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巴赫金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从20世纪下半叶起，他的思想似一束耀眼的星光，照亮了全球的文化思想界。伴随着我们的改革开放，他的思想进入了我国文化界后，似一股清流荡涤了文艺界的保守污泥，启开一代之新风。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他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过程中发现了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对话本质，为我国文论研究者所称道。在20世纪80年代，《外国文学评论》曾掀起一场罕见的大讨论，就是由于对他的对话理论的不同解读引起的。随着对他的学术思想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于是，他的小说理论中的三大支柱：对话、狂欢化和赫罗诺托普（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就有一本以此为题出版的定期刊物），成为我们研究巴赫金学术思想的主要论题。而在这三大理论中，对话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已是成果颇丰。根据2014年11月中旬在南京大学召开的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出版的《中国学者论巴赫金》一书所编撰的文章来看，特别在巴赫金刚刚进入我国文化界的初始阶段，研究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那一方面了。毋庸置疑，我国的巴赫金研究的起点，就是从他的“复调理论”，其实质就是“对话理论”开始的。后来，曾军先生的博士论文出版后改名为《接受的复调》（2004年）一书的基本论述，就是以“对话”为前提的。周启超研究员在2014年的《中国学者论巴赫金》一书中的《巴赫金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一文中，对复调理论和对话理论在我国研究的层层深化作了出色的评述。我们从此书中也可以看出，研究对话理论的文章占有很大篇幅。随之就是狂欢化理论也吸引了众多学子的眼球。周启超先生在上面提及的那篇文章中也作了详细的阐释。在我国，北京师范大学的程正民教授和夏忠宪教授在这方面走在前头。目前“狂欢”一语已成为我国大众最津津乐道的话语之一。不过，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我国的媒体中，“狂欢”一词的普遍应用，虽与巴赫金撇不开干系，但与他的理论似乎联系不大，他的狂欢化绝不是日常所指的人间的娱乐。他的狂欢化，是指小说中人物描写的狂欢化、思想意识的狂欢化以及时空的狂欢化。其中心思想恰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成茫茫宇宙中的生物，相遇在一起，在时间空间上进行“并列”“比邻”“对照”，通过“加冕与脱冕”（地位上的狂欢化），达到某种“平等”（即切入点）后，再通过对话、交流、相互碰撞，产生出人性、心灵上的火花。他的其他理论以及他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在我国的学者研究中，也作了很好的阐释（鄙人的《巴赫金的哲学思想研究》一书就是研究他的哲学人类学观点的）。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他的小说理论中，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理论，那就是赫罗诺托普理论，即时空理论，在我国接受者寥寥无几。而这个理论，却是他的学术思想的基根，是他小说理论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以及其他理论如哲学人类学的先决条件。没有赫罗诺托普理论，也就失去了对话、狂欢化、道德理论、文化上的涵义理论、哲学人类学以及引申开来的外位性等问题的基根。因为，他的一切理论都以诸主体（自为之我、为我之他人、作者、主人公、读者）的不同时空而构建，也就是说，以外位的赫罗诺托普为基本出发点，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大厦。因此，在笔者看来，对他的赫罗诺托普理论的研究，是迫在眉睫的事儿，理应受到特殊的重视。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截至目前，虽然召开过4次有关他的学术思想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但他的有关艺术时间以及他的赫罗诺托普方面的研究，如上所述，虽有涉及，但比起对话与狂欢化来，显得大为贫乏。这种情况，在巴赫金学的研究中，国外也不例外。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的《巴赫金学与其新世纪的新进展》一文中，对国内外的巴赫金研究作了全面介绍，在“学术成果上的大面积覆盖”一节中对我国的巴赫金研究及出版情况作了同样全面的介绍，同样可以看出，有关他的赫罗诺托普研究的文章，寥寥无几。究其原因，这里存在着主观的以及客观的两个方面。就其主观而言，在我国的研究界，存在着思想上的某种偏见，认为它是一种形式研究。对这种研究，稍不留神，便滑向或势必滑向一种形式主义的研究。这种偏见，已经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消除。对形式的恐惧，不仅使得不少研究者如履薄冰，有的更是避之不及。此外，也有客观上的因素，这就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以及它所涉及范围的广阔性。如此一来，自我国接受巴赫金思想几十年来，只有鄙人在他的这一园地中可谓寂寂劳作，默默耕耘。曾军先生于2004年出版的《接受的复调》一书中，把我的研究看作是一种“潜在性需要”，即接受者在接受某一理论过程中发现了其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但这一理论对于当前解决现实问题来说并非迫切的、必须的，只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的价值才体现出来。如对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的接受，只有当巴赫金的小说理论被全面接受之后，其意义才开始显露出来。[1]如此一来，虽然某些高校中，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外国语大学白春仁教授以及新世纪南京师范大学张杰教授，是以时空为研究方向，培养过两个研究生（前者是博士生，后者是硕士生，都要求我予以“点拨”一二），但由于这个课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长期的资料积累，要在2-3年的研究生期间，就要有质量地完成这一课题，实在有点勉为其难，故至今未有这方面的一本专著面世。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巴赫金学术思想研究有了根本性改观，一批著名高校的青年学子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研究覆盖了各个领域。据周启超先生的文章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14年底，中国学者的“自选题”专著已有8部，再加上国内各高等院校的博士论文15部（有的未刊出），共23部，而散见在全国各理论刊物上的论文则难以计数，不下500篇[2]；而国际性研讨会也陆续在我国大地上召开：除了1998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那次外，还有2005年在湘潭大学召开的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200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2014年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又在南京大学举办，当时，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5本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研究巴赫金思想的重要论著。而在这期间，自1998年出版《巴赫金全集》以来，如钱中文先生所说，“在坊间，巴赫金的著作一书难求。”[3]于是，我们又对1998年版作了认真的修订后于2009年再版。如此一来，巴赫金学术思想在我国文艺理论界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展开，研究热潮汹涌澎湃，前所未有。巴赫金学术思想可谓独步我国文艺理论各界，但可惜的是，涉及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思想研究依然凤毛麟角，实为罕见。

在巴赫金小说理论中，相对于对话和狂欢化的赫罗诺托普理论，除其特殊性和在我国研究的稀缺性外，更令我青睐的是它在文艺学中的重要地位。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它对文学和文艺学的发展起了一种保驾护航的作用。一言以蔽之，提出艺术时间这一术语，是依据列宁反映论的原理：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形式，艺术时间也是现实时间的一种反映形式，当然不是镜子般的平面反映，而是一面聚光镜，是一种立体的反映，或者说，某种变形的反映，因为，它掺杂着作者的主观意识，因而是一种观念反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恰恰能保证文学艺术沿着一条与现实时间密切相关的道路前进。因此，可以说，对艺术时间的研究，除了能深化作品的人学内容外，还能保证文学艺术画面的特殊的恒定关系和它的功能—也就是它的审美意义，保证艺术作品能伴随着社会生活一起而前进。我们在后面的研究中，明白无误地指出，艺术时间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齐头并进的。因此，这一研究，这一揭示从根本上说反映着一定社会时间的整体，反映着艺术时间与真实时间的关系，反映着艺术与生活的本质关系。这是十分重要的、十分迫切的、十分必要的课题。而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也正是在社会发展以及文学艺术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及时地反映了文学艺术发展需要的一种创新性理论。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看到，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如同他的哲学思想一样，是在与诸多学者，其中包括古典学者在内的学术思想展开对话和讨论中形成的。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要涉及对时间的哲学研究、现实的物理的时间研究、人的生理心理时间的机制研究等等，艺术时间的诗学研究与它们的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说，艺术时间是现实的物理的时间通过人的心理对时间的折射而形成的。而现实的时间是一个庞大的时间范畴，包含着形形色色的多种多样的时间种类：真实的物理时间、宇宙时间、自然时间、量子时间、热力学时间、生理时间、心理时间等，有各个哲学宗教流派、哲学家、物理学家的时间观，有原始人的神话时间观，有名目繁多的宗教时间概念（如圣经时间概念、基督教时间概念、异教时间概念等等），有哲学家物理学家的时间观，如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康德、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的时间观和社会文化历史时间观等等。这些物理学家、哲学家的时间观可以说代表着一个时代对时间也就是对世界画面的把握，他们对艺术时间的发展影响极大。也就是说，这些大学问家、哲学家的时间观必定要反映到艺术理论和艺术作品中来，最为明显的是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时间观对艺术时间的影响。因此，倘若研究艺术时间就要研究上述这些大学问家的时间观。没有对他们的哲学时间观的研究，就不可能对艺术时间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和考量。

而在文学艺术学科中，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仅仅是艺术时间的历史长河、时间隧道中的一个码头和停靠站。因此对他的赫罗诺托普理论的研究，不但要涉及艺术时间这条竹节虫的发展脉络，还要涉及世界文学中的艺术时间，其中包括文学作品中时间的研究情况，方能窥见巴赫金赫罗诺托普的真谛；也就是说，要把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的研究放在这些研究的中间而进行观察、比较，方能见出它的真面目。因为，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或多或少受到他们的影响。也是因为，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不是脱离开世界哲学、文学汪洋大海中的孤岛，而是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它的研究，同样需要涉及各个科学领域的知识，如力学、物理学、化学、结晶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等。在此，本专著仅仅注重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以及艺术时间诗学问题，而对文化史方面的时间问题，只在第一章加以概述。在艺术时间问题上，苏联文艺学的艺术时间研究，在世界文艺学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苏联的解体，俄国不但在经济上停滞，而且在文化上也受到重大的挫折，艺术时间的研究也基本上也告一段落。因此，本专著以苏联时期的资料为依据，对其进行研究和评述。而巴赫金则是这一时期研究中的开拓者、卓越的代表、奇葩中的奇葩；因此，需要把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放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加以考察，更能见出他的这一理论的重要性与独特地位了。

从这部分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不但开创了小说理论研究的新的领域，而且揭示出艺术时空在艺术画面中的某些发展规律。自德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莱辛提出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分野以来，一些致力于这一领域思考的理论家们发现，作为时间艺术的小说的时空变化沿着一条时间—空间—时间的发展路线前进，而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作品则沿着空间—时间—空间的变化路线前进。巴赫金对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等伟大作家小说中的时空研究，恰恰让我们认识到，巴赫金是世界文论中揭示出这一发展规律性的开创者。他在拉伯雷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提出的狂欢化的时空观以及时间的“空间化”，便是卓越的例证。巴赫金的这一研究为未来的文艺学以及文学作品的发展指出了某种方向。

笔者认为，本专著对巴赫金的这一理论的研究，不仅会填补我国巴赫金学术思想研究这一方面的欠缺，还将进一步推动巴赫金学术思想研究工作在我国的全面展开和深化，与此同时，对我国文学创作以及文艺学沿着一条贴近社会生活时间的轨道发展和繁荣，也有所裨益。

现在，就本专著《艺术时间诗学与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一书的书名说几句。“艺术时间”一词是本人迻译于苏联文艺理论中的用语，最早出现于《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二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关于艺术时间的思考》一文，而“赫罗诺托普”一词最早出现在1991年第一期的《苏联文学联刊》鄙人所撰的《巴赫金的赫罗诺托普理论》一文。

我国文论界通常把“хpoнoтoп”，译为“时空体”（此外还有译为“时空集”“时空型”“时空簇”等等），无可厚非。但深究一下，本人依然没有采用大家的译法。我认为，巴赫金没有用时间和空间这一术语，而借用了自然科学中的用语хpoнoтoп（此词为希腊语chronos＜时间＞+topos＜空间＞的俄语音译，意为“时空”），其用意为的是表明“文学中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的重要的相互间联系”以及“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4]我早在1991年就以此名发表过论文，还认为，巴赫金的这一术语在俄罗斯同样具有唯一性，即这是巴赫金应用在文艺学中的唯一性术语。在俄罗斯，只要谈及巴赫金的时空理论的，大都用他的“赫罗诺托普”一词，这成为他的专用术语了。还得说一下，хpoнoтoп的准确涵义是“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在我看来，译成“艺术时空”，或“诗学时空”，是比较正确的，而不是别的什么术语；同时，强调“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汉语的“时空”两字就能胜任，何必加上一个“体”字？更为重要的是，在《巴赫金全集》中，凡碰到хpoнoтoп的，不是都译成“时空体”就能了事的，如“赫罗诺托普化”，就被译成“时空化”，而不是“时空体化”。这种情况可说比比皆是。还举一例，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理学家乌赫托姆斯基在评论爱因斯坦的功绩时说：“……像‘赫罗诺托普（хpoнoтoп）’用来取代过去抽象的‘时间’和‘空间’所产生的非凡成果……”如果在这里把хpoнoтoп译成“时空体”，就不成其为一个像样的句子了。所以，“时空体”一词不能与хpoнoтoп相对应。最后，本专著用“赫罗诺托普”，为的是避免重复，巴赫金也是这么做的。在其专著《长篇小说中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中，“时空体”一词的原文就是хpoнoтoп。为了遵循一词一译的原则，我选择了音译。此外，还应看到，此词是巴赫金直接取自爱因斯坦的用语，与乌赫托姆斯基的做法如出一辙（巴赫金曾聆听过乌赫托姆斯基的演讲）。当爱因斯坦提出其理论不久，巴赫金就不失时机地抓住他的这一思想，把它移植到自己的小说理论之中，其敏锐的理论嗅觉这一点也是其他术语所不能体现出来的。不过，需要指出一点，当本专著行文中引入《巴赫金全集》中的这一术语时，还是尊重译者的意愿，没有作出修正。

2015年，恰逢巴赫金诞辰120周年（1895—2015）。值此，本专著谨献给这位身处逆境而奋笔耕耘、绽放出人格魅力和思想光辉的20世纪世界著名思想家巴赫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