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陇东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吴怀仁　徐治堂

（陇东学院）

传统民俗文化包括四大类。物质民俗包括衣食住行、生产劳动方面的生活文化，社会民俗包括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节日文化、民间传承文化、科技工艺文化，语言民俗包括民间故事传说、笑话谚语、民歌俗讲等，精神民俗包括宗教信仰和巫术文化以及民间艺术等。民俗文化是长期发展形成和遗留下来的有形或无形遗产，是地域文化符号的精髓、象征和代表。民俗文化旅游是对那些可以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为旅游业所利用，能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传统民俗文化进行开发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业形式。民俗文化与农村原始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进一步现代化，人们面对人际的疏离和冷漠、生活本身的程式化、竞争的无情、环境的破坏和传统意义的丧失，渴求反璞归真，希望能通过回乡返古找回生活中失落的朴素、真诚、热情、简单。这种主体需求促进了民俗文化产业的产生。作为民俗文化产业必不可少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由于它并非主体民俗，因而其文化与其他文化有一定的差异，且这种差异越大，对消费者的文化震撼就越大，它能满足人们“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满足人们对反璞归真的渴求。因此，民俗文化资源的神秘性、真实性和体验性对民俗文化产业的产生起了很大的拉动作用。

陇东民间保存着大量的民俗文化，在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大背景下，为大力发展民俗文化的产业，在生产中保护和传承陇东悠久而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我们以陇东地区民俗文化为具体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通过历史状况与现实情形的比较，整体、动态地考察陇东民俗文化的当代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其中变化发展的某些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探索更为有效的保护与发展道路提供些许借鉴与指导。

一、陇东生态环境与民俗文化类型

陇东地处黄河中上游，为黄土高原腹地，包括今甘肃省东部的大部分区域。地理上处于温带半干旱气候与温带半湿润气候的过渡带，宜耕宜牧宜林，大体经历了以牧为主、农牧并重和以农为主的漫长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了以农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积淀了深厚的农耕文明。历史上，这里曾经是华夏始祖轩辕黄帝最早的生息地及周祖的文化发祥地，又是戎、狄、羌、薰育（匈奴）等少数民族聚居繁衍之地，春秋时有义渠戎国，秦建直道、长城，汉代开拓丝绸之路后为丝绸之路北路要道。这里民众多聚族而居，以族为村，讲究家大业大，重视礼节，婚丧嫁娶、满月过寿等都要摆席宴客，对丧葬和清明节、寒衣节、祭祀公刘等祭祖性质的节日和仪式较为重视。如春节要置办年货，烹制珍馐佳肴，缝制新衣鞋帽，蒸面花，贴春联、窗花、门神等；端午节小孩要穿戴“五毒背心”、虎头鞋、虎头帽等，胸前戴着各种香包，避邪求吉，家家户户的媳妇、姑娘要在节前，以五彩绸布、丝线精心制作各种香包；婚俗中还有“摆陪房”的风俗，女方家待客坐席的同时，在庭院中把为新娘做的衣服、鞋袜、枕头、门帘、鞋垫等刺绣工艺品一一摆出，让客人观赏，以显示新娘及母亲做针线的手艺。这些在漫长岁月中所形成的祭祀、纪念、祈福、迎送等风俗文化，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具有深厚意蕴的民俗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逐渐完善而成熟，形成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陇东民俗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形成了富于陇东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陇东代表性民俗文化景观，一是陇东民居文化：陇东民居文化的地方特征非常鲜明，有只见炊烟不见人家的地坑院，有依塬边山畔而建的崖庄，也有在平地上修建的高大宽敞的瓦房等。二是饮食文化：面食在陇东种类繁多，常见的有刀削面、拉面、刀拨面、擀面、猫耳朵、饸饹、搓搓、搅团等。比较著名的有臊子面、荞剁面、锅盔、麻花、油糕、糖油饼、粘面、焖饭等富有陇东特色的饮食。三是娱乐文化：陇东民间娱乐文化有陇东道情、秦腔、眉户戏、华池弹唱、民歌、锣鼓、社火、徒手秧歌、狮子舞、龙舞、高跷、旱船等。这些民间娱乐文化经常出现在大型庆典活动和民间节庆中，浓郁的地方气息、鲜明的民族风格、强烈的时代风韵，观赏后令人激动万分。四是陇东民间工艺文化：有香包、剪纸、刺绣、面塑、泥塑、纸扎、特色服饰等。五是陇东民间节会：有富有地方特色的庙会、节庆等。六是陇东生产民俗：有富有农耕文化特色的农具和耕作方式。七是陇东民间口头文学：有富于陇东地域特色的民间故事、解释性传说、农谚、歇后语等。这些民俗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尽管经历过地方经济文化繁荣或衰退的更迭，但由于民俗文化生态环境基本没有变化，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陇东是典型的农耕社会，民俗文化是农事生活的补充。第二，聚族而居的陇东民间居住形态决定了民俗文化以家族、村落等形式传承，成为地域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本身也成为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第三，陇东相对封闭的地方文化和交通状况使民俗文化的生存保持了单一的文化环境，地方特色浓郁鲜明。

二、陇东民俗文化的当代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俗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基础。面对冲击，为更好地生存与发展，陇东民众积极进行调整，使传统民俗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是民俗文化的活动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传统民俗文化的基本形式是村落、家族活动和手工生产，像民间工艺品无论其工艺流程多么复杂，一件手工艺品的制作从构思、设计到完成，通常都是由一个制作者或者在一家手工作坊中完成。而在现代文化产业化背景下，随着市场的拓展和消费需求的增加，活动的公开化和生产的扩大化成为必然，传统的村落家族活动方式和个体生产方式受到挑战。为拓展民俗活动的参与范围和提高生产效率，民间民俗文化活动的社会展演性和手工艺品的现代集约式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了家族村落活动和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如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由集体化的牛拉人背变为机械操作，传统的生产农具和生产已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再如陇东香包，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设计、构图、购料、制作、运输、销售的香包生产队伍。这种生产模式已经是典型的集研发、设计、生产、收购、销售于一体的现代企业规范化模式，被称为是“公司＋农户”产业模式。这种由公司订单作业，农户加工，批量生产的生产模式，虽则设计与制作分化，工艺生产变成集体行为，提高了生产效率，经济效益不言而喻，但个人、家庭和村舍的技艺伴随着规模的扩大和技艺的模仿而成为标准化的模式，造成了产品式样的趋同、人性化色彩的淡化和文化因子的丧失。

二是生产主体与消费群体的变化。在传统活动和生产环境中，民俗文化的活动和生产主要是以家族村落和家庭作坊为单位传承和发展，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占有主导地位。在这种传统的乡土环境中，民俗文化活动者往往是接受者，活动和生产与接受是一体关系，不存在买卖关系，即使有，也仅是简单的交换关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民俗文化活动和生产由单一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被集约的社会个体和群体所替代。一方面由于活动的展演化、广场化和生产经营的产业化、市场化，民俗文化的活动和生产以个体、家庭、村落为主和人工耕种的生产格局被打破，民俗文化活动成为一种广场式的展演活动，使民俗文化活动和生产行为成为民众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另一方面，民俗文化活动的传承人和生产者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被社会认可，成为职业的民间艺术家。这种社会地位的改变促使和激励民俗活动传承人不断创新，也吸引着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与此同时，随着民俗文化的产业化的发展和对外宣传力度的加强，以及外部消费市场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外部消费者了解和认识了民俗活动和生产。借助现代传媒和市场运作机制，在政府和媒体的积极推介下，陇东民俗文化成为陇东地域风土人情的表征物，其接受者更加广泛。这种由本地居民为主体到以外部消费者为主体的民俗文化消费市场的转向，一方面刺激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更深发展，另一方面因为消费主体的变化带来审美倾向的变化，使得民间手工艺在风格上逐渐趋向于自由发展，文化符号拼贴现象凸显，地域特色趋于消失。

三是民俗文化形式的变化。陇东地区原生态的民俗文化与陇东民间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关系紧密，其活动形式、题材、艺术语言都源自于民间，合乎实用，形式古老而厚重。随着城市文明的渗透，非民间艺术、传媒、商业等带来的信息渗入，使当下陇东民俗文化在活动题材、形式、组织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陇东香包的种类已大大突破了历史上以满足本地区生产、生活之需的规模，由过去的12生肖、狮子鞋、虎头枕等几个简单的品种，发展到现在的花鸟虫鱼、人物典故、民间故事等上百个品种，工艺样式从题材、主题到表现形式，体现着“新语境下”人们喜闻乐见的创作理念，非本土传统的图案大量出现，都市性、生活性、时尚性也逐渐增强，不同风格的内容、形式在工艺生产中的拼贴也较为明显。香包是陇东民俗文化的一个种类，同陇东民俗文化一样是以乡土文化、农耕文化为根底，深受古风土俗的浸润，寓意往往古奥含蓄，造型古拙质朴、图案变形夸张，散发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但在产业化过程中，传统的寓意深刻的纹样造型越来越少，而一些异地传播来的和网络上流行的造型和图案，如喜羊羊与灰太狼、奥运福娃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手工艺产品中。同时，因为原有的民俗活动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与民俗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俗文化的功能也随之发生转向，民俗活动中原有的祭祀、宗教、祈福、馈赠、定情、娱乐、禁忌传承等民俗功能意义削弱或消失，在对外服务和多元功利的驱动下，市场开发倾向于以经济利益为主，民俗活动的装饰功能、纪念功能和地方形象象征功能，逐渐取代了与传统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物质功利性和精神功利性。

三、陇东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策略

传统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兴衰，总有其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转化的复杂性。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与此相适应，生产方式、娱乐方式、行为习惯、礼仪风俗和审美情趣等文化形态，往往也呈现相应功利的改变。进入21世纪后，民俗文化的生存土壤迅速改变，在此情境中，陇东民俗文化生态发生变迁是必然的。这种变迁，一方面促进了自身的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诸多问题。由于地域相对封闭，陇东在民国时期受现代文明的影响较少，风俗习惯改变不大，使陇东民俗文化是为适应普通民众生活需要与审美需求而存在。民俗文化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活动、传承与演变都是与特定地域、特定民众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状况、风俗习惯等文化生态紧密相关的。关于民间民俗的文化生态性，与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态变迁相伴随，正如民艺学家吕品田所说的那样：“纵观百年历史履迹，原生形态的衰落与蜕变形态的生发，构成中国民间美术随社会文化变革而呈现的两种基本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逐步由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在此过程中，以传统农耕文明为生存根基的民俗文化艺术，遭受了巨大冲击，出现了传承危机，许多传统民俗逐步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但危机与机遇并存，在此过程中，一些地区或某种民俗文化形式却充分抓住机遇，适应社会发展变迁，促进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陇东的香包、剪纸、皮影、民间戏曲、民间节会、节庆祭祀等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陇东地区的民俗文化始终是和陇东民众的日常生产、劳作、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在生产、劳作和生活的过程中，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心灵长期观照而形成集体经验，以相对稳定的民俗活动、种类、造型、图式和色彩凝聚在具体的民俗事象中。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相对封闭的文化交往，使陇东民俗文化中凝聚的地域文化特征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在劳作、祭祀、娱乐的时候，也通过行为、心理不断强化、稳定和传承自己的独特文化，这种状况延续了上千年。然而在当下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之下，由于文化边界的相对模糊，以及现代媒体的冲击，陇东民俗文化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意义、文化功能正在逐步消解，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地方性文化疏离”。民俗活动中的注重形式、轻视传统的实用性、民间性和地方性知识的倾向正是“地方性文化疏离”的一种表现。如传统的皮影雕刻工艺非常讲究“皮子”的选用，由于皮影用途的拓展、雕刻制作中使用机器制皮，而不再讲究“皮子”的薄厚，传统的浆皮工艺和处理程序也被简化，手工牛皮也不再是唯一选择，工艺过程与原来有了很大的区别。另一方面，技术层面上，机械加工工艺取代了不少的传统技艺，工业制作痕迹明显，复制的成分提高。工厂化的生产、流水作业的粗制滥造和千篇一律，虽然扩大了生产规模，但其中的文化内涵和意义却被抽离，这种规模化的复制导致了传统民间工艺的标准化、统一化，消解了民俗文化中的个性和地域特色。基于此，本文针对陇东民间民俗文化的当下生存境遇，就其产业化发展之路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培植品牌民俗文化，塑造区域文化形象

在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环境下，只有比优势，比特色，才能发掘地方文化产业自身潜力，振奋民间文化精神，改变乡民文化气质，增强开放开发的自信心。陇东地区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是中国香包刺绣之乡、徒手秧歌和荷花舞之乡、民间剪纸之乡、黄土窑洞民居之乡、道情皮影之乡，《诗经·豳风》文化在这里诞生，周祖农耕文化在这里发源，华夏公刘第一庙在这里公祭，这里蕴藏着深厚的民间民俗文化资源，要对如此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进行开发，就要优选富有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作为陇东特殊的民俗文化形象标识，搭建全国乃至世界平等交流的民俗文化产业平台，将精神定位、形象定位、民俗文化定位与民俗文化产业定位结合起来，形成富有特色的民俗文化形象，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好”的民俗文化产业品牌。

（二）创新产业开发模式，形成文化产业市场

民俗文化产业是民众在千百年生产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群体的身份标识。在民俗文化产业开发中，既不能丧失其原真品味，又要适应现代文化消费心理的变化，既要接续民俗文化的现场表演性和制作工艺，又要将民俗文化转化为可以形成产业的生产能力。首先要形成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经营模式。一种是公司加农户模式。以公司为龙头，集表演、生产、展示、推广于一体，形成专业化、产业化、产销一体化、展示集群化的开发格局。第二种是大师带农户模式。要形成民间民俗文化传承人核定机制，以传承人为核心，形成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村、民俗文化表演团队、民俗工艺传承展示中心，以此带动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第三种是会展团队模式。由政府文化部门牵头，组织参加国内各种艺术博览会，构成团队力量，研究、包装，将不同门类的民俗文化组成系列，发挥各自的展示传承功能。其次是构成产、学、研结合的民俗文化产业基地。产、学、研结合是当今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的道路，对于民俗文化产业先要请进来，邀请地方学者和国内知名专家进行考察咨询、研究论证，在此基础上完成项目研究开发，形成产业研究开发基地，然后做出去，进行推广，在国内形成影响，打开市场。第三是转型文化馆站职能，激发文化干部参与民俗文化调查、保护和产业开发的热情。要充分发挥地方文化馆站的组织功能，确定民间民俗文化的传承人，由地方文化馆站组织，在传承人的带领下组建乡村民俗文化展演中心，在中心的带动下形成民俗文化产业开发规模。

（三）处理好民俗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几个关系，确保民俗文化的延续性

一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采取适度规模的文化产业开发。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应遵循传统文化的运行规律和运作方式，保持规模的适度化，不能追求数量多、规模大和速度快，而要在保守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强调质量，守住纯正作风和经典程式，实现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经济之间的张力性共存。二是处理好民俗文化生态保护与产业开发之间的关系。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没有文化生态基础维护的产业化道路，如同釜底抽薪、杀鸡取卵，不能带来持久的经济利益。传统民俗文化往往与当地的风土人情密切相关，其应时循节的活动及制品通常成为民俗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多的要靠民俗机制而非单纯的市场或行政手段为之造就社会需要和生产动机。因此，需要保护的就不仅仅只是民俗文化活动本身，更要注意保护民俗文化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如果没有了后者作为依托，民俗文化就永远只能是表层的民间狂欢，成为一种没有心灵、随处飘荡的无根浮萍。三是处理好民俗文化产业开发与资源保护之间的功利关系。在强调产业开发的同时，政府和文化机构还应有较强的资源保护意识，兼顾保护与开发。对原生资源，尤其是对濒危的民俗文化技术和传承人的搜集、整理、保护与研究应在更大规模上展开。尤其是对民俗文化的传承人，不能只满足于拉网式的普查与抢救，更应抱有一种同情与理解的态度对他们进行人文关怀，在保护的同时，还要改善他们的生存境遇，因此必须积极创造条件让他们走上现代社会的前台，直接参与到现代社会的运作与发展过程之中。总之，陇东民俗文化的当下存在状态是一种包容了各种复杂因素的发展现状，是交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可能和现实的存在，它既交融着传统文化的变异，交织着焦虑和失望，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希望。在传统与当下的对接中，这些民俗文化继续扮演着维系、传承、强化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重要角色。在日益开放的文化背景下和市场等多种力量的驱动之下，这些民俗文化还会发生诸多的变异。面向未来，我们还应持续探索积极有效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助其完成适应现代市场环境的调整，从而走上更为健康的发展轨道。

综上所述，当下陇东民俗文化的生存现状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多种社会、文化力量的多元互动，在被迫改造的同时也在积极适应。陇东民俗文化经过二十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实践，不仅带动了地方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地方传统文化的复兴。在政府积极倡导和各种力量的合力推动之下，这些民俗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文化旅游的勃兴、手工艺产品的销售、民间节会的兴盛使农民的收入增加，村史民俗文化产业的队伍明显壮大，产业化带来的利益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这一切尽管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还是向我们提示了一条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民俗文化发展道路。生活在工业文明时代的我们，已不能也不必直取民间艺术的原生形态来“超越现实”。因为所谓原生态根本就不存在，民俗文化是一直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我们也必须破除那种认为最老的、最原始的就是最地道的观点。今日工业文明的强大力量，要求我们在现代工业文明既定的发展模式中探索民俗文化建设的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