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本书的结构与内容

本书正文由九章构成，按国别分别简介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进程的相关内容。

第一章研究了泰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进程。泰国，作为东南亚地区唯一未被殖民的国家，其民族国家建构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别。朱拉隆功改革，尤其是其中的行政官僚改革，为泰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而瓦栖拉兀国王（拉玛六世）提出的“民族、宗教与君主”三位一体的民族主义思想，则为泰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自1932年政变推翻绝对君主制而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来，泰国的“宪制民主”大幅削弱了传统君主的绝对权力，而军人在泰国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也变得不容忽视，尽管如此，泰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依然遵循瓦栖拉兀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思想，并据此进行泰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从民族整合效果来看，目前除南部边境诸府依然处于不稳定状态，或者说是除“南部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之外，泰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而对北部泰族、东北部老族以及山民的整合，尽管存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但在政治整合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第二章分析了越南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进程。越南，作为中南半岛乃至东南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民族、国家疆域与官僚制度的历史形成与发展，与中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法国殖民势力的到来，打断了越南民族与国家的发展，并对越南历史的发展及其转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突出表现在越南书写文字的改变上，即由喃字到采用拉丁化文字。尽管法国殖民者将喃字拉丁化的初衷是为了维持和延续殖民统治，然而，从客观上来说，喃字的拉丁化却产生了溢出效应，即客观上起到了提高越南人民识字率的效果。这为越南民族主义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推翻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无疑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从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到1975年南北越统一，越南先后经历了“抗法”和“抗美”战争，并通过战争手段完成了国家统一。然而，直到1986年越南政府推行“革新开放”政策之后，越南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进程才得以大踏步地开启，这尤其体现在越南经济的发展和国内一体化市场的逐渐形成上。对于国土狭长的越南而言，除具有统一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思想外，其经济水平与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则将直接决定越南民族整合的效果。

第三章分析了老挝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老挝的国体与越南类似，坚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作为东南亚地区唯一的一个内陆国家，老挝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形成与发展，深受周边外部力量（主要是泰国、越南和柬埔寨）、法国殖民势力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1954年，老挝取得独立后，由于受到外国势力干涉，卷入了长达20多年的内战旋涡之中。1975—1990年，主要是老挝人民革命党探索建设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时期。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这25年时间中，老挝党和政府初步构建起了国家政治秩序和经济体制。1991年开始“全面革新开放”以来，老挝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凯山·丰威汉思想作为老挝民族国家建构的主要理论指导。在“全面革新开放”政策的指引下，老挝政府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针对“苗族问题”和华人群体，老挝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将其纳入以老族为主的社会共同体之中，较为妥善地处理了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总体而言，老挝在政治制度、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老挝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的总体水平依然有待提高。

第四章研究了柬埔寨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柬埔寨逐渐形成了以高棉族为主体、多族群并存的局面。印度文化和佛教信仰共同造就了柬埔寨古代社会的政治与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在法国殖民体制下，柬埔寨从民族、地理、文化实体等方面的多线建构将个体归属视野从地方性网络逐渐拓展到“民族共同体”，法国和柬埔寨文人“精心制作的文化”则孕育了柬埔寨的高棉族民族主义。法国的殖民统治，从客观上促进了柬埔寨民族国家建构要素的产生，这尤其体现在疆域划定方面。1953年，在西哈努克领导下，柬埔寨获得独立。柬埔寨的独立，标志着法国在柬长达90年的殖民统治的结束，也标志着柬埔寨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进程的开始。不过，1970—1991年，柬埔寨经历了“大动荡时期”。这一时期，柬埔寨政治精英提出的民族国家建构方案与柬埔寨的国情严重不符，因而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并严重阻碍了柬埔寨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1993年进行的全国大选，标志着柬埔寨的民族国家建构进入了新时期。1993年以来，柬埔寨在“民族、宗教、国王”口号的指引下进行新时期的民族国家建构。目前，尽管柬埔寨依然存在一些尚待妥善解决的民族问题，但柬埔寨在民族整合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柬埔寨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进程依然需要进行不断的完善。

第五章研究的是缅甸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进程。在缅甸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缅族逐渐发展成为现今缅甸的主体民族，建立起蒲甘、东吁和贡榜三个统一的缅族王朝，并使缅甸成为中南半岛历史上的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历史上，缅甸王朝进行了“开疆拓土”，并建立起山区对中央的朝贡依附关系，但由于这种关系本身的松散性，致使山区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仍得以保持和发展。英国殖民者东来并统治缅甸后，采用“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将缅族中央与山区少数民族之间的依附关系彻底打断。种族、社会阶层、司法制度、经济利益等观念的引入，彻底改变了缅甸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而日本人的短暂占领，在缅甸既制造了非常大的民族隔阂与民族矛盾，但意外的是，又在客观上推动了缅甸国家的向前发展。独立后，吴努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失败推动奈温走向中央集权，建立并发展“缅甸式社会主义”，以期整合国家。这种做法导致了中央和山区的直接武装对抗，暴力冲突成为推动国家整合的主要手段。但长期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败也掀起了缅甸民主化改革的浪潮。缅甸（新）军人政府逐渐意识到接纳社会各阶层派别和各民族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出路。吴登盛政府开始推进“有纪律的民主国家”的建设。虽然武装冲突依旧发生，但冲突各方“以打促谈”的目标并未突破国家统一的底线。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执政被视为缅甸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罗兴伽人事件显示出缅甸国内族群—宗教问题与多民族相互敌视的状况仍然严重。受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影响，在缅甸进行国家整合与民族整合的过程中，政治上的全面包容与民族和解框架的搭建，对于缅甸尽早完成国家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章研究了新加坡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是新加坡的三大族群，这一多族群结构的形成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英国殖民时期，新加坡形成了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三族鼎立”的族群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经过不断斗争，英国最终承认新加坡自治。这一时期，新加坡基本具备了日后进行民族国家建构的领土、人民、政权和主权等要素，这为新加坡民族国家建构和民族整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5年，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李光耀成功探索出了建构“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单一制国家的理念，同时提出并制定了新加坡“多元一体化”的民族整合理念，从而为新加坡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指明了方向。李光耀执政时期为新加坡确定的“多元一体化”主义，对现今新加坡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基于“多元一体化”主义所施行的“多元种族政策”，不仅成功缓解了新加坡国内主要族群间的矛盾，也促进了新加坡的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实现了新加坡和平稳定的发展。1990年，李光耀卸任后，“后李光耀时期”的新加坡政府在其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提出了“共同价值观”的思想，这表现出新加坡政府强化国民文化认同的趋势。尽管新加坡仍然面临一些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但总体而言，新加坡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所取得的成绩，无疑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好的。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得益于新加坡采取的“多元一体化”政策。

第七章研究了马来西亚的民族国家建构。马来西亚在其民族国家建构的路径上坚持“族群中心主义”的同化政策，这突出表现在政治方面。尽管如此，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马来西亚也能考虑多族群结构的现实而不断调整民族整合政策。大体而言，马来西亚的民族整合政策经历了从“妥协式同化”到“威权主导下的同化”，再到具有“开放和包容特征的同化”的转变过程。一定程度上说，这或多或少缓和了马来西亚的族群矛盾。自1957年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在过去60多年的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建构和民族整合虽然同时起步，但是进程并不统一，步调也并不一致。经过数十年的磨合，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基本认同马来西亚国家，但在民族整合和民族认同方面，将马来西亚以三大族群为主的多族群和多元社会整合为一个统一的“马来西亚民族”依然处于一个理想阶段。迄今为止，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实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族群间的关系仅仅处于一种“共处”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来看，马来西亚宪法保证下的马来人特权依然存在，而这恰恰是马来西亚构建公民身份认同和进行民族整合的制度性障碍。在宪法尚未保障和规范族群间实质平等的条件下，由马来人主导的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目标和路径的实现以及马来西亚政府打造“马来西亚民族”的构想依然任重道远。

第八章研究了印尼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进程。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印尼当今的主要民族逐渐形成和定型。在古代，现今印尼领土上虽然也曾建立过一些传统国家，并曾创造过辉煌，但到了近代，印尼最终先后沦为葡萄牙和荷兰的殖民地。在殖民统治时期，作为印尼各族重要组成部分的华人开始定居于此，并最终成为印尼各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尼的历史发展和多民族格局的定型，为独立后其民族国家的建构奠定了历史基础。在荷兰殖民统治下，印尼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进入20世纪后，印尼先后建立了一系列民族主义组织，推进民族主义运动，力图摆脱荷兰的殖民统治。印尼的各类民族主义组织的意识形态相互激烈地碰撞，并最终融入了统一的“印尼”的旗帜之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加诺等人的领导下，印尼人民高举民族独立大旗，最终摆脱了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独立。印尼的独立，正式拉开了印尼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的序幕。在印尼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奋斗的过程中，作为印尼民族国家建构指导思想的“潘查希拉”（印尼建国五项基本原则）也被确立。不过，在苏加诺、苏哈托以及“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各领导人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尽管“潘查希拉”思想原则仍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但在不同领导人执政的不同时期里，“潘查希拉”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和特点。苏加诺时期（1950—1965年），苏加诺确立了印尼建立世俗民族国家的道路，即确立了以“潘查希拉”为核心的立国方针。苏加诺尝试通过“潘查希拉”的理念融合各民族，通过“印尼”来塑造统一的印尼民族。苏加诺政府围绕凝聚意识形态共识，塑造了“潘查希拉”国家思想观作为立国思想的根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建国初期的民族国家建构实践，并取得了良好成效。而“潘查希拉”也被印尼的后来历届领导人遵从，逐渐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建构观。苏哈托时期（1965—1998年），印尼在威权政治体制下进行民族国家建构，苏哈托通过各领域的整合手段，试图将国内各民族打造成具有统一国家思想观（“潘查希拉”）的国族。在民族整合中，苏哈托虽然试图通过强制认同的手段来整合各个民族，但在整合过程中，政府/国家具有地域中心主义的“大爪哇主义”的倾向明显。“后苏哈托时期”（1998年至今），印尼进入政治转型期。通过历任总统的改革，印尼在政治整合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通过颁布一系列的地区治理法令以及地区自治法令，地方自治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地区民族的矛盾得以缓和。这一时期，印尼民族整合的最大成效莫过于通过政治谈判手段解决了“亚齐问题”。不过，虽然在“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在民族国家建构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印尼在长期建设的过程中积累的诸多问题却并未得到完全解决，印尼民族国家建构依然需要不断地摸索与尝试。

第九章研究了菲律宾的民族国家建构及其民族整合进程。历史上，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相对而言，菲律宾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落后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在西班牙殖民前，南部的苏禄、棉兰老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出现了一些穆斯林苏丹政权。同期，菲律宾北部则依然处于以“巴朗盖”为基础的落后的社会形态之中，并未形成统一的政权和宗教信仰。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初步奠定了菲律宾的疆域，而到美国殖民时期，菲律宾的疆域得以扩大并逐渐巩固下来。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制度与菲律宾的巴朗盖体制的结合，形成了菲律宾的政治庇护体系和政治生态。随着19世纪末菲律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菲律宾的民族意识逐渐成长起来，而随着“宣传运动”的发展，菲律宾人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作为凝聚菲律宾人民的一种力量，这种民族意识被用于反殖民斗争的开展。美国殖民统治及美国殖民下的菲律宾自治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独立后的菲律宾民族国家建构奠定了基础。其中，通过教育同化穆斯林的整合政策被独立后的菲律宾政府一直沿用。美国殖民时期，一方面，将菲律宾南部纳入菲律宾版图，另一方面，美国的殖民政策也激发了摩洛人的民族意识。获得独立后，菲律宾政府继承了美国殖民时期及菲律宾自治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开始了菲律宾的民族国家整合进程。菲律宾独立后的前两任总统——罗哈斯与季里诺，主要忙于战后菲律宾经济的恢复，在民族国家建构及民族整合上并未采取具体行动。而自马格赛赛总统执政开始，菲律宾政府将投诚的胡克叛乱分子安置到菲律宾的南部穆斯林地区，并鼓励北部地区的天主教徒移居南部地区。这一举措在激发穆斯林族群意识的同时，由于移民与穆斯林之间不断累积的矛盾，也最终引发了南部地区的动乱。到马科斯执政时期，菲律宾政府不仅没有努力化解这些矛盾，反而试图通过军事管制以实现菲律宾南部的和平。南部穆斯林为了维护自身权利，采取武装反叛的方式与菲律宾政府进行对抗。阿基诺总统上台后，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放弃了收效不大的同化政策，开始与摩洛反抗运动组织进行谈判。不过，菲律宾南部地区至今依然不时发生局部的恐怖袭击活动甚至动乱或冲突。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地区的民族整合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总体来看，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均为多民族/族群国家。不同之处在于，东南亚各国的族群数量与族群占比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比如，主要族群数量较少的有新加坡、文莱和东帝汶，而族群数量较多的则有印尼、菲律宾、缅甸、泰国及越南等。其中，主体族群占比处于50%—80%的国家有文莱、缅甸、东帝汶、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主体族群所占比例则极高，分别达到90%和88%。有关东南亚11国的主要族群及其所占比例情况，见表0-1。

表0-1 东南亚国家主要族群及其占比的估计数（2000年）

需要说明的是，表0-1中并未直接列出东南亚一些国家中人数较少但在政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族群信息，其中，最为重要的族群包括菲律宾南部的摩洛穆斯林和印尼的亚齐人等。另外，与使用随着统计年份而发生变化的人口数字相比，使用族群人口所占比例进行考察，则相对稳定一些。东南亚各国中，有的国家进行了民族识别，如越南、老挝和缅甸，而剩下的八个国家则没有进行国家层面的民族识别工作，这对于进行准确统计东南亚各国所有族群的工作者来说，操作起来的实际困难也比较多。目前，越南有54个民族，老挝有49个民族，而缅甸则有135个民族（国内学者认为，缅甸的民族大约有50个）。不过，尽管泰国、柬埔寨、新加坡、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东帝汶并未进行民族识别，但学界对这些国家的民族还是存在基本的认知和划分。其中，泰国全国有30多个民族，主要民族有泰族、（东北）老族、华族、马来族等；柬埔寨有20多个民族，除高棉族外，还有占族、普农族、老族、泰族、华族、京族、缅族、马来族、斯丁族等少数民族和土著部落；新加坡的三大民族为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马来西亚有30多个民族，并以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三大民族为主体；菲律宾有90多个民族，主体民族包括他加禄人、比萨扬人、伊洛克人、比科尔人，占全国人口的80%。[65]因此，在概述东南亚民族数目状况的基础上，本书主要概述东南亚各国的主要族群及其占比情况。对于表0-1中没有直接概介的族群信息，本书将在正文的相应部分对这些族群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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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关对“民族国家”概念、特征（特点或特性）等进行梳理与讨论的内容，参见贾英健《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65页；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281页。

[31] 有关对“民族”概念的探讨，详参贾英健《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0页。

[32] 关于“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详参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259页。

[33] 参见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周平《国家建设与国族建设》，《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

[34] 有关“民族主义”对民族的作用，详参Anthony D.Smith，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A Cultural Approach，Oxen：Routledge，2009，pp.61-80。

[35] 陈建樾：《全球化、民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民族》2002年第2期；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36] Hugh Seton-Watson，Nations and States：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London：Methuen & Co.，Ltd.，1977，p.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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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中国问题研究所、南亚发展研究中心等组织翻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页；[英]韦农·波格丹诺主编（英文版），邓正来主编（中文版）：《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8页；德全英：《民族区域自治权》，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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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贾英健：《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8页。

[44] 贾英健：《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65页。

[45] 周平：《国家建设与国族建设》，《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46]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张建军：《近二十年民族分离主义研究述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47] [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何莉君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48] 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建构路径以及民族国家的建构形态的划分，参见贾英健《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81页。

[49] 有关对民族、民族建构、国家建构及民族国家建构等概念及其关系的分析，参见严庆《民族、民族国家及其建构》，《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50] 安东尼·D.史密斯认为，民族的基础或内核是具有文化属性的族群。参见叶江《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nation）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51] 贾英健：《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81页。

[52] Claudia Derichs and Thomas Heberer，“Introduction：Diversity of Nation-Building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5，Issue 1，2006，p.2.

[53]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中国问题研究所、南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组织翻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9页。

[54] 有关“民族建构”及其核心构成要素，以及成功的民族建构所需具备的要素或条件的详细分析，参见Jochen Hippler（ed.），Barry Stone（tr.），Nation-Building：A Key Concept for Peaceful Conflict Transformation？London：Pluto Press，2005，pp.6-9。

[55] [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106页。

[56] [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107页。

[57] 杨雪冬：《民族国家与国家构建：一个理论综述》，《复旦政治学评论》2005年第1期。

[58] 阳举伟、何平：《泰国民族国家建构模式探究——基于民族国家构成要素的分析》，《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

[59] 严庆：《民族、民族国家及其建构》，《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60] Anthony H.Birch，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London：Unwin Hyman，1989，pp.36-37.

[61] Anthony H.Birch，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London：Unwin Hyman，1989，p.37.

[62] Anthony H.Birch，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London：Unwin Hyman，1989，pp.40-46.

[63] 严庆：《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64] 严庆：《民族整合的理念、格局与举措》，《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

[65] 有关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划分详情，参见周建新《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划分及相关问题思考》，《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