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跨国外包基于异质性企业层面的技术溢出
技术溢出是指技术以非自愿方式向外扩散并促进了技术后进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从异质性企业层面分析跨国外包的技术进步效应，就是探讨跨国外包对承接国当地企业作用的微观机制。由于跨国外包通过技术转移与扩散而影响到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因此，本节首先研究跨国外包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技术溢出，然后从价值链治理视角和企业网络视角分析跨国外包的技术溢出机制。
一、跨国外包中的技术溢出类型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企业依靠本地知识溢出是区域创新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由于当地企业与技术前沿存在较大的差距，国际知识的学习和吸收就显得格外重要（Coe and Helpman，1995）。当地企业通过承接跨国外包可以获取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弥补本地知识的不足或缺陷，进一步挖掘出自身的禀赋和能力，最终实现自主创新。跨国外包中的技术溢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显性知识指的是以语言、文字、图形工具表述的知识，能够编码而且可以通过正式而系统的语言进行表达或传输（Krogh and Roos，1996）。隐性知识包括信仰、隐喻、直觉、思维模式以及技术诀窍等不可编码、难以通过规范化和系统化语言表述的知识。在知识的转移和扩散中，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扩散的媒介或路径是不同的。其中，显性知识通过人员交流或文本、图纸等非人员交流实现转移。隐性知识转移可能通过人员交流、团队接触以及工作地点的再定位三条路径实现（Rebentisch and Ferretti， 1995）。上述三条路径都体现了在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过程中才可能实现隐性知识的传播。
在跨国外包体系中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溢出是同时发生的。由于代工生产是按照跨国买家提供的图纸、技术参数进行生产的，所以通过跨国买家的技术文本就发生了显性知识的转移。此外，为了完成跨国买家的订单，当地企业需要进口高技术的中间产品、设备以及工艺，它们中所蕴含的显性知识也会向当地企业转移。更为重要的是，难以转移和模仿的隐性知识也会发生转移。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企业在最初嵌入全球价值链时技术水平低下，产品质量难以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所以跨国买家会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对当地企业进行指导，或主动向当地企业提供其不了解的国际最新的技术工艺，在长期合作的跨国外包网络中，跨国买家还会将技术图纸中所包含的技术诀窍甚至商业秘密向当地企业传播。
（二）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
从知识的具体形态来分，跨国外包转移过来的知识包括了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技术知识是企业在认识和改造周围环境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处理、使用和制造有用物品的能力。李永红（2009）将技术知识分为技术结构知识和技术功能知识。其中，前者涉及技术人造物的结构属性，而后者与如何成功使用人造物相关联。瑞里斯（Vries，2005）把技术知识分为四类：关于人造物的功能实用性的技术知识；关于人造物的特性的技术知识；关于人造物的实用性与特性的关系的技术知识；关于过程的技术知识。在跨国外包体系中，跨国制造商拥有核心技术，特别是难度大、难以模仿和复制的技术。跨国买家为当地企业开展的技术培训、技术训练等使得技术知识在当地企业内部传播。跨国买家还会通过操作演示、典型示范、经验积累等隐性知识流动的途径加深当地企业对显性技术知识的理解。
市场知识是嵌入企业营销活动中的知识，包括了认识市场、开发市场和满足市场的知识。市场知识是产品开发管理、顾客关系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的集成知识，具体而言，涉及市场调研、渠道运作与管理、产品设计和市场信息系统构建等多个方面。李和卡拉通（Li and Calantone，1998）还提出了市场知识能力的概念，他们认为市场知识能力是企业在对市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通过集成、转化等过程而产生新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将最终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与技术知识不同的是，市场知识一般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经过若干次试错后的经验总结。因此，市场知识大多属于非编码的、难以传递的隐性知识。在跨国外包体系中，跨国采购商的核心竞争力就体现在掌握了独特的市场知识上，比如拥有知名品牌、庞大的销售网络、完善的物流配送系统等。由于市场知识难以传播，当地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取上述市场知识。
二、跨国外包技术溢出的微观机制
该部分我们将从跨国买家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跨国外包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机制。研究从两个视角展开：第一，从企业网络视角，将两者视为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网络组织，研究网络组织中的强弱关系、结构洞对技术溢出的影响；第二，从价值链治理的视角，研究市场距离型、均衡网络型、俘获型以及层级型四种价值链治理方式中技术溢出强度的差异。
（一）企业间关系与跨国外包的技术溢出机制Ⅰ：企业网络视角
跨国公司将产品生产制造环节交给了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它们由此建立了网络化的生产销售关系。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市场交易关系，而是在契约、互信的基础上，在长期交易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网络关系。本章将利用社会网络理论从社会资本、网络关系、结构洞等视角研究技术溢出的实现机制。代工生产形成的网络关系具有如下几个特性。
1.跨国公司与代工企业之间是强关系
强关系与弱关系网络在社会学中原指的是由亲属或亲密朋友组成的关系网络。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提出用关系的时间量、情感紧密性、熟识程度以及交互服务来反映强弱关系，如果关系持续的时间长、感情较深、关系亲密、互惠交换多的就是强关系，反之为弱关系。经济学意义上的强弱关系指的是网络组织成员之间合作与联系的紧密程度。在资源传递、信息分享的过程中，弱关系更为重要，因为强关系中行动主体之间因知识结构、经验和背景等方面极为相似，获得的是大量重复信息，而弱联系则可传递多种非重复信息，更有利于增进网络价值。
在外包生产体系中，跨国公司与代工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非常密切，属于强关系。这是因为代工企业的生产设备、技术装备往往只是为跨国公司某类产品而购置的，而且代工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不具备产品设计能力、产品更新换代能力，也没有海外市场的销售途径，更没有自有品牌，因此，代工企业在技术、信息、市场等方面依赖于跨国公司，并主动与其结成强关系。
2.跨国公司占据结构洞
根据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的解释，结构洞就是“非冗余联系之间的分割”。在图3—3中，A、B、C、D之间均存在联系，任何一方都可以与其他行动者建立直接联系，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占据结构洞，每个成员获得的信息都是对等的、重复的，任何一方都不具有相对的优势。在图3—4中，1与2、3、4分别建立联系，而2、3、4之间却没有直接联系，它们必须通过1才能与对方建立联系，因此，1占据了3个结构洞，而其他三个成员却不占据结构洞。网络成员占据的结构洞越多，就越靠近网络中心位置，在行动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获得更多的非重复信息，并具有保持信息和控制信息这两大优势。如果不占据结构洞，网络成员的地位是对等的，任何一方在行动中都不具有优势。
外包生产的网络关系是如图3—4所示的情形，跨国公司1占据3个结构洞，而代工企业2、3、4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均不占据结构洞。
图3—3 外包网络关系
图3—4 信息均等的网络关系
在跨国外包生产体系中，网络关系的构建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国公司是将许多关系紧密的结点联结在一起的桥梁。如果失去了跨国公司的订单，外包网络也就不存在了。例如，拉美国家的一批服装代工企业曾为美国做贴牌，当邻近国家的通货贬值之后，美国买家就迅速地将订单转移到价格更低的地区了，外包网络关系在当地自然也就随之崩溃。尽管代工企业之间也存在私下的交流，均拥有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本，但是它们之间交往所获取的只是重复的、同质化的信息与知识，不能通过网络组织以及代工企业之间的互动获取技术前沿信息，也不能得到关键技术及尖端技术人员，而这些往往是创新所必须具备的。
跨国公司与代工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决定了技术溢出实现的机制，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1）网络关系与技术溢出。网络成员之间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不仅反映了它们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联系影响到了知识的吸收与分享。首先，网络关系越密切越有利于知识分享。网络提供了知识分享的平台，有利于网络成员在知识、技术等方面相互结合、相互学习。知识分享使网络成员获取共有知识，这些知识是网络成员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通常很难被外部竞争者模仿，是网络成员创新的知识基础。其次，网络强关系有利于成员获得互补性资源。在创新过程中往往需要不同类型的技术和知识，特别是在技术复杂的创新中，仅仅依靠内部的知识是不够的，行动者迫切需要外部的知识和信息，而这些知识往往归不同的企业所有。当高昂的交易费用使得购买这些技术几乎不太可能时，通过网络关系获取技术就是一个可行方案。再次，网络强关系有利于知识的溢出与扩散。强网络联系代表行动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集中的和相对密集的接触，它们之间的反复沟通、会晤有利于契约的签订与履行，进而便利了信息交流，在接触中将知识和经验扩散出去。因此，网络中的企业不仅可以通过合作者而且还可以通过合作者的合作者获得知识。
弱关系代表了新的信息来源，尽管与成员的关系不如强关系紧密，但是它是网络成员获取外部信息的重要渠道。弱关系对创新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网络成员的强关系数量，如果一个成员仅拥有少量的强关系，那么通过弱关系获取的外部信息就比拥有大量强关系的成员多。如果成员建立了较多的强关系，那么在对新信息的吸收方面以及对强关系的反应方面会受到很大的约束，反应也会较为迟钝，而且有着很多强关系的成员也不太可能像强关系少的成员那样迅速地增加新知识。
在跨国外包生产网络关系中，跨国公司与代工企业之间是密切的网络关系，然而，代工企业却不能利用网络强关系获得持续的技术溢出。这是因为代工企业不具备与跨国公司相互交换的互补性知识，它们之间的强关系网络中不存在知识分享。此外，代工企业虽然可以通过与跨国公司的人员交流、对口指导等途径获得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但是溢出效果如何则取决于代工企业能否进行有效的消化吸收，而消化吸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企业内部R&D投入的影响。代工企业仅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用，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R&D，消化吸收能力不足，难以破解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
（2）结构洞与技术溢出。根据伯特的结构洞理论，占据结构洞能够获取不同的信息流，最大化结构洞的范围或者最小化联系的“冗余”是构建有效的、信息丰富的网络组织的重要内容。随着结构洞数量的增多，网络成员的信任程度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网络中知识的分享。在成员之间以相互竞争方式构成的封闭网络关系中，机会主义行为是网络的最大威胁，如果结构洞少，成员联系紧密，那么信息可以在成员之间快速扩散，有利于降低机会主义行为，最大化网络收益。而在开放式的网络中，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结构洞越多，就越有利于创新，这是因为开放式网络中成员之间依赖于正式契约，即制度、法律来约束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保证网络关系能够存在下去，而不像封闭式网络是以信任、规范、社会网络等关系契约为纽带。在开放式网络中，掌握较多的结构洞能够获得不同的信息流，不断地扩大结构洞的范围是网络的效率所在。
在全球外包生产体系中，跨国公司与代工企业是通过外包订单联系在一起，如果跨国公司将订单转移到其他国家或者企业，那么原先的网络关系就不存在了，但在新的区域跨国公司又与当地代工企业建立起了新的网络关系。因此，网络成员存在动态特征，网络关系以签订外包契约为基础，属于开放式网络。然而，在跨国公司主导的网络关系中代工企业不占据结构洞，无法利用结构洞获得持续的技术溢出。（1）代工企业与国内上游设备制造业缺乏必要的联系。代工企业的生产设备以引进国外设备为主，它们在赚取的微薄利润中还要拿出很大一块用于技术与设备的更新，以不断地满足跨国公司的要求。引进国外设备的后果不仅使代工企业陷入几乎无利可图的境地，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上游的本土设备制造产业因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难以实现技术创新。（2）代工企业与其下游的销售环节也缺乏必要的联系。由于代工企业的生产任务完全是由外包订单所决定的，因此其产品结构与国外的需求结构相匹配，但这种产品结构在短期内却很难适合国内的消费需求。于是，代工企业就会紧紧盯住国外市场，而不关注国内市场，也不会花力气培植国内的经销商、代理商。（3）代工企业与其分包厂之间尽管存在结构洞，但层层的分包关系，使代工企业滋生了相互模仿的惰性，而难以激励创新。比如打火机代工企业接到外包订单后会将生产任务外包给规模更小的工厂或者将打火机配件的生产外包出去。一层一层的分包降低了产业进入壁垒，使得大批小企业得以进入，这些小企业的技术基础薄弱，以模仿为主，由此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也降低了。
（二）企业间关系与跨国外包的技术溢出机制Ⅱ：价值链治理视角
汉弗雷和施密茨（2002）指出，全球价值链有四种治理方式：市场距离型、均衡网络型、俘获型以及层级型。不同治理方式下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程度也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市场距离型指的是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关系是基于市场契约，当地企业同样拥有核心技术和竞争优势，并不存在对跨国公司的依赖，它们之间仅仅是因为专业化分工而组成外包生产网络。在这种治理方式下，双方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双方之间的技术差距可能并不大，因此，技术溢出的可能性较小。换而言之，在市场距离型治理方式中，当地企业可能不再通过技术溢出获取先进技术，而主要依靠自身的技术创新来获取持续的竞争力。
在均衡网络型治理方式下，当地企业可能不具有先进的技术或者核心知识，但是能够与跨国公司形成优势互补关系，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在这种治理方式下，由于跨国公司与当地代工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势差，所以技术溢出有实现的可能。当它们之间的产品或技术相同或者替代性较强时，竞争就出现了，反之，当它们的技术或产品互补性较强时，合作力量将超过竞争力量。不论在何种状态下，双方均会密切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这种关注必然导致全方位的技术溢出。比如，当地企业要不断地分析国外产品，技术人员也要时常模仿、学习新技术。
俘获型网络与前两种完全不同，主要表现在当地企业对跨国公司存在着市场、技术或管理等方面的依赖，当地企业完全受制于跨国公司。当地企业没有核心技术，也没有自主品牌，完全按照跨国公司提供的订单生产。在接受跨国外包的初期，由于当地企业在技术、设备、管理等方面不能满足国外的要求，跨国公司往往会为代工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包括劳动力培训、技术咨询与服务、国际市场知识等方面的支持。同时，代工企业如果不进行技术能力的提升，产品达不到跨国采购商的要求，可能就会被淘汰出价值链。因此，代工企业一方面需要跟踪上游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发展，及时更新设备，提高产品的工艺水平；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学习，掌握国外技术要领。在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代工企业在成长初期技术能力是上升的（刘志彪，2007）。但是，当我国代工企业谋求由单纯的生产制造向技术创新、市场开发转变，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时，却遇到了相当大的阻碍，难以实现功能升级或链升级。
层级型治理方式是跨国公司通过FDI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并以垂直一体化方式控制子公司的生产运行。由于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存在着产权上的所属关系，跨国公司不用担心代工企业存在着“搭便车”或者“敲竹杠”等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在技术知识、技术诀窍方面都不会保留，此时，技术溢出效应可能是最大的。
图3—5描绘的是价值链治理方式与技术溢出之间的关系，纵轴包括了交易协调成本和技术溢出效应。理论上而言，在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控制程度越高的价值链中，它们之间的协调成本相对越低，反之越高；随着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控制程度的提高，当地企业获取的技术溢出程度也随之增加。从图中可以看出，市场距离型治理方式和均衡网络型治理方式中，双方之间存在较高的交易协调成本，当地企业获取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小。俘获型治理和层级型治理方式中，由于跨国公司能够直接控制当地企业的生产、技术与市场，双方的交易协调成本较低，当地企业获取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大。
图3—5 价值链治理方式与技术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