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艺术时间诗学

第一章　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时间

本专著是对艺术时间的研究。我们知道，艺术（包括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要研究艺术时间，首先就得对现实时间进行研究。本章的目的就在于此。

时间的客观性本质。现实社会存在着时间，这是有目共睹的。在自然界，月升日落，鸡鸣鸦啼，冬去春来，花落花开，白云苍狗，沧海桑田；在人类社会中，人的生老病死，日劳夜眠，新屋残垣，经济繁荣与衰退，等等，无不表现出时间的存在。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世界上的一切都存在于时间之中，世界上的一切都存在着时间。前者可看作是牛顿的绝对时间观，而后者可看作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间观（时间的多样性）。人类知识是在对时间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之中形成的。

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正如苏联著名学者A.E.费思曼院士曾经说过，“我们往往完全是无意识地在不同科学领域中从事着对时间的研究。”他确认，人在人类文化的全部阶段上，都对它有着永不熄灭的浓厚兴趣。这话一点不假。时间作为地球上活生生机体，乃至整个宇宙中生命组织的存在、形成、发展、进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不言而喻的。就拿个体的人来说，即从出生的婴儿时起就有了时间的感觉，如居约所说：“当孩子饿了时，就哭，把手伸向喂食的人。这就是将来的时间观念。”[5]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时间陪伴着人的一生，左右着人的一生，时间本质上说就是人的生命。不仅仅是人，世上的一切存在，哪一个不在时间的掌控之中，在时间的牢笼里？因此，可以说，在自然界的生物进化史中，时间成为他们的基因和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时间成为自然界死抱住的本体论问题之一。

尽管时间的感觉始于婴儿，时间已经成为人的机体的组成部分、成为基因，这种对时间的认识，而把时间作为一种全球性问题来思考，把时间作为社会文化问题来研究，在人类发展史上还是相当晚的。那是因为，只有“人在失去了对时间的直接知觉（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失去了对存在的对象性和物性的感觉之后，才不得不在理论上对它的思考。”然而对时间这一问题的思考，遇到了难题。正如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所说，当我们谈起时间或听到别人的谈论时，我们还明白。“当有人问我这件事儿，我丝毫不觉得不明白，但我想给予立即回答，便一筹莫展了。”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最简单不过的，但与此同时又是我们所理解不了的，它的本质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我们嘴上常常叼着时间，时间……看来，没有什么比它更明白、更普通的东西了；与此同时，在本质上说，又没有什么比它更难弄清，更隐秘以及更能引起思考的东西。”[6]在漫长的人类认识史中可以说，时至今日，人们对时间概念及其进化问题，依然没有彻底明白。

人类历史关注着时间的探讨，把时间与人的问题结合起来的文化问题的思考，把时间作为自然界本体论问题来对待：时间的将来、现在、过去的矢向流逝，是不可逆转的，这是时间的存在哲学，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生物学意义，也就是它的防卫机制，才是引起人类对时间本质的不懈追求。而这种防卫机制，虽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或是人类的起源，但在理论上提出这一问题的是20 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莱亨巴赫。他明确地指出，时间触动着人的生命，面临死亡的恐惧给哲学家们采取对时间的逻辑分析以巨大的影响。时间的这一生物学意义，把人类对时间的孜孜不倦的关注，道出了真谛，尽管人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承认还是不承认，都冥冥地指向这点，指向了对时间本质的思考。

对时间概念的这种思考，在人类的发展中也是在步步深入、日益进化的。古代原始思维的时间观没有时代的连续不断的交替概念。人们对一个接一个的时间片段没有一个均质的知觉。一切都处于混沌之中。人们对时间只有“近身”的感觉，即对周围事物的直接现象，最近的将来，刚刚的过去，以及正在进行的现在感兴趣，而对时间几乎没有调整能力。在这些背后的事件被看成是神秘莫测的，因而往往成为原始神话的源泉。他们对时间没有现在、将来、过去之分，一切都是过去注定了的。所以，有人认为原始人的时间观念散发着一种“死尸”的臭味。

他们只有具体的，物体的感性的时间感，只有一个时间整体。发生在从前的事件和发生在现在的此刻的事件，被他们作为同一层面、同一时刻来知觉。因此，他们的时间意识，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混乱、混沌，是一种“非时间性”。这种“非时间性”竭力摒弃时间的方向性，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种防卫机制的无意识表现。原始人对时间的崇拜，时间的混沌性、荒诞性，时间在原始人身上的神话本质，那种对时间永恒的追求，那种时间的凝固不动，或是对长生不老的渴望，无不渗透着这种防卫机制。因此，在哲人们看来，原始思维发现了时间流逝的荒诞性，使得物理规律在深刻的对抗中威信扫地（时间逻辑是从将来到现在再到过去，与我们对自然时间的知觉有着原则性区别，时间的物理属性是它的矢向性）。混沌的时间深深地左右着原始人的思维。而我们现代人对时间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对它本质的探讨，就是要弄清这种机制的原委以及应对之方法。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探讨，是原始人不可企及的。（注意，原始人的这种时间观念，比如同时性、混沌、荒诞性等等，与现代人的时间感极为相似，但不在一个层次上。那时他们是无意识的，而我们是有意识的，是为某种目的服务的，如在文学作品中的神话时间。）

古代文明对时间的研究，也存在着这种倾向。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对时间的本质的探讨，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这种对它的本质的探讨中，深深潜伏着对时间的恐惧，把时间的哲学思考与科学研究，与原始人的神话想象纠结在一起，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在科学研究中，我国的子华子、墨子等人，对时间的客观本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有的人对时间进行切割，计算出一年有360天，划分出12个月。这种对时间的科学追求，与普通百姓的时间观念，即农耕时间观念，把时间的流逝看作是无限的，无开始也无结束，是一种循环的周而复始的时间等等，共存、融合在一起。这无疑也是对时间本质的一种科学认知，表明我国古代人的智慧，在时间研究中，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古代文明，并驾齐驱。然而，所有这些对时间的研究，也深深地打上了生物学上它的防卫机制这一烙印。然而，这种防卫机制往往是对时间矢向的恐惧，往往与死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古代人们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往往是巫术思想的泛滥。祈求长生不老，或死而复生，这一观点，从一些皇权者身上以及普通人们中的思维中，表现得分外明显。因而，神话、巫术、祭天地敬鬼神大行其道，便是一例。国外的不说，就我国而言，从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而死于半道之中，后来的皇权者都称自己是上应天道，来自上苍，是“天子”，是“万万岁”，希望与天地一样共存，一直到明朝朱元璋，死后还要活人陪葬，幻想着在彼世还要过此世的生活。时至今日，一些巫婆神汉，还在装神弄鬼，说自己能来往于天堂地府之间，来糊弄一些无知之徒。还有一些江湖骗子，为迎合一些权贵之嗜好，置科学于不顾，装成能知生死、避灾祸、发大财的“大师”，大捞不义之财。即使在科学如此进步，实现人类遨游太空、探索宇宙起源与时间开始之奥秘的今天，在大江南北的农村里，有的却在大兴神灵的土木工程，迷信巫术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这些不信自己信泥胎的思维，无不表明了时间的防卫机制的根深蒂固。这种机制本是能激发科学上的进取精神，却反过来被一些人用来宣扬巫术迷信、捞取不义之财，以达一己私利之目的，无不令人汗颜。

然而，时间的这种防卫机制也确实带来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这表现在对时间本身的研究上，如上面提及的对时间的切割，日历的运用，从结绳计时，到沙漏，日晷，机械表，原子钟的创造，计算机的发明应用，其目的是在更加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容纳更大容量的信息。还有其他科学的发展，如哲学的、医学的、生物学的发展，对地球上一切现象的研究，直到对外太空的研究，还有火星的登陆，寻找第二个地球，等等，都离不开对时间的本质的有意识的探讨和力求摆脱时间束缚的那种防卫机制的追求。一言以蔽之，所有科学上的进步都与时间的防卫机制、现实情况紧密相关。所以说，时间结构的观念折射着人们的精神和经验的本质，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对时间本质的研究上，在西方存在着两种既对立又互为依存的哲学观。这就是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唯物论和唯心论。概而言之，一种把时间与天体运动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另一种则是着重心灵的感知。然而，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无疑对时间本质的探讨，起到互补的作用。

古希腊早期哲学家的时间观基本上都存在着这两种观点。那种把时间与天体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对周围世界的一种物理的客观的认识。但从哲学观点上说，这是一种对时间的外在实体论观点。然而，把时间与人的内心存在、人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内在实体论观点，也可以说始于古希腊时代。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同步的。

在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中，苏格拉底无疑是较为突出的一位，不但因为他是柏拉图的老师，而且他因坚持自己的主张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还在于他开创了主体性认识事物的先河，提出了心灵问题。他提出要研究自己，研究心灵，这对后人把心灵问题与时间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给后来的哲学家们把时间与人的内心联系在一起，把时间作为美学上的“整体之人”“内在之人”（巴赫金语）的观点关系极大。时间是与精神、心灵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时，这也表现出苏格拉底内心时间的强大，即精神的强大。他认为“灵魂是不死的”，是永恒的，而不惜外在的躯体。这也表明，苏格拉底的对时间的态度：时间是一种永恒的心灵运动。他所表明的这种时间观在我们看来是一种“非时间性”的。

作为苏格拉底的最得意门生的柏拉图，接受了苏格拉底认识自己的格言，认识“内在之人”的主张，也认为灵魂是不死的，时间和宇宙是生成的，时间有一个过程，但他却把时间认为是由神创造的。他说：“整个世界究竟是永远存在而没有开始的呢，还是创造出来的而有一个开始呢？我认为它是创造出来的。”稍后一点作出结论说：“我们可以宣布这个世界是由于神的天道把它当作一个赋有灵魂和理智的生物而产生出来的。”[7]这样一来，时间就会有开始和结束。就这点来说，如果抛去神的创造一说，他的说法是符合现代物理学对时间的研究，是符合迄今为止科学（物理学）发展的规律的。但是，柏拉图的错误在于他把时间与宇宙的创造归于神了。这样，为以后的基督教理论中的“世界末日论”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柏拉图发展了其老师苏格拉底的心灵说，把灵魂看作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灵魂带动“太阳旋转”，灵魂“安排一切事物”，灵魂“控制着天地和整个世界”。如果我们在这里推而广之，就能得出结论说，时间都是心灵“创造”的、“安排”的。因此可以说，柏拉图是开启对时间的主观主义认识的鼻祖。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被世人认为是对时间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研究了时间的本质，时间与运动的关系，研究了时间的过去、现在、将来之间的关系以及“现在”这个时刻的作用等等，对时间客观性本质这一理论的把握起到决定性作用。

时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它的存在具有特殊性。他认为，作为万物的时间是不存在的。“对所有地球上的物体来说，只要它存在，他的部分就存在过，要么全部存在，要么某些存在；而在作了分割的时间那里，一部分已经过去，另一部分还未到来，什么也不存在。”[8]这种时间观，使得后人把他作为反实体论来阐释，其实他仅仅讲了时间的存在与其他物件的不同而已。

当然，亚里士多德是在综合、批判前辈哲学家的观点后得出自己的结论的。显然，柏拉图把时间与天体运动联系在一起，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把时间与宇宙联系在一起，对这些观点他都作了批判；亚里士多德不同意德漠克利特的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说法。他认为，时间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与天体的运动相联系。他认为，运动和变化有快有慢，而时间不是那样。因为快与慢是由时间决定的。“快”是在较少的时间里走得多，“慢”是在较多的时间里走得少，而时间是不由时间数量也不由时间质量决定的。所以，在他看来，时间不是运动。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假设十分重要，它表明对时间的非实体化理解。但他又说：“时间若没有变化（运动）就不存在。”这又表明了时间与运动的某种联系，时间不是运动但又脱离不开运动。

接着，他试图阐明“运动中的时间是什么？”的问题。他在分析运动与时间的相互关系时，首先从任何星球的连续性为依据，得出运动是连续性的，因此时间也是连续性的。他区分了空间里的“前面”与“后面”之后，把时间也分成“之前”与“之后”，指出了这两种关系总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他认为人们对时间的知觉，在许多方面是取决于把运动划分成“前”与“后”的界线，以及他们之间的间隔。这就是区分它们之间的“现在”。当我们意识到现在时，就是把它们相互隔开，这就确定了他们之间的连续性，只有在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了时间。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哲学中，“现在”这个时间概念起着中心的作用。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说，时间不是别的，是运动“之前”“之后”关系的数。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多次重复了这一思想。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的唯物主义理论大家，被西方历代唯物主义者所推崇。他的这一思想奉为该学派的圭臬。因此，“现在”这一思想也成为唯物主义者区分其他流派的分水岭。

此外，他在阐释运动与时间的关系时，还指明了双向的复杂的关系：“我们不仅用时间来度量运动，而且用运动来度量时间，鉴于它们的相互界定，因为时间作为运动的数来界定运动，而运动界定时间。”[9]

从上面可以看出，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说，时间若没有运动就不存在，就是说他否定了时间没有运动的在场和物体的变化是独立存在的观点。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时间若没有运动也能存在。“因为时间是运动的尺度，那么它也是静止的尺度，因为任何静止也存在于时间中。”对于这种观点，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他具有运动的相对性思想。他接着说：“不应认为，处在时间中的东西必须是运动的，就像处在运动中的一切那样。因为时间不是运动，而是运动的数。在运动中可能有静止的东西。正是隐藏着不是一切不运动的东西，而是按本性说有能力运动的东西丧失了运动……”[10]从这里又可以看出，时间是运动的数，是度量运动的，同时也是度量一切物体的尺度；这么看来，时间就具有某种独立存在的形式，不依赖于由它度量的那一东西而存在。我们从中是否可以看出某种模棱两可的东西，不能持之以恒？看来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也是把时间与心灵联系在一起。

随后，在中世纪，首先是神学家奥古斯丁接过苏格拉底的衣钵，明确地提出了人的心灵问题，把时间与人结合在一起，与不死的灵魂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只有心灵才能把握时间的将来、现在和过去。这无疑是对时间本质探讨的一种进步，不过，他仅仅把时间归于心灵而否定了客观时间的存在。

作为神学家的奥古斯丁认为，变化着的物体在时间里绵延，而上帝居于一切时间之上，存在于时间之外的永恒之中。奥古斯丁的时间学说，不但与亚里士多德不同，而且也与柏拉图的理解有别。柏拉图认为时间是不会结束的，在这点上与永恒类似，所以时间本身把人引向永恒。而奥古斯丁则相反，他认为被体验的事件的时间与上帝的永恒性界线区别十分明显。柏拉图说，人应该超脱时间走向永恒。但在柏拉图那里时间是实体化，是形而上学的，而对奥古斯丁来说，时间是心理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这正表明了是圣奥古斯丁摒弃了传统的循环的宇宙概念，认为时间是历史“直线”运动的不可重复性和不可逆性的人的意识的尺度。

与此同时，奥古斯丁的时间哲学中包含着为人的精神所体验和知觉的世俗时间。他强调了世俗时间的超感觉的永恒性，快速流逝性和不可逆转性，指出了人类历史的哲学画面——大地之城与上天之城。上天之城是基督的不可见的心灵社区，其在人间的体现就是教堂，——是永恒的；大地之城则是国家，是过眼云烟，注定要毁灭的。对天国的幸福向往所产生的积极主义以及对腐朽的世俗生活所产生的消极主义结合在一起，是他的历史观的基础，也是他的时间观的基础。因此在他的历史观中，决定历史进程的自然本性是两种力量：来自先辈（亚当）的恶以及创造者建立的善。

从上面论述中可以看出，奥古斯丁的时间学说中存在着中世纪的全部时间类型：自然时间（乡村时间）、世俗时间、宗教时间、宗族时间、历史时间、圣礼时间（圣经时间）、异教神话时间、以及基督教神话时间，而基督教时间占有统治地位。因为人们除了世俗时间外，在生活中基本上受宗教时间，即教堂时间的控制与安排，如受教堂顶塔上钟楼的钟声控制，而在人们的思想中，则受基督教末日论思想的制约。中世纪的时间是众多时间，人们对时间的知觉是个人时间与圣经时间的结合，这样对自身的认识是在这两个知觉时间的层面上：局部的易逝的生活层面以及共同的历史决定世界命运的事件层面。中世纪的时间是一种由循环时间向矢量时间的混合和过渡。

十分自然，在这里就要谈谈基督教的时间观了。源于奥古斯丁唯心主义的基督教的时间观，把时间看作纯粹的数，作为抽象的尺度来理解，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是运动的尺度以及时间本身是由天体运动度量的观点，因为基督教时间观同奥古斯丁一样，把时间作为心理事实，人的心灵的内部经验。在任何时候人应该准备去死，去把他的心呈现在它的创造者上帝面前；所以，对时间和永恒有一种特殊的直接的个人关系。时间成为人的精神方面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他的意识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对时间的心理化也与基督教时间观的唯心主义相关，是古希腊多神教看待世界的肉身性质的反动。

中世纪人们的生活过着自然的时间节律，但当基督教切断了多神教，即异教的循环时间性，抛弃了时间、历史的回轮，从旧约中接受了时间的末日论思想。这一思想充满了对伟大事件的发生，要解决历史就意味着救世主的降临。然而，新约在赞同旧约的末日论思想时，对它进行了改造，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时间概念，对时间的防卫机制的全新解释。

这首先表现在，基督教的时间概念不同于永恒性概念。这种永恒性概念在其他古老的世界观体系中占有统治地位，并把世俗时间控制在自己的脚下。永恒性不是由时段来度量的。永恒性是上帝的象征，上帝是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永远存在；而世俗时间是共同创造出来的，有开始和结束，是限制人类历史的尺度，是永恒的影子，世俗时间与永恒性相比较而存在。在一定的决定性时刻，人类历史时间“进入”永恒之中。基督教信徒们力求超脱世俗厄运的时间而进入永恒——上帝的天堂之中。

其次，其历史时间具有了结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明显地分成两个主要的时代：基督前与基督后。历史的运动是从上帝的创造行为走向末日审判。历史的中心是决定其进程的神圣行为，赋予这行为以新的涵义，并决定它的随后发展——基督的降临和死亡。旧约的历史是基督准备降临的历史，随后的历史就是基督的降临和受难。这个事件是不可逆的，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对时间的崭新认识使得人类具有下列三种时刻：人的种族生命的开始、高潮和完成。时间就成为矢量的、直线的、不可逆的。这样就形成了不同于“古希腊只针对于过去”的基督教时间观。不过，在我们注意到基督教时间的矢量（方向）时，应该认识到它并未彻底抛弃循环论。从整体看，基督教的时间观还是认为历史依然是个循环：人和世界要回归到创造者那里，而时间要回归到永恒（非时间）。

我们认为，在基督教神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是确定了时间的矢向本质，然而却把时间的起源归于神，归于上帝。我们在《圣经》中，开头就读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然后，神造出世上的一切。在把包括时间在内的一切都归于神，这点与上面提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相似。而基督教神学思想把人类历史看成是从金世纪、银世纪、铜世纪到铁世纪。初始时是美好的，最终要走向毁灭这样一种过程，看不到人类的强大能力，科技的发展，有可能对热寂的某种反拨。这种从宗教意义上的阐释，把时间归于神而不是自然规律，在无神论者看来是荒谬的。它虽不可取，但无疑对时间的矢向本质的理解，以及世俗的人们在如何对待这一矢向时要像基督那样献出肉身，心灵才能得到永恒的观点，不可小觑（这里存在着巴赫金提出的“为他人之我”的思想，与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大有干系）。自身的价值是在他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目前，我国经常倡导“舍己救人”“见义勇为”以及提倡“器官捐献”等等，也是一种对时间防卫机制的理解，值得重视。

后来，德国古典自然科学家兼哲学家的康德提出了宇宙在时间中起源问题，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坚持“全世界的时间概念”，认为我们的时间观念，并非宇宙本身，而是我们心理器官的组成部分，是为了用来反映和想象世界的。他说：“时间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它既不是实体，也不是偶发，也不是关系；它是因为人类心灵的本性而必然产生的主观条件。”康德的这种时间观是主观的，又带有客观性质。对时间观念如此明确地提出主客观的结合，无疑加深了对时间本质问题的认识。

物理学家的牛顿，他的绝对时空观，对时间的本质阐释，是他那一时代的集大成者。牛顿的时间观是“绝对的时间”观念。他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说：“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的时间，由于它自身的本性……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地、匀称地流逝。”在今天，虽然他的这种观点已经过时，已经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所取代，也为现代科学证明有的观点的不准确，但这一观念仍然左右着我们星球中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及社会的、个体的意识，给文学艺术的发展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强大的支配力量。传统文学中的时间思想（即作品的结构原则）基本上是受他的绝对时空观念的影响。因为，文学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中的人为之产物。

进入20世纪，对时间的兴趣日益浓厚，可以说是一种狂飙猛进式的发展。各种不同学科对时间进行了不懈的研究。物理学、哲学、生理学、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都对时间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时间决定了控制论、信息论、生物控制论等等学科的研究方向。在我们看来，时间的这种研究，通常是朝着两个方向进行的：对时间的宏观宇观方面的研究，为追寻时间的起源、证实“大爆炸”理论，是为了把握宇宙的本质，为人类认识宇宙从而更加自觉地去适应宇宙提供依据，开辟人类发展的前景，扩大人类的生存空间，如对火星或更加遥远的星球的探索（明显的受它的防卫机制的驱使）；而另一方面，对时间的微观研究，即时间的生理学研究，深入到细胞内部，生长因子的发现，使得每一生物体都具有了自身的时间，同时发现了控制发育、成长、衰老的因子。目前，我国步入老年社会而大大兴起的养老产业，说明了人的意识在年轻阶段与老年阶段对时间概念（在这里表现为死亡）的不同理解（同样有它的防卫机制存在）。可以说，科学的发展得益于对时间的研究，而科学的发展，进一步认识了时间的本质。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研究时间方面，1966年在纽约成立了研究时间的国际协会，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威特罗、格留巴乌姆等人的参与。他们把对时间的研究称作时间学（chronosophia），确定了时间在哲学上作为元问题来研究，这大大地促进了时间研究的步伐。

20世纪在认识时间本质问题上，首先要提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他的这一观点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间观，改变了真实世界的画面。时空不可分割，而且时空随着物质的运动的变化而变化，时间、空间、和物质的关系都是相对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提出的“同时性”“长度收缩”“时间膨胀”即“时慢”“时空弯曲”以及“光速不变”等原理，不但阐明了时间的本质，而且给人类进入宇宙创造了条件，开辟了外太空研究的发展前景（十分明显，是时间的防卫机制的延续）。与此同时，它给人类文明的发展，其中包括哲学和文化学、文学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前景，给艺术时间的进化提供了本质的依据。

稍晚一点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哲学家柏格森对时间的研究，值得我们关注。尽管，他的研究与爱因斯坦迥然不同，但他的时间观对文化界，特别是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他首先把时间作为“心理的绵延”提出了时间的绵延说，认为绵延是真实的时间，是时间的本质。实际上，绵延是指内心深处连续不断地变化着的心理流，换言之，是连续不断的内心生活。显然，他的思想与中世纪的奥古斯丁一脉相承。他是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中提出这一观点的。他认为，思想上清晰地存在着的感觉、表象、概念等只是表层的心理，还有深层的内在的心理，那就是绵延。绵延是自我。绵延与表层心理的不同，它不是清晰的、固定的、是没有间断性的连续变化，是一种没有确定流向的不可预测的流动；是一种既无方向也无阶段可分的生成、变化过程。他是真正的自我，也是真正的时间。这样一来，主体的我，成了绵延的主宰者。所以，柏格森完全否定了时间的客观存在。他还认为，时间的将来、现在、过去是浑然一体的不可分割。在哲学观上说，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唯物主义者不否认时间的主观因素，但这种主观因素，恰是人长期地与客观世界、客观存在的时间的相互作用后积淀在人的头脑里、意识中的物质因素。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柏格森的另一观点。心理时间的提出，这与主体的感觉、知觉、回忆、记忆、想象、情感等心理活动不可分割。这就表现在他在认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上，认为它们是能相互转化的。他提出时间的“空间化”这一命题，这无疑给以后的文艺学创作以及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我们认为，巴赫金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提出的“复调小说”以及小说的对话性以及狂欢化理论，其实质，是小说“时间的空间化”的异说，这无疑与柏格森的理论有某种关系。而有的研究家认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是在柏格森的理论影响下创作出来的。这话不假。因为，如普鲁斯特本人所说，此书已经把故事的时间叙述变成一种教堂式的空间描写。

心理时间与艺术时间在发生学上是同源的。这是因为认识、知觉艺术时间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心理过程。研究艺术时间的功能化，若没有驾驭知觉时间的过程的心理机制，是不可思议的。国外以及国内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成果，对这一时间问题作了最有效的解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时间问题已成为20世纪心理学的中心议题了。早在19世纪，著名心理学家克莱伊（E.R.Clay），以及后来的詹姆斯，还有20世纪的时间学研究者，如威特罗等人都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把对“时间的经验关系”区分为“真正现在”与“恰似（specious）现在”，给认识艺术时间的产生渊源提供了契机。“真正现在”，不具时间长度，只是把过去与将来相隔开来的瞬间间隔。这是一种数学的时间，是数学的理想化时间，类似于几何学中没有大小的点；而“恰似现在”，是一种直接的经验，因为神经系统的每一个刺激物具有某种封闭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只能慢慢地消失，我们在每一时刻都能体验到这种大脑叠加过程，由此而形成了长度的感觉。如此一来，这种“恰似现在”比“心理现在”这样的一个中性术语，更为许多学者所接受。这种对时间本质的探讨，从深层次上说，这种“恰似现在”对瞬时的延长，在生物学意义上说，也是它的防卫机制的体现。

对“恰似现在”这种认识，在我看来，是把时间经验与行为（即上面所说的体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对它的分析，时间学者并非一致，居约在分析“恰似现在”观念时，只强调了时间与行为之间的联系，而柏格森不但认为有行为，而且还要有对行为的认识，即应认清一定的努力，而捷涅特（P.Janet）则认为，还应把话语与事业结合在一起的智力行为，也就是把回忆、叙述也包括在“现在”之中。这样，之前是直接感觉的简单基质的心理现在，应该被看作有复杂结构的产品。它内在地与我们的过去相联系，因为它取决于我们的直接的记忆，但它也决定着直接的将来。无可置疑，对“恰似现在”的这一认识，使得“现在”这一概念有了长度，有了丰富性和充实性，使得时间的本质更加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记忆是心理的过去时间。根据罗素的说法，虽然对现在的认识是最基本的时间经验，对过去的关系是模糊的，是一种虚假的熟悉的感觉；但这种过去的虚假感觉是与不存在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去中所发生的一切被作为熟悉的东西来看待。熟悉与过去在语义上的相关性，清楚地表明了记忆在我们再造已过去的东西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心理的过去是与记忆、回忆、想象、忘却等等心理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但记忆与想象不同，回忆过程是借助于智力形象，罗素认为，记忆形象有不同于智力其他形象是在于其熟悉感，而这种熟悉感决定着“过去性”的感觉。这样，罗素就提出了我们是否在记忆中直接与过去认识这样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我们不能直接解释过去事件的过去性，是因为这些事件是过去存在的，现在不存在了。因为我们不能同时占据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记忆中我们只能想象事件。这就是记忆与想象的同时现象。但想象告知我们的时间语境不多，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思考精神层面上的事件的连续性。开始的范围很小，后来慢慢扩大至全方位。这就是现在时间连续性概念与作为回忆的过去概念在同一个情景下的同时出现的现象（见他的《人类的知识》的有关章节）。如果我们读一下《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在小说中表现得正是这种现象：现在的时间与过去的联想根本难以区分。普鲁斯特描写的就是这样一种把记忆、叙述包括在内的“恰似现在”。这样一来，可以说，“恰似现在”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组织、叙述元素（意识流小说就是例证）。

20世纪的最大成果之一，是逻辑学对时间本质的研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一时间观对艺术时间的影响，在这里不得不多费些口舌。

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马克塔伽特（J.M.E.McTaggart）在论述时间逻辑的哲学层面时所提出的时间的A-序列和B-序列之分野，对我们分析文学作品的时间层面时，对时间的组织和描绘功能的认识大有启发。

马克塔伽特把时间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中一个称作A-序列，另一个只是B-序列。A-序列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序列，就是说，具有极强的时间连续性，连续不断的变化的矢向性；而B-序列是事件在时间序列中的联系：一个比另一个早些或晚些，时间点的交替。事件的A-特征，即是指事件的将来、现在和过去，是动态的、变化的：此刻是现在的事件，曾经是将来的，将会变成过去的。这样，A-序列“时间中的状态”是这样的：它“从遥远的将来经过临近的将来走向现在，然后从现在经过临近的过去走向遥远的过去”。而B-序列则相反，它是事件在“早些—晚些”层面上的相互关系，是恒定的、不变的。如果Х的出现比Y早些，那么，Х总是比Y早些。如此看来，B-序列“时间中的状态”是这样的：它“从较早些走向较晚些”。我们认为，马克塔伽特对时间的本质这一界定是正确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特别是对我们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层面从而深化文学作品中的人学内容来说，更是如此。

我们现在来看看马克塔伽特对这两个时间层面所作的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事件的A-特征是时间和变化的本质特征：时间“运动”的事实是，越来越近的日期进入现在，或者这一事实用另一种表达法，具有存在于现在的质转化到越来越近的日期。如果我们选择第一种方法，我们就有一个顺着确定的A-序列运动的B-序列，如果我们选择第二种方法，那么，我们就有顺着确定的B-序列运动的A-序列。如果时间只有B-序列构成，那么，变化就不会发生（在这里，我想起了古希腊的芝诺有关“兔子追不上乌龟”的说法），为了反映变化，必须注意到A-序列的特征。他说，“我们拿任何事件来说，例如，王后安娜之死来研究一下，在这一事件的特征中有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次死亡事件；这是王后安娜的死亡事件；这个事件中是有原因的；这个事件是有结果的，——类似事件的任何特征都是这样，是不会变化的，就像星星相互对视一样，被研究的事件是安娜王后之死。在最后时刻，那么它就是王后之死。除此之外的任何方面都没有变化。但只有这一方面变化着。曾几何时它是遥远的将来的事件，随着每一时刻它变化为越来越近的将来的事件。最后，它成为现在。然后它成为过去，将永远成为过去，虽然它随着每一时刻它变得越来越遥远的过去。”[11]他认为，虽然过去、现在、将来不能并存，但任何事件都有这些过程。我们认为，马克塔伽特的这一观点，虽然道出了时间的本质特征，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情况恐怕恰恰相反。根据巴赫金的艺术时间思想，小说中的情节时间是通过时间的“狂欢化”手法，把它们并列、毗邻在一起来达到作家的创作目的。

接着，他把事件的时间先后分成6类：1.表现强、弱以及其他先后的描述；2.不变时刻和可变时刻的描述；3.具有同一时刻的描述总和，以及不同时刻描述组成的总和；4.清晰时刻和模糊时刻的描述；5.拓扑学描述和度量描述；6.瞬时和长时时间的描述。[12]这些描述都是在语言句子的基础上来分析时间类型，完全可以把它们应用到文学作品语言的分类中；特别是第一类，苏联学者切列特尼琴科对抒情诗结构类型的分析，在我们看来，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与此同时，他还认为，“过去总是在变化着……如果A-序列是真实的，那是因为，在每一该时刻，过去的事件处在与它相比更加遥远的过去。”马克塔伽特对“过去是变化”的观点，是十分深刻的。尽管哲学上提出许许多多的时间概念，这些概念，对于艺术创作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艺术创作以及对它的研究，不可能与逻辑学分家。无论是时间上的哪一种结构类型，强时序还是弱时序，时间的矢向，还是回流、停顿、瞬间，都是作家描写的对象，也是我们理解艺术作品的画面，以及作家的创作思想、意志的不可或缺因素，其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在20世纪，时间（当然与空间紧密结合在一起）被人们作为元问题的提出时，表明了人类面临一系列本质问题：“既由单独个人，或由某个团体制定出来的时空结构中，折射着他们的精神观念的整个体系，他们全部精神经验的总和。时空观念的变化，首先说明了对时代、世界的感受、体验的变化和飞跃，证明了文化中发生的变化和飞跃。所以时空能够既作为界定整体的文化类型，也能够作为界定整体的艺术的类型。”[13]上面简单地概述了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等的时间概念，都是紧紧围绕着与艺术时间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而为之。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一点，时间的本质是矢向的。这一本质问题，决定了对时间的这一机制的防卫或反拨，出现了时间的另一种倾向，竭力克服时间的矢向性，于是时间就呈现出两种本质形态：A-序列与B-序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则强调时间的客观本质，同时把时间区分为“质”与“量”，时间的“质”是指“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的量是指时间的“前—后”（苏联哲学家Я.Ф.阿斯金在《时间问题，它的哲学阐释》中赞同莱亨巴赫的这种分析）。如果我们从这一观点上说，A-序列表明的是时间的质，而B-序列则表明时间的量。这种量的关系，是由质派生出来的。但这两种都是时间的本质形态（这里可以看出，逻辑学的时间观与马克思的时间观有类似之处）。时间逻辑学对时间本质的这种揭示，表明了世界的一切科学发展（特别是文学艺术），无疑都围绕着这两个本质问题而展开。

在论述人文科学对时间的研究时，在把时间作为研究对象时，不涉及作家、文艺家对时间的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时间的本质在作家、文艺家的笔下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这里，时间逻辑学上的B-序列在文学家的观点和行动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更加本质。时间深深地把人文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艺术家对时间的研究，提出了艺术时间问题。诚然，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有着自身的原因，但从哲学生物学意义上说，也是与消除时间的矢向，与时间的防卫机制相关联。因为这里的时间，艺术家更能随心所欲，时间的倒流，时间的静止不动，时间的前后跳跃等等的花样繁多的时间形态，成为人们免受时间矢向的恐惧（因为，时间的矢向性，实质上是指向世界末日）的主要因素，深深地印入作家（特别在西方的作家）的头脑中，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成为他们生活、创作的不可或缺的思考对象。这种研究，使得时间的本质特征，更加明显清晰，更加为人们所把握。然而，我们必须强调一点，作家、文艺学家在时间问题上的探讨，其实质是一种作品的结构研究，是属于叙事作品的叙述学研究范畴，与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等等的对时间研究，不可混为一谈，但也应该看到他们之间在哲学上的关联。自然哲学的时间观仅仅是影响作家创作以及文艺学家研究作品结构的一个因素而已。当前以及20世纪那一阶段，世界各国的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学艺术对时间问题提出的多种观念，使得时间的非时间化以及非时间的时间化，成为众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明显的例证。而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无疑要表现在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中，因此，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时间，作为作品的结构组织原则，成为作家创新自己作品画面的手段和追求的目标，也无可置疑的了。他们为作品中的时间画面，可谓费尽心机。当然，这种情况由于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作家那里，对时间的自然本质的深入了解，已经成为深化作品内容的有力手段，深化作品中人物的内涵的有力手段。时间已成为作家艺术家在其创作的人物身上体现自身创作的精神灵魂。因此，可以说，无论是精密的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其发展与进步、繁荣，都与时间紧密相关，脱离开对时间的研究，便一事无成。

作为人文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文艺学，是研究文学艺术作品的。文学艺术作品画面的变化，它们的时间结构，无疑成为文艺理论家研究的对象，成为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成为文艺学研究的对象是本专著所要研究的主旨。这里仅仅是对它的概说。

文艺学家对时间的研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展开。亚里士多德对作品的时间便有了专门的明确的独到论述。后来的布瓦洛等人提出古典戏剧的“三整一律”原则，就是对作品中时空统一体的规定和限制。稍后，德国文艺理论家莱辛的《拉奥孔》，可以说是一本专门研究艺术时空的第一部著作。他提出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分野，受到后来各国文艺学家和美学家的注目，至今仍不失去其意义。再后来，黑格尔的美学研究，把时间作为主要对象，形成了自身的艺术体系。到了20年代，在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新的文学艺术作品画面下，巴赫金的艺术时空观在承续莱辛和黑格尔的艺术时间的本质思想下，又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移植到文艺学研究中，再结合现代艺术作品的现实，认为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提出了颇具特色的理论——赫罗诺托普（即为时空）理论，把“时间的空间化”、时间的“狂欢化”作为小说发展的新方向。这就构成了他的小说理论的三大支柱，即“对话、狂欢化、赫罗诺托普”。而在这理论的三大支柱中，赫罗诺托普虽然排在末尾，但在我们看来，三者的基本始源是赫罗诺托普。对话理论也好，狂欢化理论也好，都是建立在赫罗诺托普理论之上的，都是以赫罗诺托普为依据为出发点的。艺术时间是巴赫金小说理论的核心议题。

小结

时间是客观存在的。它作为科学、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乃至文艺学研究的对象，其目的在于探明时间的本质特征。这一本质特征就是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间的防卫机制。世界万物存在于时间之中，而时间也同样存在于世界万物之中。时间不仅仅表现为“过去——现在——将来”这样一条动态时间流，而且还表现为“早—晚”或“前—后”这样的时间段，为马克思主义者及时间逻辑家等所肯定。时间的本质特征以及这两大形态，是人类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对它渐渐认识的。在原始社会，人们的时间概念是混沌，不分时间和空间，是一种“近身”的观念，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把时间与天体运动结合在一起，时间是矢向的；稍后的奥古斯丁把“心灵”这一概念引入时间之中，再稍后是柏格森，把时间看作是意识的流动，提出了心理时间问题。时间是可以“空间化”的，表明了时间的多样性；特别是物理学领域中的牛顿，爱因斯坦等人对时间的研究，进一步阐明了时间的客观性本质，丰富了时间的客观形态，同时打开了向宇宙空间探索、研究时间起源的实际可能。现代科学的时间研究，更加证实了时间的既有矢向性，又有多样性。在日常生活中，它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滚滚向前，同时又表现为循环，回流、异向性（特别在文学作品中）。时间的这种客观本质特征和形态为时间的文艺学研究和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