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意外？多形式史料的综合利用
傅斯年曾将历史比作一个破罐子[1]，史料好似散落各处的碎瓷片。要想拼出瓷罐的品貌，首先就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尽可能搜集瓷片。考古出土的、传世的、博物馆里的、民间收藏的，都在搜罗之列。材料越全，越能展现瓷罐本来的器型。同理，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若无扎实的史料作为支撑，问题意识再好也是枉然。囿于材料不足而被迫放弃的论题绝不在少数。近代中国社会教育未受重视，除研究意义遭受质疑以外，史料付诸阙如或许也是导因？这似乎无须担心，相关史料之丰富出乎意表。政学两界、中央与地方、地方社会的材料无所不有。这对研究者而言，可遇而不可求。
（一）档案史料的整理
本书使用的档案史料以北京市档案馆及北京市各区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为主。北京市档案馆现有档案资料145万余卷（册），其中民国时期档案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二。民国档案主要按行政组织系统进行分类，例如J1是市政府、J2是社会局的档案。北平社会教育的档案及民教馆的相关史料主要保存在教育局和社会局的档案中，市政府、卫生局、警察局也保存了相当多的、与之相关的档案史料。这些档案包含了大量的工作计划、总结报告及数字统计，较为清晰地反映了北平地区社会教育及民教馆的基本状况，是本研究最核心的资料。
（二）期刊与报纸
1928—1937年，社会教育倡导者创办了多种刊物，借以探讨社会教育理论问题、宣传自身学术主张。其中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主办的《教育与民众》、梁漱溟主办的《村治》月刊等最为著名。[2]
与此同时，北平市政当局同样出于扩大社会教育影响、对社会教育理论进行探讨的目的，创办了多种期刊。其中，《时代教育》由北平市社会局第三科编印。1931年1月创刊，原为月刊。1935年12月出第3卷第4期后休刊。1936年4月复刊，改为季刊，卷期另起，1936年12月出第1卷第3期后停刊。该刊主要介绍北平市教育的发展状况，社会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一起被囊括其中。它不仅包含大量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报告，还有相当数量的统计数字及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既可与档案、报纸材料相印证，又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北平市民众教育馆及社会教育状况的认识。
北平地区各民众教育馆也编印了多种刊物，对本馆工作进行介绍、宣传及总结，从理论角度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细致探讨。这主要有：《民众教育季刊》、《民众旬刊》、《北平民教月刊》、《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民众教育》、《新村月刊》等。
1928—1937年，北平地区各大报纸刊登了大量关于民众教育馆及社会教育的报道，这也是本研究材料的重要来源。除知名的《大公报》等以外，北平地区还有多种发行量大、读者众多的报纸，包括《北平晨报》、《京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东方快报》、《北平日报》、《北平晚报》等。
《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都是华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创办人是成舍我，前期与他合作的作者有吴范寰、张恨水等。《世界日报》1925年2月10日在北京创刊。起初言论较为保守，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一度停刊。该报在教育新闻界占有重要地位，凡教育设施、法规、教育活动、学生运动等大多有较为详细的报道。《世界晚报》1924年4月15日创刊于北京。报纸在版面设计上刻意创新，力求吸引读者。成舍我等人撰写的社论很受读者欢迎。抗日战争期间也一度停刊。因主要负责人为同一批人，故两报有些报道内容完全相同。《京报》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报纸之一。1918年10月5日在北京创刊，邵飘萍主办。1926年4月邵飘萍被暗杀后一度停刊，1928年在邵飘萍夫人汤修慧主持下复刊。1937年7月停刊。《东方快报》创刊于1932年，辟有时代、教育界、晓园等栏目，内容涉及商业广告、简讯、各地新闻等。
（三）法令汇编、年鉴及史料汇编等
国民政府乃至地方各级政府都出版过不少法令汇编、年鉴、政府公报、各种统计等，其中的相关内容可以补充档案材料的记载，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及社会教育的整体状况。
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6年和1937年先后编印了《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和第二辑（商务印书馆）。其中社会教育与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等并列，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北平市政府也编有本地的教育法令汇编。如《北平市教育法规汇编》（北平市社会局教育科，1933），收录了北平市社会教育各机构章程等。这些法令汇编有助于我们了解国民政府以及北平市地方政府对社会教育及民众教育馆的基本政策和规划。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公报比较齐全，查找起来也比较容易，北平地区政府公报也是如此。《北平市市政公报》原名《北平特别市市报》，1928年7月在北平创刊，由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辑出版。它初为月刊，1929年1月改为日刊，期数另起，第65期（1930年9月）改为本名，1946年6月15日再次改名《北平市政府公报》，改为半月刊，设有法规、电文、任命状、公牍、会议录、各局文件汇刊、附录等栏目。内容包括北平市政府的组织形式、人事任免、相关政策法令等，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除北平市政当局出版的公报外，教育行政机关也编有教育方面的专门公报。它们包括《北平教育月刊》、《北平市教育行政周报》、《教育行政周报》等。[3]
此外，教育部编辑出版《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1934）和《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已经编辑出版的一些教育史资料汇编也收有社会教育相关史料。这主要有舒新城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陈元晖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何祥生编的《北京成人教育史志资料选辑》（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3）、陶西平主编的《北京教育志》丛书（北京教育出版社，1995）等。
陶西平主编的《北京教育志》丛书，搜集了民国年间（1912—1949）北京地区的教育相关文献。根据文献内容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教育行政、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三个专题分别出版，即邓菊英、高莹主编的《北京近代教育行政史料》，邓菊英、李诚编的《北京近代小学教育史料》上下册，韩朴、田红编的《北京近代中学教育史料》上下册。其余学前教育、中等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五个专题，因文献数量较少，故并在一起集中出版，即为田红、李诚编的《北京近代中师、职业、学前、特殊、民族教育史料》。
（四）相关著作
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倡导者十分注重理论研究，出版了大量著作。这主要包括：汤茂如著《民众教育概论纲目》（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9）、李蒸著《民众教育讲演辑要》（北平文化学社，1931）、孟宪承著《民众教育》（世界书局，1933）、秦柳方和武葆村著《民众教育》（世界书局，1933）、商致中著《民众教育》（大华书局，1933）、高践四著《民众教育》（商务印书馆，1935）、庄泽宣和徐锡龄著《民众教育通论》（中华书局，1934）、赵步霞编《民众教育纲要》（中华书局，1935）、俞庆棠著《民众教育》（正中书局，1938）、陈礼江著《民众教育》（商务印书馆，1936）、王衍孔著《民众教育的理论基础》（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1936）、邰爽秋等编《民众教育之理论与实际》（教育编译馆，1937）、童暄樵著《民众教育行政》（汉文正楷印书局，1934）、许公鉴著《民众教育实施法》（大东书局，1934）和《民众教育视导》（商务印书馆，1937）、林宗礼著《民众教育馆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6）、赵冕著《社会教育行政》（商务印书馆，1938）、甘豫源和段蕴刚著《民众学校》（商务印书馆，1937）等。
其中，我们尤应注意的是与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及社会教育工作关系密切的学者。李蒸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早年就学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主修乡村教育，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等职，著有《民众教育讲演辑要》一书。
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工作人员也有探讨理论问题的著作出版。崔尚之历任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乡村实验区主任、阅览部主任等职，著有《实验民众教育问题纲要》（豫文印刷局，1934）。他的著作集中反映了北平地区民教馆工作人员对社会教育理论的理解和对具体工作的认识。
（五）各种统计、社会调查及口述材料
本研究以文本材料为主，它的形成难免受到精英阶层观念的影响。因此，研究者对这些材料本身存在的价值取向应当加以注意，不能不加分析地直接使用。王笛指出，在讨论大众信仰、民风民俗等问题时使用的“迷信”、“懒散作风”、“惰性”以及“不良社会风气”，都是当时地方精英批评下层民众的常用语言。他意识到，“我们所看到的大众和大众文化基本上是透过精英的眼睛”[4]。量化分析、调查访谈材料恰能弥补其不足。
对数据统计、图表等材料的分析与归纳是我们进行量化研究最常使用的方法。定量分析可以辅助定性的分析研究，通过可靠的数据分析，可以使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整体状况与走向有更加精确的分析。
中央至地方政府整理出版了相当数量的社会教育统计材料。内容包括各社教机关的数量、工作人员数量、活动经费问题等各种统计数字。这为我们对北平地区社会教育的量化研究提供了有力而直接的材料，有利于我们横向比较各个省市之间的社会教育状况。这主要有：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的《全国社会教育概况》（南京京华印书馆，1934）、教育部统计室编印的《全国社会教育统计》（1934）、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的《全国社会教育概况统计》（南京大陆印书馆，1935）、北平特别市教育局第三科编印的《社会教育》（1930）、北平市社会局第三科编印的《二十一年度北平市教育统计》（1934）等。此外，北平地区其他政府机构编辑的统计类期刊也登载了相关统计材料。这主要有：《北平市教育统计》、《北平市政府统计月刊》等。[5]
可见，与北平地区民教馆及社会教育相关的数据统计材料十分丰富。依此数据制成图表，不仅可以精确地分析民教馆的工作成效与基本状况，还可以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民教馆及社教工作进行比较，凸显北平地区在全国社教工作之中的地位与特色。
民众与基层社会的反应是检验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理论成效的重要标准。档案、期刊、报纸主要反映的还是知识精英与政府层面的认识和看法，依据这些资料虽然可以全面地探讨政府对民教馆工作的规划及民教馆组织结构、工作范围等制度建设的情况，但如果单纯依靠民教馆和政府的报告，很难把握民教馆工作在基层民众与社会取得的实际成效，这就要求我们要同时对基层民众的反应和整个区域社会的情况进行分析。但是，能够直接反映当时下层民众观念的材料十分有限。我们需要借助田野调查与口述史资料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以求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北平民教馆及地方社会的基本状况。
本研究的时段限定在20世纪20、30年代，距离现在时间过久，合适的访谈对象较难寻找。加之调查区域居民的流动较为频繁，北京地区城市建设的进行也使相关遗存保存到现在者较少。这给调查访谈增加了难度，影响了口述史料的深度和广度。幸运的是，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燕大）、北平市政府、清华大学等做了相当细致和深入的社会调查，弥补了此类材料的缺失。
民国学者对北平地方社会状况所做的田野调查，主要有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29）、孟天培与甘博的《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国立北京大学，1926）、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1930）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是近代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重镇。在李景汉、吴文藻等学者的指导下，燕大社会学系的师生在北平地区进行了大量调查。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社会学系学生的学位论文[6]和学术刊物《社会学界》中。这些社会调查资料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北平地方社会的基本状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此外，1949年后，北京地区文史资料收集与整理了大量回忆性材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介绍老北京衣、食、住、行等生活各个方面的书大量出版，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老北京丛书”影响较大。此外，王永斌的《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北京的关厢乡镇和老字号》（东方出版社，2003）等也是这方面较有分量的著作。
这些调查关注的问题恰与社会教育及民教馆工作的重点相应。这为本研究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材料。通过对这些调查报告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知识精英认识民众的角度和社会改造模式的特色。
注释
[1]参见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42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2]根据张蓉《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的不完全统计，1928—1937年各种机构主办的社会教育刊物有37种之多。但是，这一统计应该少于实际数字，仅北平地区就至少有6种直接相关的期刊。
[3]《北平教育月刊》由北平特别市教育局主办，1928年8月创刊，1929年7月更名《教育月刊》，卷数另起，至1930年7月共出版13期。《北平市教育行政周报》由北平市教育局编辑处主办，1931年4月创刊，第1卷第3期更名《教育行政周报》，1931年5月出版，至1932年1月共39期。
[4]王笛：《中文版自序》，见《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北平市教育统计》由北平市社会局第三科主办，1932—1934年出版。《北平市政府统计月刊》由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第一科统计股主办，1934年6月更名《北平市政府统计特刊》，出版至1935年1月。
[6]主要的成果包括：麦曾倩的《中国工厂女工工资之研究》（1930）、牛鼐鄂的《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1932）、郑震寰的《中国民众读物的分析研究》（1932）、张中堂的《一个村庄几种组织的研究》（1932）、潘玉梅的《一个村镇的农妇》（1932）、杨肖彭的《北平梨园行之研究》（1933）、刘志博的《北平印子钱之研究》（1934）、梁桢的《北平手工纺织毛呢业之研究》（1934）、邱雪峨的《一个村落社区产育礼俗的研究》（1935）、张孝訢的《北平会馆调查》（1936）、水世琤的《托儿所的研究》（1936）、田德一的《一个农村组织之研究》（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