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地图学的起源
G.马尔科姆·刘易斯（G.Malcolm Lewis）
成一农 译
可以认为在大脑和文化共同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相当早的阶段，人类就已经产生了制作地图的需求。在基因突变创造了新的潜力的同时，文化应当赋予了那些能够最好地进行特定的智力和机械活动的个人和群体以优势[1]。在某个特定阶段，这将赋予人们构建关于他所在的世界的空间方面的信息以及将其与他者进行交流的优势。与临时构建的如叙事等的可以——以语言或者音乐的方式——按照一种时间先后顺序传递的信息不同，空间信息应当不容易通过人类最早的交流方式传递。话语和音乐既持续时间短暂又是按照顺序的，姿势和舞蹈也是如此，尽管它们可以是二维的，或者在最好的形式中是三维的。然而，一旦交流的图形形式在旧石器时代晚期（Upper Paleolithic，大约4万年前）出现，那么它们不仅有着更为持久，而且是二维或者三维的优势。因而，正是从这些图形形式中，才首次在空间结构化的图像中出现了表达和传达有关世界的信息的手段。尽管作为一种交流方式的优势应当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图制作几乎都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与图形表达的形式基本不存在差异。确实，尽管在世界其他地区，在大约3000年或者更久之前，它开始成为一种独特的实用艺术，但在某些土著社会中，其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在那些甚至在成年人中，认知发展在前运思（preoperational）阶段就终止的文化中，地图学似乎保持着未分化的状态，其以空间的拓扑结构为特征。那些成年人开始表现出可操作的认知方式的社会，也是首先开始形式化投影几何和欧几里得几何的社会，而正是在这些社会中，地图学最早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实践艺术而出现。
传递现象和事件之间的空间联系的信息的能力，以及以讯息的形式接收这类信息的能力，已经在智人（Homo sapien）出现之前很久的一些动物中有着很好的发展，尽管它们的讯息传递系统是由基因决定的，并且因而通过心理的反映或者通过群体的互动都是无法进行修改的。在过去的4万年中，这些动物的进化远远没有像人类那样快，我们可以认为它们的交流方式过去与现在是一样的。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地图绘制过程的例子。大部分涉及环境的气味标记并要求接受者在区域之内[2]。在某些方面，领地内的气味标记与人类使用标记去标明那些不存在地图的边界的方式是近似的。还存在一些用于向外部的接受者交流关于环境的空间结构的信息的动物系统，但是这些系统在时间上是短暂的，缺乏人工制品的相对永久性。最为著名的就是蜜蜂在归巢时所跳的圆舞和摇摆舞，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向蜂巢的其他成员标识被发现的蜂蜜的方向以及距离[3]。
尽管这个例子可能被作为特例所忽略，但“非常可能的就是，我们尚未了解许多动物的专门语言”，正如约翰·邦纳（John Bonner）所说，因为“每个例子都非常类似于破译密码，并且很少有人在这方面有着天赋”[4]。迄今为止，所有被破解的用来向物种的其他成员传递一幅“地图”的动物的机制都是通过基因继承的。结果，它们是不能被改编的，而且可以一种尽管可以被（至少被较高等动物）记忆，但除此之外无法存储的形式传递。智人（Homo sapiens）在空间意识的概念和交流能力方面与众不同。
类似于所有动物，4万多年前的早期智人比至少绝大多数动物都更具有移动性。人群在一个本质上二维的空间中的迁徙有着众多的原因，搜索或逃避各种各样的对象、条件、过程和事件。对世界的意识涉及因为其新颖而对其进行监视——针对时间上无法预料的事件，以及空间中的意料之外的对象和条件，它们可能构成危险或提供机会。在无论哪种情况中，它们都必须引起注意。超出其他的灵长类并且远超其他动物，早期智人良好的视力，为发展与这些危险或机遇相关的空间思维模式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感官基础。与生活在森林中的大多数灵长类不同，生活在草地的早期智人有着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觉世界。生存涉及制定策略，以实现同时通过视觉来进行预期和通过自我掩饰来实现庇护[5]。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的就是，“空间化”可能是“意识中最早和最为原始的方面”，正是因为如此，诸如距离、位置、网络和区域等的空间属性持续渗透到人类的思想和语言的众多其他领域中[6]。
不同于现代的科学意识，其寻求秩序和规律，早期智人的意识，聚焦于世界的不规则上，以及聚焦于不确定之上，而不是聚焦于确定性之上[7]。意识应该构成了“将当前的感知输入投射到心理屏幕上的一种再现形式”，因而对于未曾预期的和未曾预料的情况保持一种连续的警觉状态[8]。然而，生存与成功并不仅仅依赖于个体的意识和反映。它们还依赖于个体之间以及社会内部的合作，个体之间和群体内部进行交流的能力，储存和传输信息的能力，以及以讯息形式对其进行解码的能力。因此，语言的多种形式的发展——包括那些用于交流空间信息的形式——确保了社会的产生，以及将其积累的文化传给了后代。
早在距今40万年前，早期智人（如北京人）已经有能力群体追寻猎物，并且在捕捉和捕杀大型动物时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行动。这些活动包括偶尔的劫掠、系统的搜索，以及偶尔从已有领土迁移到他处（与其他物种循环往复的迁徙是不一样的）。这种能力部分是因为一些缘由，但部分是智力和社会发展的结果。随着改变行为以适应特定情况的能力，以及与他人交流和协作能力的提高，狩猎的成功率将进一步增加。
两者都涉及智力和学习能力的巨大增长。早期智人发展出了四种重要的心智能力，这些可以被看作最终获得地图绘制技能的必要条件。第一，可以延迟本能的反应以便暂停探索的能力；第二，存储获取的信息的能力；第三，抽象和概括的能力；第四，对被进行了如此处理的信息，进行所需要的反应的能力。在狩猎时的共同努力，尤其涉及编码信息以及在人与人之间迅速和有效地对其进行传递的能力。语言（姿势、图形以及口语）是确保这一点成为可能的工具。不同于其他较高等灵长类的“此地和此时”的语言，人类的语言已经开始将“时间和空间中的事件编制在一个由语法和隐喻控制的逻辑关系网中”[9]。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观点，即“我们语言的局限意味着我们世界的范围”，依然是有道理的[10]。可以进一步说，语言的起源与人类空间意识的增长紧密相关。构成原始口语基础的认知模式必须具有相当的空间成分。并非所有消息在内容或表现形式上都是空间性的，不过很多应当都是如此，并且这些应当有助于提供语言的结构的和功能的基础。有人认为，这些基础有助于促进
用路线和位置的呈现顺序进行构建的能力……一旦原始人类为地点、个体和行为提出了名称（或者其他符号），那么认知的地图和策略应当为制作和理解这些符号的顺序提供了基础……被共享的类似于网络的或层级的结构，当通过发出声音的或者姿势的顺序外部化的时候，可能因而提供了语言的结构化的基础……在这一方式中，认知的地图可能已经在原始人类的智力革命中成为一个主要因素……认知的地图提供了构成话语的复杂序列所必需的结构。然后用于将它们整合起来的名称和平面图，使得符号信息不仅可以在个人之间传递，而且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11]。
提出的一种相关的方法就是通过对人类空间认知的现代研究。这一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并且现代土著居民的空间意识可以用来帮助阐释史前的地图绘制，从而解读地图学起源的问题。例如，克里斯托弗·哈尔派克（Christopher Hallpike）等研究者，追随着思维发展的皮亚杰学派（Piagetian school），已经确定了主导原住民空间思想的空间概念的一个列表[12]。这由内与外、中心与边缘、左与右、高与低、封闭与开放、对称与不对称顺序的对立概念组成。“边界”是另一个重要的空间概念。顺序是“基本的拓扑结构，与欧几里得或投影的不同，并且与自然环境的具体物理特征有关”[13]。这里，我们也有着认知地图的证据，而认知地图是以物质形态出现的地图的基础。
正是在广义的语言的发展中，将找到地图绘制的起源。对这一发展至关重要的应当就是超越了仅仅模仿水平的教导以及可以表达关系的交流系统的出现。在后者中，听觉系统（口语和音乐）是短暂的，仅限于时间维度[14]。因此，它们成为交流空间信息的最不有效的手段。在交流的视觉系统中，姿势和舞蹈，尽管是暂时的，但它们本身就是空间的三维形式，由此在向在场的和在传播的时间范围内的群体成员传递一幅“地图”时更为有效。绘画、模型、象形文字和标记，至少潜在的是三维的，但具有将即时性与更好的持久性相结合的额外优势。正是从这种用于交流的视觉系统的群体，地图学，以及其他图形图像，最终作为语言的一种专门形式出现。
这些人类交流系统的发展的相对速率和出现的顺序都没有被记录下来。然而，将心理地图与作为图形呈现的它们的专业表达联系起来的一个可能的关键阶段，可以在对姿势的使用中发现。戈登·休斯（Gordon Hewes）谈到，姿势可能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达到了其应对文化现象的能力的极限”，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获得了新的生命，并且因而素描、绘画和雕塑应运而生”[15]。姿势和存在时间很短的图形仍然被用于弥合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裂隙，并且它们有时是首选，或者也可以用作口语的辅助，尤其是作为交流具有位置信息的一种手段。在人类学文献以及从15世纪开始的欧洲人的探险与发现的文献中，有着土著民族用作沟通方式的姿势的丰富例证，这些土著居民中的很多仍然基本遵循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生活方式[16]。姿势经常被描述为已被用来征集或传递有关未知土地（terra incognita）的信息。在这些情况下，欧洲的询问者和本土的受访者都倾向于使用素描地图，并且偶尔是结合了姿势的舞蹈。
姿势和简单的地图绘制之间的联系也可以在象形文字中找到。与音节字母文字不同，象形文字不是单线性的，并且很容易适应于表示事物和事件的空间分布[17]。大多数早期民族使用某种形式的象形文字、符号，部分来源于正在被呈现的对象，部分来源于相关的姿势。而且，在保存下来的历史时期土著民族制作的地图中，姿势通常是图像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一只有着伸出的食指的手掌被用来指示方向。在其他情况下，使用一排蹄印或人类的脚印来显示沿着它的路线和移动的方向[18]。
这样的现代的类比显然有着一些暗示，但它们并不是永久性的实物地图可能的产生方式的决定性指标。研究者面对的障碍就是，姿势和短暂的图形的证据——正是由于其性质——没有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保存下来。因而，人们可能期望在更为永久性的艺术形式——尤其是在欧亚大陆中纬度地带旧石器时代早期社会的岩画艺术和可移动的艺术中——找到地图的最早的证据。然而，就像在行为学中，将动物的信号翻译为人类语言时必须要谨慎，因此，在处理史前艺术形式时，在将特定含义或功能赋予图案、纹理、符号或颜色之前，必须格外小心。而且，对地形信息本身的地图绘制对于早期人类而言几乎肯定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实践意义。然而，地图绘制可能有助于实现在现代行为疗法中被称为脱敏作用的功能：通过重复呈现所担心的东西来减轻恐惧[19]。以地图形式将所谓危险的未知地区呈现为熟悉的领土的延伸，很可能有助于减轻对外围世界的恐惧。相似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人类非常关心死后的命运，而宇宙志地图也许会减轻对死后的恐惧。由于早期的宇宙志和宗教也与更为依据经验的天文学相关联，所以认为天体地图可能出现得很早，这是合理的。对于地图学史家来说，困难不在于迎合这样的想法，而在于找到明确的证据来支持它们，并且从而能够从推测和假设转向更牢固的学术基础。
[1] Charles J.Lumsden and Edward O.Wilson，Promethean Fire：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of Min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1-21.
[2] 例如，在明尼苏达州东北部的狼大致每三周一次巡视它们100—300平方公里的领地，沿着固定的路线以固定间隔留下它们的气味标记，尤其集中在路线的结合处和它们领地的边缘附近。Roger Peters，“Mental Maps in Wolf Territoriality，” in The Behavior and Ecology of Wolves：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Behavior and Ecology of Wolves Held on 23-24 May 1975 in Wilmington，N.C.，ed.Erich Klinghammer（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 STPM Press，1979），122-25.
[3] Karl von Frisch，The Dance Language and Orientation of Bees，trans.Leigh E.Chadwick（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4] John T.Bonner，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in Animal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129.
[5] Jay Appleton，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New York：John Wiley，1975），73.
[6] Julian Jaynes，The Origins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6），59-61.时间，早已被用空间术语进行了描述。我们不知不觉地在不引起混乱的情况下，尽管是隐喻地，谈论了遥远的过去，时间点，以及前进的道路。我们的人生蜿蜒曲折，与他人的生活路线不同，并且有着转折点。我们定位问题的所在，并且有着不同的感兴趣的领域。我们的思想有着它们的区域和边界，同时我们的生活有着圈子。不太常见的是，我们通过时间的术语来描述空间的各个方面以此来扭转隐喻的过程。旅途需要几分钟、几小时或几天。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且可能从人类意识的产生开始，“现在不存在的东西似乎比只是在这里不存在的东西更不真实”：Alan Robert Lacey，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6），204。因此，我们绘制了迄今为止的进度，规划了我们的职业生涯，且绘制了我们的生活。
[7] 有趣的是，大约4万年后，为了构成一条信息，而信息必须包含对于接受者而言有着一定程度的出乎意料，这一想法被数学家用来将其定义为一种可以准确量度的商品。
[8] John Hurrell Crook，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35.
[9] Crook，Evolution，148（note 8）.
[10] 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trans.D.F.Pears and B.F.McGuinnes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1），para.5.6.
[11] Roger Peters，“Communication，Cognitive Mapping，and Strategy in Wolves and Hominids，” in Wolf and Man：Evolution in Parallel，ed.Roberta L.Hall and Henry S.Sharp（New York and London：Academic Press，1978），95-107，esp.106.
[12] Jean Piaget and Bärbel Inhelder，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Space，trans.F.J.Langdon and J.L.Lunzer（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6）.Christopher R.Hallpike，The Foundations of Prim-itive Though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285.也可以参见James M.Blaut，George S.McCleary，and America S.Blaut，“Environmental Mapping in Young Children，”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2（1970）：335-49。
[13] Hallpike，Foundations，285（note 12）.
[14] 信息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在Abraham Moles，Information Theory and Esthetic Perception，trans.Joel E.Cohen（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6），7-9中有所讨论。
[15] Gordon W.Hewes，“Primate Communication and the Gestural Origin of Language，” Current Anthropology14，nos.1-2（1973）：5-24，引文在11。
[16] Hewes，“Primate Communication，” 11，especially n.7（note 15）.
[17] 在书面汉字中，用于表示地图的汉字（和图示），其本身就是一个高度风格化的地图。这表明地图绘制和地图，在书写的最终发展之前就作为独特的活动和产品出现了，其在中国通常被认为是在距今2800年前就达到其现在的形式。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Vol.3，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1959），498.
[18] 在青铜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岩画中，足迹也成对出现或单独出现，但在这里它们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参见H.R.Ellis Davidson，Pagan Scandinavia（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67），54-55。在古代墨西哥南部的米斯特人的图像作品中，人类的脚印或包含脚印的一个条带通常表示一条道路：参见Mary Elizabeth Smith，Picture Writing from Ancient Southern Mexico：Mixtec Place Signs and Maps（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73），32-33。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他们的象形文字的地图上区分了人类的足迹和不同种类动物的足迹：参见Norman B.Tindale，Aboriginal Tribes of Australia：Their Terrain，Environmental Controls，Distribution，Limits and Proper Names（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fig.33。
[19] Julian Jaynes，“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280（1976）：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