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人为《诗》：《诗经》的作者

《诗经》的作者问题，是《诗经》阅读和研究中最难判断的。《诗经》的作者究竟是什么人？历代学者都有探讨，论说纷纭，很难有统一的意见。不过，我们注意到，在汉代的《诗序》中，已经透露了一些信息，例如《关雎》，《诗序》说：“后妃之德也”；《葛覃》，《诗序》说：“后妃之本也”；《卷耳》，《诗序》说：“后妃之志也”；《七月》，《诗序》说：“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鸱鹗》，《诗序》说：“周公救乱也”……在《诗序》看来，《诗经》的作者并不成问题，至少是可以寻得出大致身份的——其中以王公贵族大臣或后妃居多。《诗序》的这种推断或推断方式，遭到古往今来不少学者（特别是现代学者）的猛烈批评。如郭沫若对《诗序》关于《诗经》作者的看法批评最力，他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里这样说：

《诗》三百篇的时代性尤其混沌。《诗》之汇集成书当在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而各篇的时代性除极小部分能确定者外，差不多都是渺茫的。自来说《诗》的人虽然对于各诗也每有年代规定，特别如像传世的《毛诗》说，但那些说法差不多全不可靠。例如《七月流火》一诗，《毛诗》认为“周公陈王业”，研究古诗的人大都相沿为说，我自己从前也是这样。但我现在知道它实在是春秋后半叶的作品了。就这样，一悬隔也就是上下五百年。[18]

郭沫若的这种批评代表了当代学者的一些看法。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深入分析《诗经》的具体内容，关于《诗经》的少数篇章，《诗序》的结论则并无臆断，而是言之有据，即如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里所言，《诗经》作者“极小部分能确定”。综观前贤的研究，对《诗经》的作者，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认识。

（一）《诗经》中言明的作者

在《诗经》原诗中标明作者的，一共有四位，他们是：

1.家父。《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

2.孟子。《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

3.吉甫。《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4.奚斯。《鲁颂·閟宫》：“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长且硕，万民是若。”

这五首诗是《诗经》中仅有的几首标明作者的诗。对这几位诗人的身份和生平，典籍记载不多。其中“家父”，郑玄《毛诗传笺》认为系周大夫之字，其在鲁、齐、韩三家诗中均写作“嘉父”。《汉书古今人表》著录其名，朱熹认为，其时当在周桓王之世。这里的孟子不是战国时代的儒家大思想家孟子，因为在他的前面冠有“寺人”一词，是古代宫中的阉人，《汉书古今人表》中也有其名。吉甫是《诗经》中唯一注明作有两首诗（《崧高》《烝民》）的人，为周宣王时代（前827—前782年）的尹，史称尹吉甫，即兮伯吉父。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辅弼大臣）。《诗经·小雅·六月》颂美他征猃狁的武功，今尚有其遗物《兮甲盘》（金文），《汉书古今人表》也有其名。但《诗序》却就此生发开来，将《大雅》中《韩奕》《江汉》的著作权也归于吉甫名下，并均以为是“美宣王”之作。由于《诗序》不能提出较为有力的证据，因此也难令后人信服。关于奚斯，理解有歧义，有人认为是说诗的作者是奚斯，有人认为是说奚斯建筑了新庙。奚斯是鲁僖公（前696—前627年）时鲁国大夫公子鱼。其事见载于《左传·闵公二年》《史记·鲁周公世家》等。

（二）先秦典籍载明的作者

先秦典籍也有多处记载《诗经》的作者，兹列如下：

1.许穆夫人作《载驰》。《左传·闵公二年》：“许穆夫人赋《载驰》。”按，《载驰》在《鄘风》里。

2.公子素作《清人》。《左传·闵公二年》：“郑人为之赋《清人》。”“郑人”指郑文公，娶江氏，生子公子素（或称公子士），《汉书古今人表》作公孙素。《左传·宣公三年》也有记载。按，《清人》在《郑风》里。

3.卫人作《硕人》。《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按，《硕人》在《卫风》里。

4.秦人作《黄鸟》。《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按，即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钅咸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史记·秦本纪》也有类似记载。按，《黄鸟》在《秦风》里。

5.秦哀公作《无衣》。《左传·定公四年》：“秦哀公为之赋《无衣》。”《史记·秦本纪》也有记载。按，《无衣》在《秦风》里。

6.周公作《鸱鸮》。《尚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按，《鸱鸮》在《豳风》里。

7.周公或召穆公作《常棣》。《国语·周语中》记周襄王十三年（鲁僖公二十年，即前640年），周大夫富辰谏阻襄王讨伐姬姓郑国，作此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则记召穆公（召伯虎）作此诗。按，《常棣》在《小雅》里。

8.卫武公作《抑》。《国语·楚语上》：“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韦昭注说：“《懿》，《诗·大雅·抑》之篇也。‘懿’，读之曰‘抑’。”按，《抑》在《大雅》里。

9.周公作《文王》。《吕氏春秋·古乐》：“周文王处岐……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按，《文王》在《大雅》里。

10.周公作《时迈》。《国语·周语上》说，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左传·宣公十二年》则将《时迈》的著作权归于周武王名下，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櫜弓矢。我求懿得，肆于时夏，允王保之。’”按，《时迈》在《周颂》里。

11.芮良夫作《桑柔》。《左传·文公元年》载秦穆公言曰：“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也。”按，《桑柔》在《大雅》里。

（三）汉代《诗经》学派认定的作者

汉代四家传《诗》者，对三百篇的作者也提出了不少的说法，现存的《毛诗序》标明《诗经》作者的有33 篇，其中国风有11篇，雅诗有21 篇，颂诗有1 篇，如认为《邶风》中的《绿衣》《燕燕》《日月》皆是卫庄公所作，《鄘风·柏舟》是卫共姜所作，《小雅·何人斯》是苏共刺暴公而作，《大雅·抑》是卫武公讥刺周厉王而作，《大雅·民劳》是召穆公讽刺周厉王而作。三家诗早亡，但零星材料流传至今，其中也有一些对于诗篇作者的揭示解说文字，如韩诗认为，《邶风》之中的《燕燕》是卫国定姜所作，《柏舟》是卫宣姜自誓所作；齐诗云：“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伋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这些说法在其各自学派内部传习沿用，是否有所依据，我们已经难以考明，其基本特色是道德化、历史化与政教化，今人对其说也多持怀疑的态度。至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语纯为自勉，并非切合诗篇创作实际而言，不能视为严格的论断。

夏传才先生说：

即使以上可信或比较可信的知道作者的诗篇，仍不到305篇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以上诗篇的作者仍无从查考。而且即使知道了作者之名，除了个别人，我们对他们的事迹，仍然知之甚少。例如，《巷伯》是寺人孟子所作，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位内府供职的小官，这和知道“为下层士吏所作”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凡伯或曹公作某诗，这和知道是公卿所作，也没有区别。逐一考查三百篇的作者是办不到的事，我们只能根据诗篇的内容和时代背景，大体上了解作者的身份，争取能了解一些作诗的本事。[19]

这个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和诗篇实际的。

（四）后世学者推论的作者

后世学者对诗篇作者的姓名和身份有不少的探讨，如北宋王安石在《字说》里曾根据《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句并结合许慎《说文解字》关于“诗”乃“言”与“寺”合成的象声字（形声字）之说提出：“诗为寺人之言。”南宋朱熹《诗集传》认为，《卫风·氓》是弃妇悔恨之辞，明代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认为，《秦风·晨风》是秦穆公悔过之诗，清代崔述研读《邶风·燕燕》认为，“此诗之文，但有惜别之意，绝无感时伤遇之情，而诗称‘之子于归’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恐系卫女嫁于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牟庭《诗切》认为，《郑风·野有蔓草》乃卫夏姬所作。

“五四”以来，学者们运用多种方法研究《诗经》，在作者问题上也有许多见解，如认为《魏风·伐檀》是伐木造车工匠所作，《唐风·杕杜》的作者可能是个乞丐，虽然持之无故，但能言之成理，给人一定的启发。今人的说解，虽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推测臆断的成分较多，逻辑推理也不够严密。如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中，根据前人的研究，提出寺人是《雅》《颂》的主要作者，尹人也是《颂》和《雅》的作者群，盲官是《诗经》的传诵与加工者；萧甫春在《〈国风〉原是祭社诗》一文中认为，瞽工是《风》的作者队伍。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李辰冬研究《诗经》数十年，著有《诗经研究》《诗经通释》《诗经研究方法论》诸书，他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去探寻尹吉甫率军东征西讨的历史足迹，“发现”《诗》三百都有史实依据可征。李辰冬更为重大的“发现”还在于：“三百篇的形式有点像民歌，实际上，作者是用民歌来表达他的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无个性，而三百篇篇篇有个性。所谓个性，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李辰冬因此而提出，《诗经》乃尹吉甫在从周宣王三年到周幽王七年（前825—前775年）50年间一人所作。[20] 此观点可谓惊世骇俗，不啻向《诗经》学界甩出一颗重磅炸弹。但由于其推测成分多于实证分析，只不过是哗众取宠、耸人视听而已，学界并没有人相信、认可其说。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诗经》中的作品，有的是贵族士大夫所作，有的是朝廷乐官所作，有的出于民间，创作者来自广泛的社会阶层，作者的名姓除了诗句之中明言者外，其他难以实考，还有进一步探研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