的肩头。由于图西族武装被人称作“蟑螂”，这场进攻便名为“灭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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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瓦拉卡比耶在背出部队兵力、指挥官姓名、战斗日期的时候找到了快乐或者说是欣慰，但他却不愿意谈论历史更具人性的一面：情感、动机和道德。过去十年的这场灾难被简化成了冷冰冰的数据。
后来我在翻看自己的笔记时，有两种不同的将军形象在我脑海中碰撞着。一位是和善的老人，总是有时间接待我，回答我的许多问题，从未因我的询问感到气恼或者不耐烦。这也是他在手下官兵眼中的形象。我采访了他之前在卢旺达退伍军营时领导过的胡图族士兵，他们向我描绘的是一个备受尊敬、关怀部下的指挥官，许多军官将他当作父亲看待。在他们的记忆中，卢瓦拉卡比耶是个审慎明断的领袖，总是在做重要决定时先征求其他军官的意见。
另一个卢瓦拉卡比耶存在于人权调查报告和我对大屠杀受害者的采访中。从1996年到2003年，在他担任胡图族叛军指挥官期间，他的部队在卢旺达和刚果犯下了大屠杀、大规模强奸和频繁抢劫等罪行。考虑到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军队，很难想象这位将军本人对于部下的所作所为是不知情的。即便事先真的不知情，他在事后也没有惩罚他们。
2001年，我第一次前往刚果东部，为边境城市布卡武的一个名为“正义之子”（Héritiers de la Justice）的当地人权组织工作。在那里，我每天都会听到有人被强奸或虐待，或者有人的家人被杀害。作恶的是一支叫作“联合进攻派”的武装，它是卢瓦拉卡比耶叛军的统称。我随后将一起起案件一条一条地记录了下来，收在一个蓝色硬皮账本里：
2000年8月10日，布恩亚基里地区（Bunyakiri）恩科诺村（Nkono）的诺诺·马兰杜拉（Nono Marandura）先生在家中被联攻派武装枪杀。遇难者的遗孀和六个孩子到现在都没有人帮助。
2000年9月19日，帕帕依·瓦·卡塔齐（Papayi wa Katachi）先生被联攻派武装杀害。遇难者年仅十七岁，家住布恩亚基里地区的卡洛巴（Kaloba）。他的哥哥遭遇枪伤，家中财产被抢。从收集的信息来看，施暴者针对目标遇害者的动机不明。
账本中记录了数百条这样的信息。
我再看自己的笔记，重读卢瓦拉卡比耶之前是如何回答我的问题的。在一页纸的上方，我曾潦草地写下“暴行？”，然后用一个箭头指向他的答案：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太多暴行。我们甚至还向士兵教授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我们的一些军官以前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但是，当军队变得疲惫饥饿时，便开始用从民众手中强抢粮食。我们称之为“抢夺行动”——我们会在行动中袭击一座村庄，抢走所有的牲畜和钱财。
我让他继续讲下去，卢瓦拉卡比耶承认道：“你要知道，我们有一万名士兵和他们的家人要养活。一旦抢劫发生，士兵就会失控，会强奸，有时甚至会杀人。如果我们抓到他们，我们就会惩罚他们。一开始，我们处决了几个杀人的士兵，但这给我们惹来一些问题，于是我们开始动用鞭刑。我记得我们把一个强奸犯扒光了屁股，用棍子抽了三百棍，把他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把他驱逐出了队伍。但是你怎么才能知道谁犯过强奸罪？村民们都害怕我们，不跟我们说。所以大部分罪犯都没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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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4年10月，“无畏者”组织（Inzirabwoba）每个星期都在从难民营向卢旺达渗透。卢瓦拉卡比耶开始在国境线上领导夜间突袭。“我们摧毁政府大楼，杀掉当地的官员，”卢瓦拉卡比耶毫无悔意地解释道，“这是一场战争，而他们都是共犯。”
在大屠杀期间，所有图西人都被视为爱国阵线的帮凶。1994年10月，叛军在凌晨3点翻过丘陵区，包围了一座距离国境线仅咫尺之遥的村庄。他们杀了三十七个人，大部分是儿童。“有些人杀人是因为恨图西人，有些人杀人是为了防止大屠杀的幸存者说出他们的罪行。”卢瓦拉卡比耶回忆说。在爱国阵线把卢旺达武装部队赶出卢旺达之后的头两年间，联合国观察员记录了数百起杀害图西人的案件。
受伤害的不仅仅是图西人。如果胡图族难民胆敢从难民营返回家园，他们就会被当作叛徒。阿纳托尔·苏辛多尔（Anatole Sucyendore）是一名胡图族医生，他跟随其他难民一同逃到了戈马，但几个月后，他不顾多次死亡威胁，依然返回卢旺达到吉塞尼（Gisenyi）的一家医院工作。1995年2月25日，胡图族叛军闯入他的家中，枪杀了这名医生，并捅死了他年仅两岁的孩子，还把他的妻子和另外一个孩子打成重伤。
从胡图族武装在难民营中散发的匿名宣传册中，我们可以一窥他们当年使用的宣传话术：
你们这些胡图蠢货，你们交的钱都让敌人拿去买武器屠杀你的同胞了。你说你是在学习。难道你们不知道那些学习的人在哪吗？卡加梅学过什么吗？你们把钱交给他，他却领导了这场大屠杀。
还有你们图西人，你们别以为自己有靠山，就一个个趾高气扬的！你们只敢支持爱国阵线的凶手们灭绝胡图人，却不敢和我们正面交锋。我们会一直追杀你们，直到你们放下臭架子，明白自己必须学会怎样跟他人共处。[16]
这位将军知道，只靠游击战没有用。“我们挑衅他们，骚扰他们，但并没有真正触动他们的权力根基。”卢瓦拉卡比耶回忆说。他们需要利用一种更强大的手段：勒索。
一位前政府高官在戈马的舒适别墅里对记者吹嘘说：“即使爱国阵线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不可能掌握权力。他们只有子弹，而我们有人民。”[17]既然没办法打败敌人，他们就用扎伊尔上百万难民当人质，威胁逼迫基加利方面和他们谈判。
流亡的领导们采用了和之前在国内类似的组织架构。过去的卢旺达政府是一张严密的机构网，从首都基加利到地方各省机构，再向下到各乡镇、社区、村落，直到每家每户，正是这样一根权力链条，让他们可以在短短一百天内屠杀八十万人。他们把这套体系照搬到了难民营，按照难民在卢旺达的籍贯将他们重新编组，指派可靠的官员进行管理，这些官员通常都是在国内参与过大屠杀的那些人。
* * *
我向卢瓦拉卡比耶询问匿名宣传册的事，他摇了摇头。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都被洗脑了。有很多极端分子利用了人们的恐惧心理。”
“你有没有用过这种风格的语言？”我问他。
“用过，但是我们从没说过传单上说的那些话。我们需要吓唬吓唬他们。确实有极端分子想要杀掉图西人，但那是不对的。我们难民营里就有图西人！有一些曾在卢旺达军队服役的图西族军官和我们一起逃了出来。我的护卫里就有一个图西人。我们必须得跟他们讲，不要离开营区太远，不然可能会被人杀死的。”
“你有没有下过屠杀平民的命令？”
“没有，从来没有。”
“但是很多平民确实被杀了。”
卢瓦拉卡比耶叹了口气，又开始摆弄松垮垮地挂在手腕上的手表。“权力链条……我不确定它在我们叛军中是不是管用。”
“你没办法完全控制自己手下的指挥官吗？”
“我可以控制我的军队。但是平民煽动家和极端分子我就没法控制了。军队里的很多军官都不支持大屠杀政策。大屠杀完全是一些民间人士和极端的指挥官联合组织的。”
卢瓦拉卡比耶闪烁其词，回避责任，把大屠杀的账算到别人头上，用目的来为手段开脱。他说道，“大象打起架来难免会践踏草地。”这是个很好用的比喻。我在这一地区采访过的军官，几乎每一位在被问起针对平民的暴行时都会用到这个比喻。
冷静平和的卢瓦拉卡比耶似乎跟一个被仇恨冲昏头脑的杀手毫无关系。所有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对图西人从没表现出过任何特别的仇恨。他在叛乱中的一位营长就是图西人，而他更愿意自己被叫作基加人而不是胡图人。显然，他加入并领导所谓的胡图叛军并不是因为种族沙文主义，虽然这场运动是被极端的种族仇恨驱动的。他加入运动是因为他当时在军队，内战爆发时，他理应这么做；他是可以尽力改变局面，但这么做对他来说太难了，太冒险了。回头看看艾希曼的审判词：“停止思考，恶就会发生。它抗拒思想，因为当思想试图与恶交锋时，便会一无所得，因为思想在恶之中找不到任何东西。这就是恶的平庸。”[18]
我见过的许多普通士兵也是一样的。很多人之所以参军，是因为生活贫困，没有工作，或者是“想做个男人”，而一杆枪、一身军装是最能表现社会权力的东西。种族身份是这场运动的基础。我已经不记得多少次听到人们说刚果战争的起因是“图西人的残暴”，你在读到本章开头引用的那段BBC的话时可能也会这样认为，但它并非这场冲突的根源。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胡图族武装杀死了五十万图西人”这种说法，就意味着我们认为这些暴力冲突的起因就是种族身份，是“胡图人”和“图西人”的身份标签导致了这场灾难。虽然种族身份或许是该地区最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我们必须要透过表面现象，深入理解种族身份背后的历史，看清是谁在利用它，谁在被它利用，以及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