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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劳特派特返回了英国，这时日本已于不久前占领了新加坡，同时德国正试图扩大对欧洲东部地区的控制。伦贝格没有任何消息，劳特派特频繁写信给拉谢尔和在安多弗菲利普斯学院上学的伊莱。“我有点郁闷……因为战争的消息”，他告诉他们，他们正在“经历一段极其糟糕的时期”。115
由于食物紧张，限量供应，他的心情没有得到改善。“我已经完全放弃做家务了”，商店也停止送货了。“全部都要靠自己去买回来。”花园带来一线光明，水仙花开得“灿烂夺目”，在他的行李丢失在美国和英国之间海上某处之后，这为他提供了稍许安慰。
他专注于《奥本海国际法》的又一版修订及《国际法报告》第九卷的工作，将空缺的战争年代的案例收入其中。这些案例涉及西班牙的内战、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以及“德国纳粹政权的立法和实践”116，有着“不祥的总体特征”。它们是劳特派特谨慎挑选出来的。其中有一项德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处理的是一名德国犹太人因违反1935年《纽伦堡法令》与雅利安女性发生性关系被判有罪后提起上诉的案件。这个案子提出了新的法律问题：如果性行为发生在德国以外的地方呢？最高法院裁定《纽伦堡法令》适用于在布拉格发生的性行为，理由令人惊奇，带着一种目的论式的粗暴：如果《纽伦堡法令》不适用于在国外实施的行为，其目的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德国犹太人在“帝国”境外与德意志血统的德国人同居，“如果教唆德国妇女以此为目的与他一起出境的话……那么他必须受到惩罚”117。这样的判决，劳特派特评论道，证实了设立国际法庭负责重审的必要。
劳特派特的活跃范围不限于学术领域。他继续向杰克逊提供建议，把杰克逊视作在美国参战时反对美国孤立主义的堡垒，一个作为“政府的耳朵”118的人。他写信给身在美国的伊莱和拉谢尔，告知了他参与的新项目：审查“所谓的战争罪的问题”119，以及如何惩罚德国人在被占领土犯下的国际罪行。该项目始于1942年6月，当时阿诺德·麦克奈尔被任命为“战争罪行委员会”120主席，执行《圣詹姆斯宫宣言》。麦克奈尔邀请劳特派特加入他的团队,随后在7月初，劳特派特出席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麦克奈尔请他就法律问题撰写备忘录。
“我真的很头大。”他告诉拉谢尔，因为委员会决定以他的方法为工作“范本”。会议提供了其他机会，因为与会者中有伦敦流亡政府的律师。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这样说，希望能“为波兰东部的少数民族多做好事”，因为波兰人将成为战后少数民族稳定下来的“主要因素”。121这项工作使他以切实的方式关注有关个体的正义和责任，而不仅仅是在国家层面思考这些问题。
那个夏天，另一个新项目落在他的办公桌上：美国犹太委员会邀请他写一本关于国际人权法的书，并提供了一笔慷慨的酬劳（2500美元，另加必要开支）。这是一个诱人的新课题，所以他接受了。他说他会写一本“关于《国际个人权利法案》（或类似标题）的书”122。他于7月1日开始工作，乐观地希望在年底前完成工作。
12月，他在伦敦的演讲中尝试了在“庄严”的氛围中传达一些关于国际法的新观点。效果很好，他告诉拉谢尔，“他们对你丈夫的崇拜都让人感到不好意思了”。他的中心主题是呼吁各国政府接受保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新国际法“革命性的广袤”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