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梁漱溟的“救活旧农村”乡村建设方案

与“定县模式”并驾齐驱的是“邹平模式”。1931年6月，由“最后的儒家”梁漱溟领衔的山东乡村研究院成立并选定邹平为乡村建设试验区，直到1937年12月日本强占山东，长达7年之久的邹平乡村实验才被迫宣告结束。

梁漱溟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殊论者，对异域文明特别是现代西学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在他的逻辑思维里，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就是西方文明对中国乡村的破坏。他说：

中国人既与西洋人见面之后，中国文化便发生了变化……近几年来，更一天一天地在那里加深加重加速度地变，这样也变，那样也变……中国人变的也和他差不多了……旧的玩艺几乎通统被变的没有了！

在梁漱溟的观察中，中西文化迥异，中国以农业立国并造就了农耕文化。农业是中国的主要产业，为国命所寄，其好坏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与前提。而西洋国家都是以工业立国，以都市样本造就都市文化。他的结论是，中国学习西洋“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没有学成其工业和都市文明，反而把乡村破坏了。当然，中西文明的冲突是必然的，但将乡村的破坏归咎于西洋文明，即便在当时，不赞成的声音也为数不少。

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团队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基本没有留学经历。梁漱溟确立的价值观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注定了深受欧风美雨影响的“平教会”与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建派”有很大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势必会导致他们对中国时局的判断与对乡村世界有不同的看法，而看法不同，也会影响到目标的设置与路径的选择。在对农村的基本认知方面，晏阳初与他的“平教会”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但在梁漱溟与其研究院的同事们眼里，“中国问题并不是旁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失调——极严重的失调”。“乡建派”进行乡村实验的主要目标是复兴儒学，重塑农民的孔颜人格，用通俗的古人道理教化民众，以期以伦理本位为基础重新构建中国社会新秩序。

作为一个怀揣报国济民的远大抱负的时代先觉青年，梁漱溟在历经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体验中，特别是他先后实地考察了定县翟城村、昆山的乡村改造和山西村镇改革试验后，进一步坚定了从乡村入手解决中国问题，笃信改造中国必须从基层做起。

机缘巧合，1931年由豫入晋刚刚主政山东不久的韩复榘，邀请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失败的梁漱溟来济南访问，梁漱溟顺势提出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的构想。这一提议与韩复榘村镇改革思路不谋而合，于是得到积极的回应和支持。梁漱溟亲自起草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阐发了乡村建设的目标、路径。他的构想，既有他的文化心理和现实主张，又区别于其他试验区特别是轰轰烈烈的“定县实验”。

对于“邹平模式”，梁漱溟自己认为是“师法古人”，因而他不像定县那样以科学的态度重视社会调查，而以“吕氏乡约”为蓝本设计了一个具有“政教合一”性质的乡村组织。这个组织由学董、学长、教员、学众诸人构成，学董为灵魂人物，一般是“乡村中最有办事能力的人”。乡学学董会和村学学董会为办事机关，负责日常决策、管理与运行。具体事务有：推举本村、本乡村学和乡学学长以及聘任村学和乡学教员；策划本村、本乡村学和乡学经费及审定预算，稽核支销款目事项；拟定本村、本乡村学和乡学一切计划事项；倡导本村、本乡各项社会改良运动及兴办本乡社会建设事业；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梁漱溟是中国特殊文化论者，但是在其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各种组织，如乡学组织、村学组织和乡村自卫组织等，依然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社会经济组织更是直接借鉴丹麦等国的经验，相继成立了棉花运销、机织、林业、蚕业合作社等，并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邹平卫生院等，面对面地为民众服务。梁漱溟力主“丹麦复兴为中国复兴的榜样”：

……丹麦为德战败，割地赔款……然而近四五十年来，麦成为世界最好之国家。面积虽小，而富力有较他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内社会情形非常安定……然其何能如此？非因其战胜他国，乃系由一位老教育家格隆伟之努力而来。他办一个国民高等学校，此校设在农村，令18岁到30岁的青年全受教育，使农业发展，提倡农业合作，于是国家大兴。

乡村建设如何进行社会改造呢？梁漱溟认为有三大策略：第一，必须从农村入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都在农村，农村是整个国家的基础。

第二，必须以教育为手段。中国农村太落后，广大农民没有文化，大部分都是文盲。搞民主政治，他不懂。搞科学技术，他不会。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人的现代化，所以教育是根本。

第三，必须走合作化道路。中国历来是小农经济，一盘散沙，各顾各家。因此必须先将其组织起来，然后才能推行科学技术，实行民主政治。

梁漱溟甚而非常自信地断言：中国既不能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他的乡村建设方案，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受梁漱溟建设乡村的宏远理想的感召，许多知识分子跋山涉水来到邹平，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与民比肩，简衣素食，上下求索，在贫瘠的齐鲁农村执着地播下理想的种子。邹平在20世纪30年代被公认为全国农村运动三大中心之首，让梁漱溟的乡村治理政治主张达到空前的成功，使梁漱溟一生都引为自豪。

据《邹平县志》记载：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立后，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1931年10月至1934年，来访参观的有国内外71个单位，130余名人士，其中有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委员会主任陈立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冯玉祥，荷兰大学文学研究院文学博士袁鸿寿，英国合作专家石特兰，丹麦教育家马烈克、安迪生、贝尔斯莱夫，美国教育考察团团长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霍金博士等。

1933年7月14日，梁漱溟发起并组织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来自河北、江苏、上海等全国十几个省市的35个机关团体的65名代表参加此会。梁漱溟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并系统地宣讲了他的乡村治理政治主张。透过历史云烟，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张于今天仍可资借鉴。第一，梁漱溟主张以农为本，强调农村在整个社会的基础地位，主张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推广科技，走合作化道路。这与我们今天我们不断争论的“三农问题”高度契合，也对当前乡村振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梁漱溟希望以现代新儒家的精神重新构建农村社会组织结构，以此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场运动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今天在思想多元、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该如何处理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国家在全面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依然要高度重视的问题。第三，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进行乡村建设，淡泊名利，引进资金、技术，培养人才，彰显了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正是我们民族精神代代传承的源泉所在，知识分子的时代价值与责任担当也正是我们时代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