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克林顿和“政治化”的科学

在《卫报》发表这份公开信之后没几天，像英国皇家学会这样权威的研究机构也加入了这场论战。英国皇家学会宣布要重新审查普斯陶伊的证据。1999年6月，学会发表公开声明，称“普斯陶伊的研究在设计、执行和分析方面漏洞百出，因此无法从中得出任何结论”。

享有三百年盛誉的著名研究机构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普斯陶伊的信誉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但是皇家学会对普斯陶伊的评价也被公认为是一种政治诽谤，这种评价败坏了皇家学会的声誉。后来的同行评议揭示出皇家学会的结论是从不完整的数据中得出的。更有甚者，皇家学会拒不透露审查者的名字，这使得一些批评者抨击皇家学会的这种做法，认为它让人们想起了现代早期英格兰的星室法庭。

举世闻名的英国皇家学会也参与了进来。

安德鲁·罗厄尔的调查揭示，皇家学会和英国下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同在5月18日那天发表类似的谴责，这都是布莱尔政府对这两个机构施压的结果。

布莱尔政府甚至还成立了一个秘密的“生物技术宣传组”发起宣传攻势，反击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媒体。“普斯陶伊辩论”威胁到了能给英国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转基因商业化农业的未来。

皇家学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对普斯陶伊的科学诚信发起攻击后的第三天，布莱尔的“内阁推手”杰克·卡宁安在下议院声明：“皇家学会本周令人信服地对某项针对马铃薯的研究结果及其错误解释做了澄清，认定其纯属误导。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项证据能够证明在我们国家销售的任何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为了使他“代表”布莱尔内阁所传达的信息明确无误，他补充说：“生物技术是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的令人欢欣鼓舞的领域，为我们生活质量的改善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后来公开的文件显示布莱尔内阁内部在转基因生物的安全问题上分为两派，一些阁员建议对转基因生物的潜在健康风险做进一步的研究，但他们很快就缄口不言了。内阁任命卡宁安来负责政府转基因农作物的方针政策的制定，领导生物技术宣传小组，这个名称能使乔治·奥威尔退避三舍。

如何才能解释詹姆斯所长和罗伊特研究所态度上180度的大转变呢？唯一的答案就是政治压力。

精神上几近崩溃的普斯陶伊花了五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心脏病发作，才搞清楚他在电视上露面48小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细节。他的发现揭示了转基因农作物政治的阴暗面。

很久以后，普斯陶伊才终于把发生的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事件拼成一幅完整的图像。

普斯陶伊在罗伊特研究所的几个已经退休（因此不怕丢掉饭碗）的同事私下告诉普斯陶伊，詹姆斯所长曾经两次接到布莱尔首相亲自打来的电话。布莱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一定要让普斯陶伊闭嘴。

詹姆斯害怕失去国家的财政支持及发生其他更糟糕的事情，决定让他以前的同事充当牺牲品。然而，这个关系链条并没有到布莱尔就停止了，普斯陶伊还听说布莱尔最初是接到了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打来的一个警告电话。

布莱尔的亲密朋友和政治上的引路人克林顿让他确信，转基因商业化农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巨大的正在增长的价值可观的产业，布莱尔可以依托这个产业使英国的制药及生物技术巨头处于领先地位。不仅如此，布莱尔积极推广转基因生物，其目的是为他1997年名为“重塑不列颠”的竞选活动获得成功铺路。英国人都知道，克林顿一开始就让布莱尔相信转基因植物将是通向新的农业工业化革命的必由之路。

克林顿政府当时正斥资数十亿美元推广转基因作物，将它作为引领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技术。克林顿的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当时声称，他们的目标是使20世纪90年代成为“对农业生物技术产品进行成功商业化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后期，生物技术转基因公司的股票在华尔街股市扶摇直上。克林顿绝不会允许苏格兰的某个科学家破坏他的计划。显然，克林顿的好朋友布莱尔也不允许。

普斯陶伊之所以能得到最后一片拼图，还要感谢他以前的同事罗伯特·奥斯科夫教授提供的信息，他是一位在罗伊特研究所工作了三十三年的著名营养学家，也是在那个时候离开罗伊特研究所的。他告诉普斯陶伊，一位罗伊特研究所资深的同事告诉他，要求解雇普斯陶伊的第一通电话是从孟山都打来的。

孟山都把“普斯陶伊这个麻烦”告诉了克林顿，后者转身就告诉了布莱尔。布莱尔接着又告诉了罗伊特研究所的所长菲利普·詹姆斯。24小时后，普斯陶伊博士就被扫地出门了，还不许他谈论他的研究和与他以前的同事交往。

奥斯科夫的信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如果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一家私营企业只需随便打个电话就能让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行动起来，为它的一己私利服务。孟山都一个电话就可以毁掉世界著名的独立科学家的声誉，这给学术自由和科学独立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对转基因作物在全世界的扩散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