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越绝书》的成书时间和作者
《越绝书》的作者究竟为谁，历来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共识。
（一）子贡作。在正史经籍、艺文志中，最早辑录《越绝书》的为《隋书·经籍志》，而新、旧《唐书》亦均有著录。在此三志中，此书撰者被标注为子贡。《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云：“《越绝记》十六卷，子贡撰。”[1]《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载：“《越绝书》十六卷，子贡撰。”[2]《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子贡《越绝书》十六卷。”[3]至《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三》则云：“《越绝书》十五卷，或云子贡所作。”[4]
（二）伍子胥作。《崇文总目》有关《越绝书》条目云：“《越绝书》十五卷，子贡撰或曰子胥。旧有内纪八，外传十七，今文题阙舛载二十篇，又载《春申君》疑后人窜定，世或传二十篇者非是。”[5]
（三）无名氏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越绝书》十六卷，无撰人名氏，相传以为子贡者，非也。其书杂记吴、越事，下及秦、汉，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6]可见，陈氏明确否认了该书为子贡所作的论断，并从该书本身的描述入手，认为该书系战国后人，但未具体确定作者究系何人，故提出“无撰人名氏”。此后，明人胡应麟和清人钱培名认同陈说。近现代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认为：“自来以《越绝》为子贡或子胥作者，固非其实，而如《提要》及许氏说，认为纯出于袁康、吴平之手者，亦非也。余以为战国时人所作之《越绝》，原系兵家之书，特其姓名不可考，于《汉志》不知属何家耳，要之，此书非一时一人所作。《书录题解》卷五云：‘《越绝书》十六卷，无撰人名氏，相传以为子贡者，非也。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斯言得之矣。”[7]陈桥驿亦基本认同陈振孙的看法，“《越绝书》的渊源远比《吴地传》所说的‘建武二十八年’古老，而袁康（假使确有其人）和吴平的工作，无非是把一部战国人的著作，加以记录增删而已”。[8]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谈及鉴别伪书时则认为该书非但非子贡所作，且并非汉时所著，“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例如《越绝书》，《隋志》始著录，题子贡撰；然其书既未见《汉志》，且书中叙及汉以后建置沿革；故知其书不惟非子贡撰，且并非汉时所有也”，[9]《越绝书》在《吴地传》部分谈及吴地地理沿革时延至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即公元52年，梁启超认为其“叙及汉以后建置沿革”不知即指这一点还是另有所指。
（四）袁康、吴平所作。最早讲到《越绝书》的作者和书名的文献是王充所著的《论衡》，王充（公元27—约97年）为东汉时人，他在《论衡》卷二十九《案书篇》中云：“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咸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10]言及会稽人吴君高所著《越纽录》，其文雅超越刘子政、扬子云。至明朝正德嘉靖年间，杨慎在《升庵集》卷十《跋越绝》中云：
或问：“《越绝》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余曰：“姓名具在书中，揽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观其绝篇之言乎？曰‘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乡；不直自斥，托类自明’；‘文属辞定，自与邦贤’；‘以口为姓，乘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此以隐语见其姓名也。去得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乡，则会稽也。是乃会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厥旨昭然，欲后人知也。‘文属辞定，自与邦贤’，盖所共着，非袁一人也。以口承天，吴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与袁康共着此书者，乃吴平也。二人何时人也？余曰，东汉人也。”[11]
可见，杨慎从《越绝书》文末的隐语推断其作者为东汉时期的袁康、吴平，并根据王充所言，认为吴君高所著《越纽录》即为《越绝书》，“王充《论衡·案书篇》云：‘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岂即其人乎？又曰：吴君高作《越纽录》，‘纽’即‘绝’之误。书以纽名。绝字曲迂不通，而千年之误无人证之；袁康、吴平之姓名著在卷末，无人知之，盖观书者鲁莽，阅未数简已欠伸思睡而束之高阁矣。余始发其隐，然即其书以证其人，以订其名，非臆说也，博古君子必印可而乐闻之乎”？[12]在当时，杨慎的看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如胡侍《珍珠船》卷三、田艺衡《留青日札》卷十七均表达了与杨氏相同的看法。明嘉靖二十六年陈垲在此书刊本卷末亦云“千载隐语，得升庵而后白……盖袁康草创，而润色之以吴平也”。[13]清人王谟、卢文弨、徐时栋等人亦认同杨说。清代官修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完全认定杨说“此书为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也”。[14]对于杨说，明清学者即有不同意见，如明人田汝成认为《越绝书》“殆多后人附益无疑也”，清人李慈铭从隐语出发，认为袁康、吴平为作者有悖六书之旨。陈桥驿认为“有关《越绝书》及其作者的问题，并不因为从隐语中发现了袁康、吴平二人就可以完全解决。它实际上比《四库提要》还要复杂得多。作为官修的《四库提要》，竟置早已存在的论争于不顾而独崇隐语，就未免失之于轻率”。[15]
揆诸以上有关《越绝书》作者的四种看法，其出处均来源于《越绝记》自身记载，因此均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均不完全正确。要弄清该书的作者，还需仔细爬梳文中所载内容，其《外传本事》云：“绝者，绝也。谓勾践时也。当是之时，齐将伐鲁，孔子耻之，故子贡说齐以安鲁，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兴晋、疆越。其后贤者辩士，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又见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唇之于齿，表之于里。盖要其意，览史记而述其事也”；又云：“问曰：‘《越绝》谁所作？’‘吴越贤者所作也，见夫子删《书》作《春秋》、定王制，贤者嗟叹，决意览史记，成就其事。’问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贤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国之事，不见姓名，小之辞也。或以为子贡所作，当挟四方，不当独在吴越。其在吴越，亦有因也。此时子贡为鲁使，或至齐，或至吴。其后道事以吴越为喻，国人承述，故直在吴越也……《越绝》，小艺之文，固不能布于四方，焉有诵述先圣贤者，所作未足自称，载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说盖是子胥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作；穷则怨恨，怨恨则作，犹诗人失职怨恨，忧嗟作诗也。子胥怀忠，不忍君沉惑于谗、社稷之倾。绝命危邦，不顾长生，切切争谏，终不见听。忧至患致，怨恨作文。不侵不差，抽印本末；明己无过，终不遗力。诚能极智，不足以身当之；嫌于求誉，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后人述而说之，乃稍成中外篇焉。’”[16]可知，由《越绝书》本身的记载而言，主要阐明《越绝书》中记载了子贡的部分言行，并非认为子贡为全书的作者，该书的编纂乃是其后的“贤者辩士”“盖要其意，览史记而述其事”的结果，而编纂者并未直署名字；同时，由文中所载即可知，伍子胥也并非全书的作者，而是其言行被部分辑录进该书，由“后人述而说之”，从该书的《荆平王内传》《吴内传》《请籴内传》《外传记军气》等篇章中可看到对伍子胥见识、谋略、军事才能等方面的记述，但同时该书亦有大量对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太宰噽、范蠡、文种、计倪等人言行的描述，亦有对春申君、秦始皇、汉光武帝等伍子胥去世后的人物的记载，在《越绝德序外传记第十八》中更直接描述了伍子胥自杀之事，显见《越绝书》只是用部分篇幅辑录了伍子胥的言行，其全书的作者显然并非伍子胥。在《越绝书》的文末，再次载明说，“赐见《春秋》改文尚质，讥二名，兴素王，亦发愤记吴越，章句其篇，以喻后贤。赐之说也，鲁安，吴败，晋强，越霸，世春秋二百余年，垂象后王。赐传吴、越，□指于秦。圣人发一隅，辩士宣其辞；圣文绝于彼，辩士绝于此。故题此文，谓之《越绝》”。[17]“维子胥之述吴越也，因事类，以晓后世。著善为诚，讥恶为诚。勾践以来，至乎更始之元，五百余年，吴越相复见于今。百岁一贤，犹为比肩；记陈厥说，略有其人……明于古今，德配颜渊；时莫能与，伏窜自容；年加申酉，怀道而终。友臣不施，犹夫子得麟；览睹厥意，嗟叹其文。於乎哀哉……以口为姓，万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应也。百岁一贤，贤复生也。明于古今，知识宏也；德比颜渊，不可量也。时莫能用，籥口键精，深自诚也。犹子得麟，丘道穷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贤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宝也；覆以庚，兵绝之也。於乎哀哉！莫肯与也。”[18]《后汉书志》载云“诸暨，《越绝》曰兴平二年，分立吴宁县”。[19]这些引文一方面再次证明《越绝书》全书的作者既非子贡，亦非伍子胥。另一方面其文末隐语阐明《越绝书》乃是几百年间多人努力的结晶，主要整理、辑录工作由东汉初期的袁康、吴平完成，但此二人亦非最后辑录者，引文文末明确记载吴平怀才不遇而死、袁康则死于兵燹战乱，因此文稿的最后完成时间应在二人去世之后，《后汉书》中所载《越绝书》逸文的“兴平二年”即公元195年，故《越绝书》最后完稿时间应不早于公元195年。那么，《越绝书》是否即为王充在《论衡》中所提到的《越纽录》、吴君高即为吴平呢？杨慎在《升庵集》中对此下了断语，但这只是杨慎的推测，并没有明显的史料支持这一点，同时《越绝书·外传本篇》中有云：“何不言《越经书记》而言《越绝》乎？”这实际上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此书书名就被称作《越绝书》，而对《越纽录》却只字未提，可见断言《越纽录》即为《越绝书》、吴君高即为吴平显然有牵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