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增援部队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我们正在等候即将到来的增援部队时，从收音机中听到有人试图刺杀巴蒂斯塔的消息，还播报了在刺杀行动中遇害的一些爱国者的名单。打头的是学生领袖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后面还有梅内劳·莫拉等其他人。没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也有遇害的。第二天，我们又听说，正统党内的一名激进的战士佩拉约·奎尔沃·纳瓦罗，由于一贯坚定地反对巴蒂斯塔，也惨遭暗杀，尸体被抛在一个叫“小湖”的乡村俱乐部的贵族住宅区内。值得一提的是，杀害佩拉约·奎尔沃·纳瓦罗的凶手和被害者的几个儿子后来却一起参加了一九六一年未遂的猪湾入侵事件，妄图把古巴从“共产主义耻辱”中解放出来，这真是件耐人寻味的咄咄怪事。
尽管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这次虽未成功但是古巴人民至今记忆犹新的刺杀巴蒂斯塔事件的一些细节还是传了出来。我本人并不认识那位学生领袖，但是当“七·二六运动”和革命指导委员会同意联手行动时，我就在墨西哥同他的朋友认识了。他们是：现任驻苏联大使的福雷·乔蒙少校，弗鲁克托索·罗德里格斯和乔·韦斯特布鲁克，他们都参与了刺杀巴蒂斯塔的行动。大家知道，这些人差一点儿就冲到了三楼独裁者的办公室前，谁知原本可望是一次夺取政权的成功行动，结果却变成对所有没能从总统府这个陷阱里逃脱的革命者的一场血腥屠杀。
增援我们的游击队员预计三月十五日抵达。我们商定的接头点是峡谷中的一条河流的拐弯处，我们在那里足足等了好几个小时。隐蔽起来等在那里倒是很简单的事，但是干着急就是不见一个人来。后来他们解释说是出现了一些麻烦。他们是三月十六日黎明时分赶到的，当时，一个个累得腿都迈不动了，好不容易才挪了几步进了一个小林子里，一直休息到天亮。来的时候他们乘坐的是当地一个稻农的卡车。那个农民担心因此受牵连，就逃亡到哥斯达黎加。后来，由于他从哥斯达黎加向古巴空运武器，回国时又变成了一位英雄，他的名字叫乌贝尔·马托斯。
增援部队大约五十人，只有三十人有武器，他们带来了两挺机枪，一挺麦德森式机枪和一挺约翰逊式机枪。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生活了几个月后，我们都成了经验丰富的老兵，在这些新战士身上，我们看到了过去“格拉玛号”战士身上表现出的所有的毛病：纪律涣散，吃不了大苦，优柔寡断，不适应山区的生活。这支五十人的队伍由豪尔赫·索图斯上尉率领，下分为五个班，每班十人，各由一名中尉带领。他们的军衔由平原地区的“七·二六运动”授予，仍有待批准。这五个班的班长分别是：多明格斯同志，我想，他就是不久以后在皮诺德尔阿瓜牺牲的那位同志；雷涅·拉莫斯·拉图尔同志，他是一位城市民兵运动的组织者，在抵抗独裁政府发动的最后一次进犯的战斗胜利前的最后几天英勇献出了生命；佩德林·索托同志，他是“格拉玛号”上的一名老战士，几经周折后才与我们会合，是“弗兰克·派斯”第二东方阵线的战士，在一次战斗中牺牲，牺牲后被劳尔·卡斯特罗追授少校军衔；还有培尼亚同志，他是圣地亚哥的一名学生，后晋升为少校军衔，古巴革命胜利后自杀；以及埃尔莫中尉，他是两年的战争中唯一活下来的班长。
这支新部队问题很多，最糟糕的就是行军能力太差，其中数他们的领导人豪尔赫·索图斯最差，行军时每每落在队伍后面，给部队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我曾奉命去负责指挥这支部队，可是当我通知他时，他却与我争辩起来，说他奉命要把这支部队移交给菲德尔，还说，只要他还是这支部队的领导，就绝不会把领导权交给其他任何人，等等。当时，我仍然担忧自己是个外国人，所以尽管我看出部队战士情绪极不稳定，也不想采取极端的手段。我们组织了几次行军，但由于这些战士准备不足，虽然行军路程短，时间却耗费相当长。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叫德雷查的地方便停下等候菲德尔。在那儿我们遇到了早先和菲德尔失散的一批战士，他们是曼努埃尔·法哈多、吉列尔莫·加西亚、胡文蒂诺、佩桑特、索托马约尔三兄弟和西罗·弗里亚斯。
这两支部队的差别十分明显。我们这支部队纪律严明，组织严谨，能打仗；那支没有经验的新兵增援队伍刚来时的毛病还改不了。一天吃一顿饭他们受不了，分发的口粮不合口味就不吃。他们的背包里塞满了无用的东西，背着太累了，他们宁愿把，比方说，炼乳扔了，也舍不得扔一条毛巾（这是对游击战的叛逆罪）。我们乘机把他们沿路扔下的所有炼乳罐头都捡了起来。在德雷查驻扎下来后，由于豪尔赫·索图斯——此人独断专行，和战士的关系搞得很僵——和大部分人摩擦不断，部队内气氛一下子紧张得要炸了似的。我们不得不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让雷涅·拉莫斯（他在游击队里的化名是丹尼尔）指挥机枪班，负责我们隐蔽地入口处的警戒任务，以确保不发生意外。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豪尔赫·索图斯被派往迈阿密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在迈阿密他背叛了革命，和费利佩·帕索斯[5]接上了头。帕索斯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早把自己的责任抛到九霄云外，在一场主要由美国国务院一手策划的傀儡闹剧中自封为临时大总统。
后来，索图斯上尉渐渐有了一些赎罪愧悔的表示，劳尔·卡斯特罗给了他悔过自新的机会。我们的革命从不拒绝给任何人提供这样的机会。然而，他又开始密谋颠覆革命政府的活动，最后被判处二十年监禁。狱中，他串通一个卫兵，两人合伙越狱逃往右翼古巴流亡分子们向往的天堂——美国去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当时还是尽一切力量帮助他，消除他和增援部队战士之间的不和，向他说明执行纪律的必要性。在吉列尔莫·加西亚到加拉加斯地区寻找菲德尔期间，我也到不远处把拉米罗·巴尔德斯接回来了，他的腿伤差不多痊愈了。三月二十四日夜里，菲德尔回来了，随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当时仍坚定跟随他的十二名同志，那种场面令人终生难忘。一边是满脸胡子拉碴的战士，身上的背包都是用手边各种废布料制成，胡乱地绑在一起；一边是这些增援新兵，脸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身军装干干净净，身上的背包也是干干净净的。他们之间的差别太惹人眼目了。我向菲德尔解释了前期出现的问题，随后建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来决定未来的行动计划。这个委员会由菲德尔、劳尔、阿尔梅达、豪尔赫·索图斯、西罗·弗里亚斯、吉列尔莫·加西亚、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曼努埃尔·法哈多和我本人组成。菲德尔对我提出了批评，认为我没能行使授予我的权力，却把它拱手让给了新来的索图斯。大家对索图斯并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但是，菲德尔认为，他当时那种态度是绝不应该容忍的。新的班排组建起来了，老兵新兵混编，组建三个排，分别由劳尔·卡斯特罗上尉、胡安·阿尔梅达上尉和豪尔赫·索图斯上尉指挥。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指挥先头部队，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指挥后卫部队，我是总参谋部军医，乌尼韦索·桑切斯任总参谋部直属班班长。
由于增加了这些新战士我们的部队比过去更加精锐。我们又多了两挺机枪，不过由于年久失修，所以性能较差。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已经是一支不可小视的武装了。我们开会就下一步应该立即开展什么样的军事行动进行了研究。我认为，为了让新战士在战斗中得到磨炼，应该向最容易攻下的敌人哨所发起进攻。但是，菲德尔和小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认为最好还是先花一段时间组织大家行军，让新兵适应山区丛林中的艰苦生活，适应在崎岖山区长期迂回的作战。所以，我们决定向东部转移，尽可能多走点路，在进行游击战的一些基本训练后，再找准机会向小股敌人发动袭击。
部队热情高涨地完成了行军训练后就开拔去执行战斗任务。迎接他们的是血与火的洗礼——乌韦罗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