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思路与路径的关系。城市化率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指标。只有输出农村过剩劳动力,提升农民整体素养,农村才能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乡村振兴与就地城镇化才能高度契合。
尽管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研究乡村治理已备受学界关注,但是仍有很大的挖掘和提升空间。本书侧重于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注重梳理中国乡村的自治历史脉络与演进轨迹。清末“西学东渐”现代新风对封建王朝影响巨大,统治者对乡村治理进行了适度调整与变革,引进了日本等现代化国家的乡村治理模式,但试验范围较小,影响甚微。民国初年中国乡村建设呈燎原之势,600多个乡村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参与其中,通过兴办教育、改造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防卫,试图以此提振衰落的农村经济,提升乡民素质,从而实现“民族再造”与“民族自救”。民国政府试图通过乡村的自治迈入现代化,但数千年来中国乡村社会高度封闭,“传统”与“现代”激烈冲撞,而且对乡村的“激进式”改造也背离了现代乡村民主自治精神。清末民初的乡村治理实践对于今天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第二,注重在农民流动格局下对乡村治理中社会变迁的考察。中国自古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里,统治者颁布重农的政策,构建固农的体制,通过户籍制度与政权组织体制,牢固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联盟政权,在土地政策上做出了统一的调整,在发展策略上对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也有较为科学的布局,但在农民流动上依然严苛。改革开放后农村人口开始大量流动,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封闭社会格局,也导致了农村社会形态的逐步变迁。农民流动大大缓解了人地矛盾,促进了生产力要素的优化配置,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重新构建了乡村秩序与治理关系。
第三,注重把中国新型城镇化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考察。城市化与人类文明发展息息相关,相互促进。特别是近代文明和工业革命更是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现代化小城镇、大城市、特大城市遍及全球,并且各具特色。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以往城市的盲目扩张和无序发展遗留的“城市病”亟待解决。学习、借鉴国外主要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博采众家之长并为我国所用,不仅有利于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高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科学性,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能够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四,突出现实中乡村振兴的问题导向研究。我国的城镇化正处于一个特殊发展时期,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须得到正视和解决。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而是要重点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由“乡”到“城”的转变。我国农村人口尚有6亿之众,农村人口的转移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流和趋势。只有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切实提高,乡村振兴才有条件和基础。
第五,注重乡村治理中的社会思潮研究。我国古代乡贤一般拥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和渊博的学识,在乡村治理中有较高的话语权。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应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治理和建设乡村,从而构建以乡贤为成员的多元主体治理体系。
第六,注重综合理论和个案实证研究。对城镇形态、发展活力、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的要求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建设“美丽中国”的内涵要求高度契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将新型城镇化或建设“美丽中国”割裂都是不合时宜的,必须把二者结合、统一起来,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其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新型城镇化不是乡镇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生硬糅合与简单叠加,而是中国广袤乡村内生发展力的因势利导。
第七,注重对现实政策走向的解读研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一推出,便引发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与积极探讨。这份关乎中国经济未来走向和城乡关系重构的重大规划,依然面临土地哪里来、资金怎么办、人向哪里去、产业怎么搞的共性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乡镇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生硬糅合与简单叠加,不是新区拓展与“再造一个产业城”的复制,而是中国广袤乡村内生发展力的因势利导。《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既是科学的政策依据,又是精细化的操作方案,切忌以往规划过度、照搬模式、空城频频的“伪幸福”。城镇化后农民耕地保护、垃圾与治污、生活保障、民主权利、产业发展等现实问题,须因地制宜,统筹考虑,否则,城镇化引发的社会问题与乡村振兴将不仅引发新社会群体的不稳定,更是对国家政策的误读与滥用。
中国乡村治理是一个关乎全局性、战略性的课题,乡村振兴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比以往的城乡统筹更加全面、主动、互融。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社会治理的大道底线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也是我国政府的目标取向和价值所在。乡村振兴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和价值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