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云浮基层治理的主要措施
进入21世纪，云浮市云安县的广大农村地区仍是一副贫困落后的面貌，为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地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权责利不对等诸问题，变“向上对应”为“向下适应”，以“向下”为核心，从理念、资金、权力、服务、考核等方面重塑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闯出了一条“共谋共建共管共享”的社会管理新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行列中“领先一步”，具体包括五个方面。
一 理念向下，树立基层社会治理新共识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形成了“重管制轻服务”“重经济轻民生”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利益和观念分化带来了新的基层治理问题。2008年云浮市委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城乡发展，重视社会建设和人居环境改造，但实践中面临社会建设和人居环境改造缺乏共识、缺乏资源、缺乏动力、缺乏保障等问题。在这一问题倒逼下，云浮市的主政者眼睛向下，发现基层和群众中所蕴含的动力和资源，提出“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行动”，不再仅限于解决美好环境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问题，而是分析基层社会产生问题的根源，寻找问题产生的规律性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设立新的社会建设目标，进行积极治理。由过往政府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管理转变为政府、社会与群众共同治理，强调“共同性”，同时充分考虑地方社会的结构差异，注重挖掘社会内部多元主体的活力，通过情感、命运、权责、利益等联结重构新型社会关系，将市场经济下具有独立利益的“你、我、他”合为“我们”，将政府与群众“你是你，我是我”变为“我们一起”。
二 资金下移，优化基层财政资源配置格局
2006年全国废除农业税后，乡镇政府失去向农村征收税费的合法性，在镇村两级形成“保障部分、自筹解决”的财政格局，基层地方出现“无钱办事、无力办事”的社会管理困局。[44]为此，云浮市云安县按照“保障基本、实现共赢、注重激励”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县级财政体制。在明确县镇村权责关系的基础上，优化配置财税资源、利益资源、政策资源。在财税资源分配上，通过全额保障基本经费、县级财政直补、提供专项资金等方式，保障镇村两级有效运转；在利益资源分配上，合理划定项目合作主体的占比份额，促成权力主体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共建共享；在政策资源分配上，注重发挥“以奖代补”等政策资源的激励作用，以此调动镇村干部、市场主体、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实现县乡村三级关系的协调与整合，夯实了基层治理体制创新的物质基础。
三 权力下放，建设简约高效的乡镇管理体制
乡镇政府是“层层加码”体制的最底层，是“层层追责”体制的最终端，是各种任务项目的一线实施者，是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最前沿，权小事多人少责任大常常让基层干部感到“无能为力”。云浮市云安县基于乡镇权责现状，结合乡镇大部制改革经验，以“配强、重责、放权”为原则，大力推行以“权力下放”为核心的强镇扩权改革，通过下放事权、财权与人事权等“三大权力”，扩大乡镇社会管理权力，落实乡镇财权，增强乡镇人事权，努力破解“职权不对称，权责不明晰”的乡镇施政难题，充分体现了中央顶层设计、地方施策和基层探索的融合，设计师、工程师、施工员三位一体，为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借鉴经验。
四 服务下沉，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进入21世纪，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是人民群众需求增多，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服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需求层次多样，人民群众不仅是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为此，云浮市云安县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履行功能职责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走好党的群众路线，通过搭建“三农”服务平台、购买专业化社会服务、健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推进数字乡村治理等方式，着力提升基层治理的社会化、专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公共服务“下乡、进村、入户”。
五 考核下移，创新基层干部管理制度
在传统政绩观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唯GDP马首是瞻”，往往偏重经济增长的数量与速度，出现治理锦标赛、面子工程、表海战术等异化的应考行为，严重危害干群关系。为此，云浮市云安县大力推进干部考核制度改革，以“人的现代化”为出发点，扭转传统社会管理体制“重管制轻服务、重监控轻保障、重经济轻民生”的局面，根据不同地方、不同部门、不同人群找准活动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人民群众是公共服务的享受者。私人物品可以通过评价和退货的方式表达消费者意志。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能退货，需要引进“共评”机制，通过创新考核主体、考核标准、考核方式，建立起一套“官评”与“民评”相结合、质性指标与量化指标相结合、奖惩并行的系统考核指标，有效解决“谁来考核”“考核谁”“如何考核”“考核后如何”等问题，让基层干部能更好履职和服务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