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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并不知道他在1942年夏天为新书所做的工作恰逢总督汉斯·弗兰克访问伦贝格庆祝加利西亚加入波兰占领区政府一周年。就在劳特派特着手于国际权利法案的那一刻，弗兰克按照万湖会议上同意的方式，开始在加利西亚实施最终解决方案。这给劳特派特家族带来了直接且具破坏性的影响。

因卡·卡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她记得弗兰克的访问、它引起的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8月16日，她的外祖父阿龙第一个被带走，老人当时躲藏在劳特派特的哥哥达维德的住处的浴室柜子里。

“两天后的8月18日，赫希的妹妹，也就是我的母亲萨宾娜也被德国人带走了，”因卡完全平静地说道，“那是在街上，我的母亲被乌克兰人和德国士兵追赶。”她当时独自待在家里，从屋里看到窗外发生的事件。她的父亲正在工作，与他们的旧公寓仅隔了几户。“有人去告诉他，我的母亲被带走了”，因卡说，去报信的是一个门房。“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透过窗子目睹了全部经过。”

我问她那时几岁？

“我那时12岁，已经不是小孩了。我的童年就在1939年终结了。我明白发生了什么，我知道危险和接下来的一切。我看到我的父亲追着母亲奔跑，在她后面，在街上奔跑。”

她停顿了一下，从优雅的窗户眺望整个巴黎，抿着红茶。“我明白一切都完了。”

她是从楼上的窗户看到的，以孩子特殊的记忆回忆起一些细节。

“我是躲起来偷偷看的，我没那么勇敢。如果我有那么勇敢的话，我也会去追我的母亲。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我母亲的连衣裙，她的高跟鞋……”

我问她当时知道也许再也见不到母亲了吗？

“不是‘也许’。我很清楚。”

劳特派特的妹妹就在她女儿的眼前被德国人抓走了。

“我的父亲没有想到我。可你知道吗？我反而宁愿是这样。对他来说，他深爱的女人，他的妻子被他们抓走了，就是这么简单。他只想让她回来。”

她很钦佩她的父亲当时穿着深灰色西装，追着妻子跑的举动。

然后她的父亲也被带走了。他再也没有回来，因卡成了孤儿。

“我后来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数以千计的人被带走了。谁知道他们的下落？但我那时知道他们将面临什么。几天后，我离开了公寓，我知道德国人会来收走房子。我的外祖母去了隔都，我拒绝了，因为我无法想象自己待在那种地方。我去了我的家庭教师家里，曾经的家庭教师。她一直与我父母关系密切，因为我父亲对她很好。她不是犹太人，不过她本来可能是。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后，她说‘来跟我一起住吧’。她不仅仅是我的家庭教师，她为我做得更多。她其实是……应该怎么称呼呢，奶妈？我母亲没有母乳喂养我，我是她喂养的。她用自己的奶水哺育了我。”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因卡往杯中斟了好几次浓浓的俄罗斯红茶。

“我就去了她家，但也没有住很久，因为搜查不断。‘她是我的小侄女。’任何人问起我，女教师都这样说。我那时候虽然完全看不出来是犹太人，但肯定也不像是她的侄女。他们并没有很相信她的说法，于是她把我送到乡下和她的家人一起生活。”因卡在那里也没能久留。

“我是出于其他的原因离开的。那里有一个男人喜欢年幼的孩子。我知道了这件事。我读过讲这些事的文字，知道关于这种男人的笑话。所以我离开了。我去投靠了其他曾经受过我父亲帮助的人。那是在1942年年底，还是在利沃夫周边，但不在犹太人隔都里面。我没有留太久。那家的女主人谎称我是她的表亲，或是侄女，或是她表哥的女儿，但行不通。她的家人开始感到不安。我会隔着门听他们说话；我听见他们说‘她长得不像是亲戚’。他们说得没错。”

于是因卡离开了。“那时太艰难了。我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我那时就整天在大街上游荡，晚上找地方将就过夜。在那段时期，波兰公寓大楼的正门一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就锁上了，所以我可以在那之前溜进去，在没有人认识我的大楼里，不出声地窝在阁楼上。我可以在那里睡觉，就在阁楼旁的楼梯上。夜里有人进来的时候很吓人。我那时又害怕，又孤单，提心吊胆怕被别人交给警察。”

她平静地继续说道：“那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两个月。那时是秋末。我母亲对我交代过她的珠宝在哪里，钱在哪里。我一开始就是靠那些生存的。后来我被打劫了。一天早上我醒过来发现全部财物都被人拿走了。什么也没给我留下。”

这个12岁的女孩孤单而又走投无路，找到了她父亲的一位客户兼友人，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愿意收容她住两个月。

“人们开始议论，所以我那时不得不从她那里离开。她是天主教徒，她提出把我送去修道院。我们一起去了修道院。修女们说好的，她们会接纳我。”

修道院位于郊区。

“我不记得名字是什么了，”因卡说，“那是个很小的修道院，不是很出名。一共有12名修女，与耶稣会有联系。”

因卡开始缓慢地、小声地叙述，仿佛即将讲到尴尬的结局。

“修女们说我必须接受一个条件她们才能收留我。我的家人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将要说出严守了一辈子的秘密，因卡一度感到难堪。

“她们说我必须受洗。我别无选择。也许可以说是万幸，与现在相比，我那时也不算是严守戒律的犹太人。我很幸运能够在一个不是特别虔诚的家庭长大。”

七十年过去了，她仍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这是一个女人在谈及自己为了自救而不得不以某种形式背弃她自己的族群时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