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了解之同情”研究方法的运用
严谨的史学研究，仅有丰富的史料远远不够。陈寅恪主张“了解之同情”研究方法，素为人知。然而，真正领会其深意、运用到具体研究之中，并非易事。要做到“真了解”，既要求研究者熟悉史料，能正确解读；也要求研究者史识卓越，能尽量贴合客观史事。
（一）准确解读史料与跨学科研究
解读史料，极易陷入“以今律古”的陷阱。研究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1]。为免此弊，必须审慎辨别、准确解读史料。档案、报纸、期刊及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是本研究最为核心的材料，性质各不相同。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时，必须将之纳入材料形成的情境中，清楚地了解它们的特质所在及适用范围，尽量合理地使用。不同特质的史料对同一对象的描述，可以相互比较使用，避免由单一材料记载导致的片面认识。
具体而言，档案作为官方文书，以法令法规及工作报告为主，更多反映的是政府部门的认识和看法。它对民众教育馆的相关记载难免有夸大及美化的成分。如对民众教育馆工作成效进行评估时，吸引民众参与人数是一个重要标准。本研究在讨论相关问题时，除使用档案中的相关数据外，还辅以民教馆自身期刊、报纸相关报道、社会教育统计等多种不同特质的材料进行比较分析，以避免官方档案的不足，为本研究的准确与可靠提供了保障。
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自身编辑出版的期刊也比较丰富。它与档案材料的特质有部分重合，又独具特色。它包含相当数量的工作报告，是官方文书的一种，自然也是研究民众教育馆工作基本情况的核心史料。它是由民教馆编辑出版的、带有宣传和研究意味的文书。较之呈报市政府的报告而言，民教馆出版的期刊对同一工作的描述内容更加丰富，细节更多，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形象和具体。更为重要的是，民众教育馆编辑的期刊登载了大量馆内职员对自身工作及社会教育一般理论的意见和认识。这在其他史料中难得一见。作为社会教育工作的执行者，民众教育馆职员对馆务的态度是决定工作成效的重要因素。从北平地区民教馆职员的文章来看，他们对社会教育理论及工作重心的转向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们在吸纳知识精英的理论构想和政府实施的法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根据北平地区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将现代国家与国民的观念向基层民众与社会渗透。民教馆编辑的期刊上所发表的理论文章，是最能反映上述情况的重要史料。
报纸集中反映了社会舆论对社会教育及民众教育馆的认识与看法。这一时期北平地区主要的报纸，如《世界日报》、《东方快报》、《京报》中都设有教育版，社会教育作为教育行政的构成部分，相关报道也比较丰富。其中一类涉及社会教育及民众教育馆活动的情况，这些材料既记录了相关工作的情形，也可与其他记载相印证，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民众参与的实际情形。另一类报道则是社会人士和记者对北平地区民教馆及社会教育工作的评论。这些材料反映了撰稿人的感受和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考察地方精英对民教馆工作的认识与看法。此类材料可以有效避免单纯依靠官方文书而盲目肯定民教馆的工作，对客观分析其工作实效提供了新的分析角度。
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建立在民众回忆的基础上。由于年代久远难免出现记忆不清而失实的情况。自身立场、观念的影响使受访者的相关回忆有失偏颇，这需要我们详加考察、细致分析，加强口述史料的可信性。
数据统计和图表等相关材料的使用也需要十分注意，不能简单处理和盲目采用。北平地区民教馆的相关数据，对同一问题的统计在具体数值上存在差异。如，对同一年份民众学校的数据统计就存在多种不同的记载。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因素很多，如数据统计的起止时间不同、统计范围不同以及校数与级数之间的差异等。这都需要我们对所使用的数据进行细致的核对与修正。
近来，跨学科研究已成学界的共同趋向。以问题为中心，本就容易跨越学科樊篱。本研究兼涉教育、行政、思想等多个层面，不能拘泥于单一理论或模式，必须使用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史料考证、历史比较、调查访谈、计量统计等方法最为常见。这是忠实解读史料的重要保障。
（二）神游冥想与史识发挥
准确解读史料，并不意味史学研究已臻至善。史料对过去史事的记载仅是片鳞只爪，故史学研究无法再现、只能无限贴近历史真实。“史识”玄妙不可言说，却能决定史学研究的价值。陈寅恪于此有精辟论述。他认为，研究者要想做到同情之了解，“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2]。恰如修补破罐，修复者即便能够准确掌握碎瓷片的形状，也不可随意拼接，必须发挥艺术想象力。
傅斯年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明确反对推论。陈寅恪也是史语所的中坚力量，被视作“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那么，他“神游冥想”的治学路径是否与傅斯年针锋相对？实际上，二者观点如出一辙，并无二致。傅斯年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3]。傅斯年不反对史语所同人论及历史哲学，但明确将之与史学区隔开来。他说：“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4]陈寅恪观点与之近似。他反对以今律古，就是批判时人研究哲学时常带入自己的看法，混淆了哲学和哲学史的界线。他直言：“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5]傅、陈二人共同批判的是史学研究掺杂著者对研究对象的个人观点，甚至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脱离史实而阐发的理论，都不能说是史学研究。其中的差别，可由冯友兰的理论言说来明辨。他提出，哲学有“照着讲”、“接着讲”两种解读方式。“照着讲”实质上是哲学史的研究路向。解读者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追寻经典文本和哲学理论的“原义”或“本义”，考证辨析是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中国哲学史》是使用这一方法的代表作。陈寅恪赞赏此书的关键也在于此。他评论说：“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6]而“接着讲”就是哲学理论的建构。《新理学》便是冯友兰为使儒家学说适应现代社会所做的努力。陈、傅二人，乃至更早的顾颉刚，共同意识到的问题是，文本形成过程中易掺有著者的主观意图。分析其层累、排列的顺序与方式，便能揭开一幕历史场景。
合理发挥“史识”，对研究者要求极高。神游冥想“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7]，“推论是危险的事”[8]。研究者很难放弃本身先入为主的成见和理论框架，去客观了解过去的人和物。即便有深入解读者，也很难保证“神游冥想”不产生偏差。过度解读，则推论多属臆想，难做信史；谨慎保守，则又失于不足，未能揭示其深意。过与不及，均失其真。史识发挥是否合理，是研究者史学修养的集中体现。正如修复破罐，修复者的想象并非无本之木，定会借鉴现有器型和自己的生活体验。修复者的水平越高，拼出的器型越接近事实。为此，要想研究能够更贴合过去的史事，研究者的个人修养、学术训练，甚至机缘运气不可或缺。
通过材料，我意识到，近代社会教育的施教方法存在致命弱点。国家和精英从未能真正了解民众和认识基层社会。时人对此也深有感触。问题随之而来，为何国家和精英未能如愿动员民众？我看到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苦闷、无奈和纠结。对此，我也深感困惑。最终想通，源自一次意外的田野调查。2010年初，我已蓄势待发，准备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恰有师友邀约，问我是否有时间参与调查苍岩山庙会。我极为挣扎。一方面，参与田野调查是我夙愿。我向来对区域社会研究兴趣颇浓，一直遗憾未有机会接受系统的田野调查训练。另一方面，此行一去20余天。在分秒必争的写作期间，参与调查可能会耽误论文的完成时间。我权衡再三，毅然决定还是补足我学术训练的不足。初到苍岩，寒冷、陋室、粗食与紧张、陌生的调查环境，都令我感到不安，疲于应对。几天后，我适应并开始享受这种生活。我就像海绵一样，倾尽全力，接纳新知。
调查中，我在乡间所见所闻，仍与晏阳初、李景汉所描述的华北社会极为相似。百姓的敬拜，难免有荒诞、无理的成分。对这些“迷信”行为，我尽量用历史的眼光客观地看待。即摒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先了解其敬拜的逻辑。即便如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还是会不时涌现。明知其行为不理智、被有心人误导盲信，却无法令他们清醒明白其中道理。研究需要的理智和将百姓从迷信泥沼中解救出来的强烈愿念，令我和同伴陷入煎熬。我意识到，精英意识已深植于观念中。不论如何理智，都很难摆脱由它引发的想要改变的情绪。责任感越强、使命感越重，这种感受便会越强烈。
至此，我豁然开朗。我摆脱了对梁漱溟等精英文本的客观解读，进入到情感上的认同层面。与历史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产生明确的画面感，是我研究到深层常有的个人感受。由此，我始悟出陈寅恪“了解之同情”研究方法的真谛。身在局中，我明白他们的症结所在，也能感同身受，理解他们的矛盾与纠结；作为局外人，我客观反思，愿为之建言。最终，作为后学，我反思了近代社会教育的理论模式。这既为深刻阐明知识精英学术理论的局限，也受历史使命感的驱使，希望能够延续他们的精辟论断，为迷惘的现代中国指出前行之路。当然，这些深意只能在此稍加阐发。行文过程中，我坚持史学本位，神游冥想却以史料为依归，“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9]。
注释
[1]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79～28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79页。
[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傅斯年全集》，第3卷，1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4]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见《傅斯年全集》，第3卷，88页。
[5]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80页。
[6]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80页。
[7]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79页。
[8]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傅斯年全集》，第3卷，10页。
[9]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傅斯年全集》，第3卷，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