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题”到难题的思维转换
——也谈“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1]
李金铮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内外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一直没有停止讨论一个最基本的命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讨论的焦点一般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共革命成功的经验，比如“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三大法宝。应该说，对于革命成功经验的探讨是最多，也是最深入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共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比如共产党的仁人志士和普通民众为了革命而抛头颅、洒热血，革命胜利是用他们巨大的奉献和牺牲换来的。与此相联系，也会谈到中共革命遇到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过程，尤其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对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和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不过，相比而言，对中共革命遇到哪些困难，为什么暂时遭到了挫折，中共又是如何克服困难、如何走出困境的，仍远远关注不够、研究不够，鲜见具有强大解释力的论著。这一状况，不仅对中共革命史的深入研究是不利的，也不利于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更不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有一个原因是必须提到的，这就是，有人以为，揭示困难、困境就是暴露中共革命的“问题”，就是给共产党抹黑，就是影响了中共革命的光辉。如果中共革命存在如此多的“问题”，革命还能成功吗？甚至动辄上纲上线，导致一些学者噤若寒蝉，望而却步。
应当说，的确有人戴着有色眼镜，专门盯问题、挑毛病，以“阴谋论”来裁决革命史。这种以偏概全、信口雌黄的“历史虚无主义”做法，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但他们往往不是严谨的学者，而是借助网络，匿名发帖，扰乱思想，破坏秩序。这些离谱的、耸人听闻的言论原本是不值一驳的，但由于影响广泛，也不能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但有力的回应办法，不是高喊“政治正确”的口号，更非以骂对骂，而是经过史实考证，用真正有说服力的成果，以正视听。在笔者看来，批驳这些极端言论并不是特别费力，而是如何对待一些严肃的学者所提出的“问题”。针对有人将中共革命所遇到的“问题”理解为负面，甚至是给共产党抹黑的说法，笔者则认为，如果反向提出，将革命中出现的“问题”视为中共政权需要克服和战胜的难题，所谓抹黑论就基本上不成立了。进一步说，只有实现从“问题”到难题的话语转换，且讲全、讲深、讲透，才能真正理解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并真正维护中共革命的合法性。
“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共革命造成的问题和危害，是我们最熟知的例子。即便如此，也不能将揭示这些问题仅仅理解为“问题”，更不能理解为抹黑，而是应该作为中共革命所遇到的难题来对待。任何一场规模巨大的革命，都是前所未有的实验，都不是一片坦途，都可能出现种种难以预料的问题。关键是领导者有无应对问题的勇气和决心，有无解决难题的办法，是否最终获得了胜利。历史证明，共产党不仅做到了，而且获得了成功。其间尽管有反复，但也正因为此，更加体现了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更能证明中共革命的伟大。否则，何谈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当然，“左”倾现象的反复出现的确值得反思和研究。
中共革命所遇到的问题，更多地不是表现于“左”倾机会主义倾向，而是共产党如何动员农民支持革命、参加革命或者说广大农民如何对中共革命认同的过程。[2]在传统革命史观的著述中，为了表现共产党的伟大、权威和正确，将中共政权与广大民众之间视为简单的“领导”与“被领导”、“动员”与“被动员”、“控制”与“被控制”、“挥手”与“跟随”的关系，将共产党的领导策略与农民的革命认同之间呈现为一种必然的、理所应当的逻辑关系，轻而易举的结果。譬如：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政策，给人们呈现的是雷厉风行、所向披靡。农民不仅很快接受了土改政策，而且在获得了土地之后，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大批青壮年如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3]又如，中共实行革命性的钱粮征收政策后，不仅解决了根据地、解放区的财政收入，农民的负担也大大减轻，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积极性随之提高。[4]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在中共建立根据地、解放区之前，农民一直生活在传统社会之中，或主动或被动地认同传统的租佃制度、雇佣制度和借贷制度，因此他们的直接反应是，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响应对他们极为有利的土地改革政策。[5]农民因为获得了土地，有的会基于感恩和保卫胜利果实之心而参加到革命队伍，但更多的人并不是因为土改，而是为了获得其他私利而参军，更有农民躲避乃至抵制参军和被迫参军的。[6]至于钱粮征收，农民也多不会抱着欢迎的态度积极缴纳，而是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通过隐瞒“黑地”的方式规避征收，对征收数额也是讨价还价。以上现象显然是中共革命过程或者说中共政策“地方化”中遇到的问题，更是难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更多是传统社会的惯性力量带来的，而非中共革命本身滋生的。但恰恰是这些难题，被仅仅关注“政策—效果”的人忽视了，反而视为突出了革命的所谓“问题”和“阴暗”面，有损于中共革命的光辉。他们更忽视了中共政权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其实正是经过这一过程，才得到应该得到的结果。具体地说，通过阶级意识的启发，通过诉苦，解决了农民地主之间“谁养活了谁”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农民投入到土地改革运动之中；通过调整民间借贷政策，缓解乃至解决了减息废债和借贷停滞之间的矛盾；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和物质利益的刺激，使为了各种私利参军和被迫参军的农民变成真正的革命战士；通过调查土地分配、反“黑地”斗争，尽量合理地分配负担，促使农民缴纳钱粮。当然，问题产生和解决难题始终处于矛盾和统一之中，问题的反复出现同样值得反思和研究。
无论如何，正是经历了以上过程，才真正反映了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相反，如果仅仅像传统革命史著述所描述的那样简单，表面上看似乎是极大地抬高了中共革命的伟大形象，实际效果却是相反的。因为谁也不会认为简单的革命是可敬的，这应该是不难理解的道理。所谓“好心办坏事”，斯之谓也！
近些年，针对传统革命史观所存在的问题[7]，笔者提倡中共革命史研究要向“新革命史”转型，也许可以为“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念和方法支撑。概括地说，新革命史是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8]这一理念和方法，既可以对中共革命胜利之道，也能对中共革命遇到的困境，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冷静、理性的态度，同情理解的精神是研究一切历史领域的不二法门，一切极端的情绪化的表达，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能视之为学术，都应该反对。
（作者简介：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 该文发表在《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1期。
[2] 参见李金铮《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9、170、240—242页。
[4] 魏宏运、左志远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132、215—219页。
[5] 参见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6] 参见李金铮《“理”、“利”、“力”：农民参军与土地改革关系考（1946—1949）——以北岳、太行和冀南区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3期，2016年。
[7] 传统革命史观的最大问题，就是将革命时期的理论与研究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混为一谈，将革命者、现实角色与历史研究者混为一谈，极端地突显了政治、党派、主义、阶级、英雄、反帝反封，将研究者变成革命者，变成革命理论、政治话语的宣传者。而且，所关注的仅仅限于“革命”本身，而忽略了其他革命史的面相。当然，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中国革命史领域，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乃至古代史领域同样存在。
[8] 参见李金铮《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