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时春交游考论
——基于社会地位、地域分布、学术文化的三重考虑
杜志强
（西北师范大学）
赵时春是明代嘉靖年间的著名文人，也是陇右历史上的著名作家，编著有《平凉府志》十三卷、《赵浚谷集》十六卷、《洗心亭诗余》一卷、《稽古绪论》二卷。考察赵时春诗文词集中有关交游的作品，其中唱和、赠别等内容的诗词550余首，书、序、跋、铭、状等文130余篇，相关人物仅姓名、生平可考者就有近150人。(1)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地位不同，学术文化成就各异，与赵时春交往的时间长短也不同，但他们的交往鲜活地呈现了明代嘉靖政坛、文坛乃至学术文化的一个侧面，对于考察赵时春的交游及文学、学术背景有重要参考价值。为了能较为全面而又有所侧重地分析赵时春与这些人物的交往及其背后的时代文化信息，本文从这些人物的社会地位、地域分布、文化成就三个层面来论述。
一、赵时春交往群体的社会地位
（一）阁臣、部僚
赵时春的交往群体中阁臣有翟銮、徐阶，部僚有霍韬。其中翟銮曾三任首辅，徐阶是嘉靖末期的首辅，霍韬曾以礼部尚书掌詹事府。
嘉靖十九年（1540年）翟銮巡边，路过平凉，罢官家居的赵时春与翟銮相见并有三首诗相赠，这是他们仅见的交往记录。由此可知，他们相交不深。相对于翟銮，徐阶可谓是赵时春的知音，赵时春第三次出仕即因于徐阶的援引。徐阶推荐赵时春任兵部郎中，随后赵升任山东民兵副使；在赵时春受到仇鸾的排挤时，徐阶坚决支持赵时春，并推荐他出任山西巡抚。虽然赵时春在山西的军事失败辜负了徐阶的期望，但对于赵时春的人格，徐阶则始终给予肯定评价，他先后为赵时春母亲及赵时春本人撰写墓志，为《浚谷文集》作序，这些文章一再表达了对赵时春人格的高度肯定，在现存对赵时春的各种评价中，徐阶的是最为深刻的；他们互相唱和、往来的12首诗、10篇文章也印证了二人的一世交情。坎坷的仕途中能有徐阶这样的知遇者，是赵时春一生最大的幸运。
赵时春与霍韬的关系亦颇为密切。赵时春没有留下与霍韬早年交往的记载，但霍韬《题赵景仁卷后》(2)一文却透露出他们定交很早。该文记载，嘉靖八年霍韬向其同乡方献夫荐引赵时春；其时方献夫正以大礼新贵的身份参与朝政，而赵时春仅任刑部主事，地位低微，可是，在霍韬的荐引下，在方献夫一再传达出会面要求时，赵时春却没有去拜访，这颇耐人寻味。其实，赵时春对方献夫的态度，正是他对大礼新贵的态度，在议礼事件中，他倾向于支持杨廷和等武宗旧臣，所以不去交结方献夫；可是，他毕竟还是与新贵之一的霍韬有很多交往，该如何理解？我们以为，这与李开先、唐顺之等有关。霍韬是嘉靖八年的会试考官，该榜拔唐顺之为会元，李开先、罗洪先等在列，因此，唐、李、罗与霍韬有座主门生之谊；而赵时春与诸人关系密切，在与他们交往、唱和时，也逐渐与霍韬交往并得到赏识。另外，就科举成绩来说，霍韬、赵时春、唐顺之三人为会元，罗洪先是状元，这样的科举出身可能也是他们惺惺相惜的原因之一；至少从霍韬荐引赵时春来看，他们当时关系相当密切。嘉靖十九年，赵时春第二次出仕，任翰林院编修、司经局校书，而霍韬恰好以礼部尚书兼掌詹事府事；霍韬成了赵时春的直接领导。行政隶属之间，他们理应有更多的交往，但因赵、罗、唐上书而同时罢官，仕履匆匆，没有留下与霍韬交往的更多记载。
（二）督抚、宪使
明代督抚例带督察院御史衔，所以，各地的总督、巡抚都可看成宪使。赵时春与督抚、宪使的交往多有记载，明确可考者有张润、姚镆、陈察、刘天和、唐龙、杨守礼、汪文盛、黄臣、应大猷、王邦瑞、许宗鲁、柯相、张珩、何栋、李宗枢、贾应春、张鏊、詹荣、翁万达、谢兰、苏佑、杨博、胡松、陈棐、王梦弼、郭干、王崇古、杨巍、陈瓒、李世达等（以中进士时间先后排列，举人及科举不详者排后。下同）。这些人中，姚镆、刘天和、唐龙、张珩、贾应春、王梦弼、郭干为三边总督，翁万达、苏佑为宣大总督，何栋为蓟州总督，其他多为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巡抚或巡按御使。他们大多驻守在明朝抵御俺答的防线上，翁万达甚至被誉为“嘉靖中叶第一边臣”，王崇古则是“俺答封贡”的主持者。
赵时春积极主战，钻研军事，关注西北边防，也曾就职于兵部，亲任山西巡抚与俺答作战，这些都成为他与督军边臣交往的契机；再加上他长期偏居平凉，而三边总督驻节固原，距平凉很近，所以他与三边总督交往较多。前列30人中与赵时春交往较深的是唐龙、翁万达、王崇古。唐龙与赵时春有门生之谊，嘉靖二年唐龙主持陕西乡试，给赵时春以大力赞誉和提携，为此，赵时春终生感激。嘉靖十年前后，赵时春有多篇诗歌、书信寄赠唐龙，还为唐龙文集作序，这说明他们当时交往颇为密切；不过，唐龙后来与严嵩交好，其子唐汝楫更是严世蕃的狎客，这也许是后来赵时春与唐龙很少来往的原因；唐龙去世后，赵时春作《哭唐渔石冢宰》三首，自称及门弟子，寄托哀思，赞美唐龙的战功，而对于唐龙父子与严嵩的关系则不置一词。他与唐龙交往的前密后疏跟与徐阶的一世交情反差明显，这也正好可以说明他慎重交游，尤其是在重要是非面前态度鲜明。
翁万达与赵时春同年。从赵时春诗文看，翁万达在任陕西巡抚时曾来平凉拜访赵时春而不遇，在任宣大总督时也多有诗文寄赠，且托人带来学者尹耕关于军事组织、训练民兵的著作《塞语》《乡约》，这是他们讨论军事、关注边防的见证。赵时春也给翁万达以高度评价和期待，敢于向他直诉民瘼，甚至劝翁万达“惩一儆百”(3)，反映出真诚的同年情谊。
赵时春与王崇古交往较晚，但相知甚深。嘉靖四十三年，宁夏巡抚王崇古来平凉拜访赵时春，二人甚相得，赵时春作长诗《寄宁夏抚台王鉴川》以赠。从本诗看，二人对时局看法相同处较多，王崇古也向赵时春表达了援引之意，不过赵予以婉拒。赵时春去世后，王崇古为之请恤典，作《赵浚谷墓表》；《墓表》不仅赞誉赵时春的才华与人格，而且也叹美赵时春与徐阶的交情。可以说，赵时春与徐阶、翁万达、王崇古之间形成了君子之交，其交往的契机在于相互间的惺惺相惜和对国事的共同认知，以及对于严嵩的相同态度。赵时春十分痛恨严嵩，这在其《唁分宜严氏》诗中表露得很清楚，而翁万达之罢兵部尚书就是严嵩所为，徐阶则是参倒严嵩的核心。
另外，陈察与赵时春的交往也值得一提。陈察在嘉靖前期以廉政和直谏闻名。嘉靖九年，二十三岁的赵时春以言事被杖、罢官，带伤离开京城，五十余岁的陈察与杨言、邵天和一起追至临清，陪送数日，赵时春颇为感动，作《临清东邵苑卿天和、陈佥宪察、杨同知言俱谪宦，稍迁，闻余重困，追陪数日》诗。可以推理，陈察等之所以追陪数日，主要是赞许赵时春直言敢谏的气节，而陈察、杨言等也都有过相同的经历，所以，他们同病相怜。后来陈察在南赣巡抚任上写信要赵时春为其《奕世清风录》《还政录》《思旧录》作跋。赵文今存，文中自称忘年之交，可见两人交往之深，也能从侧面反映出赵时春嘉靖八年的犯颜直谏赢得了朝臣的尊重。
（三）地方官员、州县豪族
赵时春交往的地方官员主要是平凉州县官员和中央分驻平凉的太仆寺、苑马寺官员，其中两寺官员有：王崇庆、欧阳席、贾启、辛东山、乔英、胡节、应槚、陈锭、左杰、胡安、郭学书、李檠、范充浊、成井居等。这些官员任职平凉大多来去匆匆，他们与赵时春的交往也多是官场之外的诗酒应酬，但也不乏深交者如王崇庆、应槚。应槚是赵时春同榜进士、明代法律学家，官至兵部侍郎总督两广，赵时春今存赠别应槚的7首诗以及《应氏家谱序》等4篇文章，诗文对应槚的行政干练、经纶时务表达了期许和赞誉。
王崇庆受学于理学名家湛若水，当时较为有名，人称“端溪先生”。在平凉的两年间，他与赵时春交往过从，赵时春今存与之唱和的45首诗、4篇文，总数为赵集中单人寄赠作品之最。从这些诗文来看，两人的交往主要集中在诗文唱和与学术交流上，虽然王崇庆的文学主张今难考知，但两人的学术取向则大致趋同，如王崇庆是方志家、官制家，撰有《开州志》《南户部志》，著《周易议卦》，同时还有子部的《海樵子》等，这与赵时春著方志、喜《周易》及作立言著作《稽古绪论》的学术取向一致。正因此，在短短两年中，王崇庆就成了赵时春一生寄赠作品最多的朋友。俗云：“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赵、王的交情是否“知心”，不能遽断，但他们在学术旨趣上的“相知”，则是可以肯定的。
赵时春交往的平凉官绅有，知府边沆、高尚志，县令田西成，韩王府成员静明子、沧江子，地方豪族陶希皋等。赵时春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回籍听调”，在平凉声誉很高，按理说，他可能与平凉州县官员、宗室、豪族有很多交往，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是有意减少与地方官员的交往，不干扰地方政务，也不要求特殊待遇，因此，与平凉地方官员交往很少、很淡，但与平凉豪族陶希皋的交往却十分密切。陶家世袭武职，陶希皋曾任宁夏副总兵等职，身为武将却颇喜作诗，这与赵时春相近，再加上他们是儿女姻亲，所以来往密切，唱和很多，赵时春有与之唱和的诗39首、各类文4篇。揆诸情理，赵、陶二人交往的出发点主要是性格相投和戚属关系，很难说有多少学术交流或知心交情。
二、赵时春交往群体的地域分布
（一）陕西士人群
明代的陕西辖区广大，人才辈出。平凉府属陕西，所以赵时春对陕西士人有特殊的感情。其交往的陕西士人有许赞、许诰、康海、吕经、马理、张治道、胡侍、李宗枢、何栋、许宗鲁、阎溥、吕颛、许论、傅学礼、黄绶、赵康、来聘、吕颙、李瑜、李世达、许词、樊得仁等。
先解释一下赵时春与灵宝许氏的交往。许氏是明中期的官宦世家，一门四尚书。从地理上来说，灵宝属河南，而非陕西，可是考虑到灵宝与陕西接邻，地理上的接近会使许氏兄弟对于陕西有亲近感，我们甚至以为，这应当是许氏兄弟与赵时春交往的契机之一，所以将他们列入陕西。嘉靖十八年，吏部尚书许赞荐举赵时春为宫僚，同时还推荐霍韬、徐阶、邹守益、罗洪先、唐顺之等一起就职于东宫，《明史》评价这些人“皆天下名儒，自明初宋濂诸人后，宫僚莫盛于此”(4)，显然许赞的荐举是成功的，这也证明赵时春确是侧身于当时学术文化精英的行列中。许论与赵时春同年，官至兵部尚书，在许氏兄弟中与赵时春关系最近。赵时春共有16首诗、2篇文与许氏兄弟唱和、寄赠，还有一文《许氏家谱序》，这些都反映出他与许氏兄弟有较多交往。
赵时春与马理、康海、张治道、胡侍等陕籍文人的交往耐人思考；他们组合在一起是一个颇具实绩的文学群体。这些人中，马理是《陕西通志》的总纂；康海是名扬天下的才子，还曾为赵时春父亲撰写墓志。康海去世后，张治道编康海文集，赵时春为其提供康海《赵玉墓志铭》一文，并为康海文集作序；赵时春还为张治道《少陵志》及胡侍文集作序。其中《〈康太史集〉序》一文在赞誉康海风骨，感慨其人生际遇的同时，发出了知人难、知文更难的感慨；言下之意，因为知文更难，所以他对康海的文学创作未置一评。今天来看，赵时春是为避免物议而不愿置评，因为康海去世后，人们对其文学评价褒贬不同，《四库全书总目》中“明人论海集者是非不一”(5)之语可为明证，赵时春此文正隐约透露出其中的微妙之处。赵时春还有《〈胡蒙溪集〉序》一文，对胡侍文风过于“富密”而不够天然略有微词。
另外，不得不提的还有李梦阳。李梦阳的家乡庆阳与平凉接邻，可以说，在当时的陕籍作家中他们最为近邻。按常理，对于曾经主盟文坛的乡党李梦阳，赵时春应该有所拜谒或交往，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他们的任何交往，该如何理解？我们以为，这一方面是他们年龄相差悬殊所致。二人相差36岁，赵时春出仕时，李梦阳已经罢官，定居河南，赵时春没有机缘拜谒、会面。另一方面则是二人的文学旨趣差异明显。赵时春中进士后，与唐顺之等人“诗学初唐”，“尽洗李、何剽拟之习”(6)，掀起了嘉靖初年的诗风变革，他们针对的正是李梦阳等“前七子”，这应当是他们没有交往的根本原因。由此，再来看赵时春对康海文学的不置可否，以及对胡侍诗歌的委婉批评，都反映出赵时春与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文学创作的距离，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嘉靖八才子”对“前七子”的微妙态度。
赵时春还与庆阳吕经、吕颛、吕颙、傅学礼等人交往密切，不过，因与他们的交往不及与康海等人的交往典型，故不具论。总体来看，赵时春与陕籍文人的交往，不仅延伸了自己的文学影响，同时也强化了陕西作家群的创作风格。康海诗文之“逸气往来”(7)，李梦阳之“才思雄鸷”(8)，赵时春之“文章豪肆”“秦人而为秦风”(9)，无不体现出这个群体在创作个性基础上的共性——慷慨任气，谓为“秦风”，堪称准确。而且，赵时春是这个群体中“秦风”特色最鲜明的作家，也是唯一一个大力描绘陇东风物的作家，他的文学实绩，使得陇东高原在《豳风》、北朝民歌之后再次深刻地融入时代文学、文化的版图，具有积极的人文意义。
（二）江南士人群
赵时春交往的江南士人有，今属上海的徐阶、冯恩、包节、冯行可，今属江苏的华钥、华察、皇甫汸、陆粲、唐顺之、谢少南、王立道、薛应
，今属安徽的胡松，今属浙江的姚镆、唐龙、姚涞、屠应埈、袁袠、田汝成、闻人铨、应槚、胡安、赵锦、袁迁，今属福建的姚文照、龚用卿、王慎中、杨昱，今属江西的邹守益、张鳌、罗洪先，今属湖南的杨守谦等。徐阶曾在给赵时春的信中说：“至于兵事，恐南人终非本色。”(10)在徐阶看来，江南士人的本色在文事而不在兵事，从当时士人的总体特点来看，这是准确的。上列32人中，除姚镆、唐龙、杨守谦、唐顺之曾督军之外，其他均任文职，也可说明这一现象。不过，他们的文事确实出色，其中有多位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姚涞、龚用卿、罗洪先分别为嘉靖二至八年的状元，徐阶为探花，唐顺之为会元。他们还研讨理学，砥砺名节，成为士林的风向标。对于他们在文化上的成就及交流，我们将在后文论述，这里仅以陆粲、冯恩、包节、赵锦为例，分析几件能显现江南士人风骨的事件以及赵时春对这些事件的态度。
陆、冯、包、赵四人是嘉靖年间的诤臣，赵时春也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所以，他对这样的诤臣总是给予积极的支持。嘉靖八年，陆粲因弹劾大礼新贵张璁、桂萼被贬贵州驿丞；此时赵时春任刑部主事。我们现在看不到当时赵时春给陆粲的支持，但他们对议礼事件态度相同，所以，他们之间相互支持是很有可能的。嘉靖二十九年春，罢官家居的赵时春作长诗《寄同年陆浚明》，慰问陆粲，也回忆当年都因直谏而受谗的经历。“昨者春莺得意鸣，百舌之口何其饿”，明显影射谗言者，对于陆粲，则以“留名青史”相鼓励。
冯恩是著名的“四铁御史”之一。嘉靖十一年，冯恩上书抨击张璁、方献夫，被下狱，免死，归田。嘉靖二十二年，赵时春作长诗《寄答冯子仁御史》，高度赞誉冯恩“壮士直欲扶天柱”的勇气，次年又作《答冯府判》，鼓励冯恩之子冯行可。
嘉靖二十三年，包节因弹劾南京显陵中官而被贬庄浪卫。两年后，家居的赵时春作长诗《寄包蒙泉侍御》，给远贬西陲的包节以深切的同情，批判狐假虎威的宦官，抒发了自己身世浮沉的感叹，该诗也成为赵集最好的篇章之一；包节深受感动，回信称两人之间乃“云天之谊”(11)。后来，赵时春任山西巡抚，包节又有诗相赠。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初一，赵锦上书弹劾严嵩奸权乱政，被杖责、罢官，时任山西巡抚的赵时春作《送赵左使谢病归浙》二首以赠。当时严嵩威势显赫，且在杨继盛激烈弹劾严嵩而被杀害后不久，正值舆论的风口浪尖，赵时春又任封疆大吏，所以他委婉地称赵锦归浙是“谢病”。即便是如此隐约其辞，在这敏感时刻写诗寄赠，还是需要勇气的。在诗中，赵时春不谈政治，只谈友谊，诗末“伐木忆徽音”表达了他们间“求其友声”的友谊。
从这些分析可见，赵时春与陆、冯、包、赵四人交往的基点在于惺惺相惜，可称患难之交，也反映出他们共同的政治倾向与对名节的砥砺、追求；进而可以推断，这也是赵时春与江南士人群体交往的基点之一。正因此，赵时春才深入地融入了时代主流，获得积极评价，形成普遍影响。
（三）北方士人群
赵时春与陕西士人的交往已见前，这里只分析他与陕籍之外北方士人的交往。这些人有，今属山东的黄臣、李顺孙、顾铎、胡节、李舜臣、黄祯、李开先、高尚志、杨巍，今属山西的杨守礼、刘一中、张珩、张铎、谢兰、杨博、王与龄、郭鋆、王梦弼、王崇古、王道行，今属河北的翟銮、张翰、贾应春、乔英、刘宗仁、詹荣、尹耕、郭干，今属河南的王崇庆、辛东山、王邦瑞、苏佑、陈棐。其中15人曾任军职（包括13人任总督），这也可见北方士人工于兵事的特点；相对于军事成绩，其文化成绩则远逊江南人，与江南士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交往就无意义可言。我们以为，其交往至少可反映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反映了赵时春与北方士人的淳朴友谊。赵时春云：“余虽尚友于天下，而取诸齐鲁者为多。”(12)可知赵时春多交、也喜交齐鲁之士。他与山东李舜臣、黄祯、李开先的交往较有代表性。李舜臣、黄祯是嘉靖二年进士，据《四库全书总目·北海野人稿提要》记载，他们颇著文名，并称“李黄”。赵时春在刚中进士的一段时间与李、黄有着频繁的唱和，嘉靖九年赵时春罢官后，他们再未聚首，但与黄祯之间寄赠不辍。嘉靖十八年，黄祯以贪贿罢废，作《拟骚》18篇以抒愤；赵时春作多首诗唱和，宽慰友人，表示相信其清白。(13)赵时春今存26首寄赠黄祯的诗歌。
赵时春与王与龄交情颇深。王与龄字受甫，与赵时春同年。王与龄任吏部文选郎中时，翟銮、严嵩私下请托，王不仅不予理会，还上奏嘉靖皇帝，结果被罢，终老于家。王与龄事件是严嵩与部僚之间制衡关系存在与否的分水岭，此后吏部铨选基本由严嵩操控。赵时春得知后，作《寄王寿夫铨郎》诗相赠，其中有“四海交亲多逐客”之语，表明他们那些正直朝臣已多被放逐，同病相怜之情显然。王与龄去世后，赵时春为作《行状》，历述王与龄生平及其与赵时春、罗洪先、唐顺之等人的交往；由于前此数年唐顺之病故，此时罗洪先、王与龄又先后去世，故交零落，赵时春不禁黯然神伤，也使该文充满沉痛之情，从侧面反映出他们的深厚情谊。
第二，反映了明中期以后有识之士密切关注北防问题的时代信息。赵时春多交边臣，固然是其个人志趣所决定的，但也绝不仅仅是他的一厢情愿或单纯的诗酒唱和，根本原因当在于他们之间交流北防看法的需要。其中与翁万达、王崇古的交往已见前，这里仅分析与尹耕的交往。
尹耕有《两镇三关志》《塞语》《乡约》等著作。赵时春家居时，曾阅读了翁万达捎来的《塞语》《乡约》两书。“庚戌之变”后他赴北京履任，曾寄居尹耕家，为尹耕两书作序，之后便开始了训练民兵、巡抚山西之旅。可以肯定，尹耕的著作对赵时春督军产生了影响。另外，《明史·艺文志》还著录有许论《九边图论》、苏佑《三关纪要》、翁万达《宣大山西诸边图》、杨守谦《花马池考》、詹荣《山海关志》等21部北部地理、边防著作，完成时间基本都在嘉靖年间。赵时春还为杨守谦《紫荆考》《大宁考》、杨子统《备边杂议考》作序。这些著作的集中涌现，反映了在明代北部边患空前严峻的情势下，有识之士开始研究北部地理与边防的现实。赵时春交往的北方士人群体就是撰写这类著作的主力军。他们对国防的关注和对危机的思考值得高度肯定。这是他们交往的积极意义的集中体现。
三、赵时春交往群体的学术文化成就
（一）文学成就
赵时春交往群体中较有文学影响的有康海、张治道、胡侍、樊鹏、皇甫汸、谢少南、王立道、屠应埈、袁袠、田汝成、华察、李舜臣、黄祯以及“嘉靖八才子”中的唐顺之、李开先、王慎中、陈束、熊过、任瀚、吕高。这一群体的文学实绩大体能反映正德、嘉靖年间文学发展、变化的历程。朱彝尊云：“明三百年诗凡屡变。洪、永诸家称极盛，微嫌尚沿元习。迨‘宣德十才子’一变而为晚唐，成化诸公再变而为宋，弘、正间三变而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弟五变而为晚唐，至‘七才子’已六变矣。”(14)朱氏所列明诗之三、四、五变，正在赵时春交往的这个群体中。其中康海、张治道等诗学盛唐，唐顺之、赵时春等“嘉靖八才子”学初唐，“皇甫四杰”学晚唐。
诗学初唐持续时间并不长，成绩并不显著。嘉靖五年至十四年前后，应当是他们热心学初唐的时间。不过，即使在那时，学中唐、六朝者也大有人在，“八才子”之诗学初唐没有像李梦阳等学盛唐之影响普遍。嘉靖十四年后，“八才子”各奔天涯，王慎中、唐顺之陆续改变了自己的文学主张，诗学初唐逐渐式微，“八才子”的文学思想也发生了明显分化。其中李开先在章丘，钟情于戏曲创作；赵时春在平凉，诗歌继承了“秦风”特色；熊过、任瀚返回西蜀，文学上没有形成影响；只有王慎中、唐顺之在江南又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散文流派——唐宋派。“唐宋派”应当能够代表这一群体的文学成就。皇甫汸、谢少南、王立道、屠应埈、袁袠、田汝成、华察诸人均在苏、杭一带，他们诗风略异，但宗唐则一，与王慎中、唐顺之一起，代表了当时江南文学的最高成就，也代表了嘉靖中期文坛的成就。
上列21人中，文学成就最高、与赵时春关系最密切的是唐顺之。唐顺之为有明一代奇才，文学、学术成就突出，理学、军事甚至算学亦有成就。赵、唐二人定交于嘉靖八年。当时他们是青年才俊，诗学初唐，频繁唱和。十年后，罢官已久、渐近不惑的赵、唐及罗洪先一起任职于东宫，此时他们以儒学著称，被称“三翰林”。“壬寅宫变”后，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久不临朝，三翰林心念天下，遂一起上书要求太子临朝，这激怒了嘉靖皇帝，三人再被罢官。今天来看，三人的直谏虽然没有产生多大的政治效应，却成了他们践行儒学、高扬政治理想的见证，也是他们一生知音的见证。此后，他们再未会面，但诗信不辍。唐顺之殉职后，赵时春极为悲痛，作《祭唐荆川文》《唐荆川墓志铭》两文，历述唐顺之的直谏、抗倭、风骨、功名等，对唐顺之以道与天下自任的抱负和特立独行的气节给予了高度赞誉，对唐顺之的英年早逝表示了深切叹惋。由此可见，赵、唐的交情，不仅在于诗学初唐的文学观念，更在于相互间思想、气节、人格的高度肯定。唐顺之曾评曰：“宋有欧、苏，明有王、赵。”(15)将王慎中、赵时春比为欧阳修、苏轼，也应当包含了人格、道学的因素。
赵时春还与王慎中、李开先有较多交往。在《答江西王少参书》中，赵时春与王慎中探讨理学问题；该文在赵文中讨论理学最为集中。李开先为《赵浚谷集》作序，序中记载了他设法营救“三翰林”之事。在“三翰林”激怒嘉靖皇帝，处境危急之时，李开先“周旋其间，百计求解”，可谓患难真情。不过相对来说，赵时春与王慎中、李开先的交往不及与唐顺之深，与“八才子”其他成员的交往相对更少。
“嘉靖八才子”以及由此进化而来的“唐宋派”在嘉靖文坛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一度成为文坛主流，尤其是“唐宋派”的散文创作更是成绩突出。如果说这个群体的文学有什么特色，则其特色不仅在于复古宗唐或以古为新，更在于文道思想。他们文道合一的思想十分鲜明。显然，这是嘉靖年间理学思潮下的产物，也是“唐宋派”与前、后“七子”文学观念的重要分野所在。赵时春虽不属于“唐宋派”，但他与“唐宋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可纳入这个圈子来讨论。
（二）理学成就
按《明儒学案》的学派划分，赵时春交往的理学家有三原学派之马理，江右王学之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浙中王学之钱德洪，南中王学之徐阶、唐顺之、薛应，《诸儒学案》中的崔铣、霍韬，以及没有进入《学案》的胡松、孙应鳌等。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成就很高，影响很大，基本能代表该派的理学成就。如被称为“王学正宗”的江右学派之邹、聂、罗三人，无一不发扬王学，建树不凡，黄宗羲的评语“邹东廓之戒惧，罗念庵之主静，此固真阳明之传也”(16)，可以说明他们在王学发展中的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江右王学之注重修持等思想，对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有积极的引导意义；南中王学之唐顺之、薛应是东林党人思想的源头，唐顺之之子唐鹤征，薛应之孙薛敷教、弟子顾宪成更是东林党的核心成员。这足以证明这个理学家群体在明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赵时春与这些人的交往有疏有密。其中与徐阶、唐顺之的交往见前；胡松、孙应鳌分别为赵时春《浚谷文集》《稽古绪论》作序；赵时春与聂豹交往不多，但可以考知，聂豹在任兵部尚书时，曾积极为战败的赵时春开脱，赵时春诗中也流露出了对聂豹的赞誉；钱德洪只在赵时春词中一见；邹守益与赵时春为忘年交，两人交情较深，多有唱和，而且邹守益之子邹继甫师事赵时春，在赵时春去世后编《赵浚谷文萃》，并请理学家胡直作序，书、序今存。赵时春与薛应相知不浅，他有《薛仲常文集序》一文，文章因人及文，论述薛应之交友访道、修辞立诚以垂名后世，体现出对薛应其人其文的深刻理解。今《方山先生文录》之首即冠此文。
罗洪先是赵时春一生最为亲密的知音。赵时春今存与罗洪先寄赠、唱和的诗词46首、文3篇，总数等于他与王崇庆唱和的作品；罗洪先则有9首唱和诗、5篇来往书信是寄给赵时春的。这些作品证明，从嘉靖八年罗洪先中状元始，直至罗去世之前一年，其间虽睽隔三四十年，但两人诗信未辍，交情愈益深厚。他们年纪相仿，政治、学术思想相近，性格相投，共负“三翰林”之誉，还曾一起上书、被罢，这些都奠定了他们终生相守的交情。赵时春对罗洪先之天性忠厚、守正不渝、兀兀修持的品性给予高度赞誉，同时借以自勉。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同为亲密的知音，唐顺之去世后，赵时春为作祭文、墓志铭，可罗洪先去世后，赵时春却没有诗文祭悼，原因何在？从常情来看，赵时春应该作诗文来祭悼这位最亲密的知交，但他毕竟没有这么做。就在罗洪先去世的次年，赵时春还为王与龄撰《行状》，云：“奸逆伏辜，众方属望寿夫、达夫，乃皆先余而逝，呜呼！余之悲叹，岂独伤交亲也哉！”意思是，严嵩倒台后，王与龄、罗洪先等人被重新起用的时机已经到来，可是王、罗却相继离世，难济时运，这引起了赵时春深深的感伤。《王与龄行状》中包含了对罗洪先的伤悼，但毕竟只言片语，似乎难以匹配他们近四十年的交情。
另一个耐人思考的现象是，赵时春与阳明后学交往密切，但对王阳明，他却从未置一辞。对此，试解释如下：赵时春与罗洪先等阳明后学交往，就理学思想而言，他们在修持、心性、良知等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一致，但分歧也明显存在，集中体现在赵时春对王阳明的不置可否和对薛瑄的高度肯定。薛瑄为明代北方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在明代儒学的发展中，影响不及王阳明，而赵时春却认为明儒仅薛瑄为纯(17)，这正反映出他对阳明之学的态度。赵时春更看重的是身体力行，这不仅包括修持、事功，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洒扫应对；对于空谈性命，赵时春兴趣不高，至少评价不高。这些都接近薛瑄的思想，所以他对薛瑄评价很高，对三原学派中的马理和传承薛瑄思想的吕柟也十分钦佩。从这个角度来看，赵时春的思想正是南方阳明之学与北方河东之学、关学交相影响下的产物。
（三）经学、史学成就
在赵时春的交往群体中，学者有王崇庆、马理、崔铣、陆粲、田汝成、李元阳、熊过、唐顺之、尹耕、薛应旗、孙应鳌等。除崔铣、李元阳、孙应鳌之外，其他诸人与赵时春的交往均已见前。崔铣与赵时春的交往主要在嘉靖十八年二人任职东宫时，一年后，崔铣因赴任南京礼部侍郎任而离开北京；这一年左右就是他们集中交往的时间。赵时春有《和崔侍郎谢过访不遇》《送崔侍郎之南都》两首诗。李元阳与赵时春同年，同选庶吉士，但李元阳很快因议礼被贬谪，嘉靖二十九年，睽隔二十余年的赵时春作《寄李仁甫》一诗回复李元阳。孙应鳌在任陕西提学副使时与赵时春交游，为赵时春《稽古绪论》作序，序文表达了对赵时春思想和学术的赞许。赵时春有《题孙督学册》一诗。可以看出，赵时春与崔、李、孙三人交往的时间都较短，但从唱和诗文可知，他们有着诗文唱和、书信往来，有着对对方文章、学术的肯定。
就学术成就而言，这11人均有不少的学术著作流传或被著录，他们在明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中马理、崔铣、唐顺之、薛应、孙应鳌兼理学家、学者于一身，不仅在理学上有影响，而且还在经学、史学上颇有成就。田汝成、李元阳、尹耕等的成就主要在史学上，陆粲、熊过的成就主要在经学上。四库馆臣给崔铣以较高评价，认为其书“颇为严谨”(18)，“不巧言回护，亦绝无门户之私”(19)，联系馆臣对明代学者总体的苛评来看，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相对而言，馆臣对唐顺之、薛应的评价则颇多贬词，如评唐顺之著作“妄为升降，颠倒乖错”(20)，有“前明学者之通病”(21)，评薛应著作为“孤陋寡闻”“疏漏”(22)。在今天来看，馆臣对唐顺之、薛应的评价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清代考据学家对明代学风的成见。平心而论，唐顺之、薛应的学术成就应当是这个群体中最高且影响最大者，可是由于他们著述驳杂、卷帙浩繁，所以难免出现纰漏和不纯之处，但其修撰之勤、著述之丰、规制之宏，在有明学者中当居一流。馆臣的评价对其弊端批评有余，而对其优点褒扬不足，难以服人。
为了呈现赵时春交往群体的学术成就，我们再将考察范围扩展至赵时春交往的一百余人，分析他们著述的总体情况，以概括这一群体的学术倾向。通过对《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总目》的检索，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这一群体的主要学术成就在史学尤其是方志学上。我们统计到其史学著作71部，包括正史、杂史38部，方志、准方志33部，被《四库全书》收录、存目29部。其中通史有薛应《宋元资治通鉴》157卷，杂史有唐顺之《左编》《右编》《稗编》《武编》《儒编》共314卷，薛应《宪章录》47卷等；很少有史论和野史杂传，这也反映出该群体史学思想的保守性。他们的史学成就中最显著的是方志，马理、李元阳、薛应分别主编陕西、云南、浙江通志，其他有王崇庆《开州志》、康海《武功县志》、崔铣《彰德府志》、邹守益《广德州志》、赵时春《平凉府志》、傅学礼《庆阳府志》、谢少南《全州志》、李舜臣《乐安县志》、胡松《滁州志》、李元阳《大理府志》等。这些旧志或存或佚，存者多为当地现存最古方志，佚者则内容多被续修方志所取法或借鉴。而且，这些饱学之士修志多以一人之力，体现出自己的考证能力和史学思想，较有个性色彩，如康海之《武功县志》享誉海内，赵时春之《平凉府志》有鲜明的经世倾向等，这与成于众手的集体修志明显不同。
第二，经学研究是这一群体的又一重要学术领域。我们统计得其经学著作32部，包括春秋学11部，易学9部，诗、书、礼学各3部，五经总论3部，被《四库全书》收录、存目11部。从其中少数今存著作及《四库全书总目》来看，这些著作有着明代学术的基本特色，即喜驳斥前人、标立新说，如陆粲之《春秋胡氏传辨疑》、熊过《春秋明志录》、孙应鳌《淮海易谭》等即是。同时，这些著作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它们是明代经学由“假经以明传”变为“因传以明经”的重要表征，其中以陆粲《春秋胡氏传辨疑》最具代表性。该书针对胡安国《春秋传》而作。胡安国对《春秋》进行了理学本位的疏解，忽视了《春秋》史的本质，而陆粲辨疑则首次体现了春秋学研究由经学向史学的转变。张德建先生论曰：“明代学术风尚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是通过春秋学发生的。”(23)然则陆粲之春秋学成就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明代学术转变的表征。联系赵时春交往群体的学术特色来看，他们史学成就高于经学、子学，当然这可看作明代学术由经学转向史学的表征。进而联系这一群体的文学、理学成就来看，我们可以肯定，他们的文学和学术，深刻体现了明代学术文化发展演变的阶段特征，因而在明代学术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四、结语
（1）赵时春交游对象以嘉靖年间的进士群体为主。他们从阁臣、部僚、宪使到地方官员，身份不等，但一个基本的特点是为官清正、廉洁，有着基本相同的政治倾向，多数有着与新议礼派和严嵩集团斗争的经历。在当时，这是能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一个阶层。
（2）从士人之间的地域交往来看，赵时春所在的陕西士人群体具有较为独特的文化品格，他们与江南、山东等地士人群体的交往，既代表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可看成嘉靖年间不同地域的士人群体之间交往的缩影。赵时春在接受其他地域文化的影响的同时，也传播、加强了“秦风”的影响，尤其是对陇东高原深刻融入时代文学、文化的版图，具有积极的人文意义。
（3）赵时春交往群体有着很高的学术文化成就。他们在文学、理学、史学、经学等方面的成就，反映了他们对学术文化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深刻体现了明代学术文化发展演变的阶段特征，因而在明代学术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1) 统计依据杜志强：《赵时春文集校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赵时春诗词校注》，巴蜀书社2012年版。
(2) [明]霍韬：《渭厓文集》卷六，《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6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41页。
(3) [明]赵时春：《答巡抚翁都宪仆时在野获睹尺书》，《赵时春诗词校注》，第332页。
(4) [清]张廷玉：《明史》卷七三《职官二》，中华书局1974版，第1785页。
(5)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对山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99页。
(6)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闲居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85页。
(7)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对山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99页。
(8) [清]张廷玉：《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48页。
(9) [明]胡松：《浚谷集序》，《赵时春文集校笺》，巴蜀书社2012年版，第1页。
(10) [明]徐阶：《与赵浚谷》，《世经堂集》卷二二，《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7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49页。
(11) [明]包节：《寄赵太史浚谷》，《包蒙泉集》卷六，《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96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02页。
(12) [明]赵时春：《宋寺丞寿母序》，《赵时春文集校笺》，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146页。
(13) 《明世宗实录》卷二二六记载，黄祯贪贿案由王廷相查证落实。“梁本”第4697～4698页。
(14) [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版，第636页。
(15) [清]储大文：《雪苑朝宗侯氏集序》，《存研楼文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江相传学案·钱德洪》，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5页。
(17) [明]赵时春：《诸儒》，《赵时春文集校笺》，巴蜀书社2012年版，第382页。
(18)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三《彰德府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第640页。
(19)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六《后渠庸书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第809页。
(20)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五《史纂左编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第580页。
(21)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〇《两晋解疑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第762页。
(22)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八《宋元资治通鉴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第434页。
(23) 张德建：《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