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历史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充分的历史考证能够为文学研究建立参考系，提供翔实的史料和更广阔的视野。基于此，本部分拟先呈现杭州驻防相关的历史研究进展，继而对杭州驻防文学研究现状进行具体概述。而杭州驻防属八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具体的论述中，也纳入八旗驻防历史和八旗文学的综合性研究论著。

一 杭州驻防历史研究

杭州驻防的历史研究是跟进在八旗驻防历史研究之后的。那么，本书率先对八旗驻防历史的研究历程进行总结，以期通过对“源”的总体把握达到对“流”的深刻认识。学界对八旗制度的研究最早始于孟森，他在《八旗制度考实》[127]一文中率先指出八旗制度的重要性。此后，莫东寅、郑天挺以及王锺翰都对八旗制度多有论及。韩国学者任桂淳的《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128]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八旗驻防的专著，论述了八旗驻防由兴起到衰落的演变历史及内部形态，具有开创意义。定宜庄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129]是一部以官方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的八旗驻防研究著作，但仅论述到乾隆时期。她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130]对满蒙联姻、旗女婚嫁及满族妇女的社会地位等论述对研究驻防女性文人提供参考。杜家骥的《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131]及《清代八旗官制与行政》[132]都对八旗制度进行深入考察，对了解八旗官员仕宦问题提供助益。潘洪钢的《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133]以人类学概念中的“族群”定义八旗驻防这一特殊群体，对八旗驻防研究中的土著化、婚姻、生计、民族交往以及在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中旗营走向问题都做了具体而详细的阐释，在运用诸多文献资料的同时也加入了田野调查及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潘洪钢专注于八旗驻防研究多年，这一著作是对过往研究的集合同时又有所创见，可称之为八旗驻防制度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此外，朱永杰《清代满城历史地理研究》[134]、张威《清代直省驻防城对其所依附城市形态演变的作用研究》[135]以及学界涌现的一批青年学者对八旗制度的单篇研究论文，都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帮助。

在八旗驻防制度、历史业已展开的研究脉络下，杭州驻防历史研究也在推进，且成果显著。《清代杭州八旗驻防史话》[136]是一部由历史学出身的学者写就的非学术化专著，兼具材料运用严谨和文字通俗易懂的优点，其中对杭州驻防历史的整体叙说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广阔的背景知识。此外，杭州驻防的建置及其与杭州地方社会的关系、对清末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等问题引起了学界注目，研究者们选用的视角和得出的结论都具有参考价值。如陈喜波、颜廷真《清代杭州满城研究》[137]一文考察了杭州驻防营的设置、军事编制、行政管理及旗民交往情况。余雅汝《〈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研究》[138]针对《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的内容，探索杭州驻防八旗的制度沿革、设置过程等，并梳理驻防制度框架下由矛盾转向融合的旗民关系。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139]则将杭州旗民关系的考察置于双方在不同时期的互动中，得出旗民关系经历了对抗、融合、一体化进程加深、冲突直至旗营解体的过程。郑宁《清初江南的八旗驻防与地方应对——以杭州满营建设为中心》[140]一文以杭州旗营建设中的圈房、扩建、增建等事件为中心，观察地方官府、士绅百姓的态度及应变，得出由地方官府主导、绅民出资，以金钱换空间是清初江南地方社会应对驻防八旗索求营房的普遍选择。潘洪钢《杭州驻防八旗与太平天国》[141]、陈可畏《辛亥革命与杭州驻防旗营》[142]则分别从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两个历史事件中，以杭州驻防营的参与过程、结果进行叙述分析。

杭州驻防的历史研究也着眼于在晚近民初产生重要影响的个体旗人，如三多、金梁及贵林等。对三多的研究大都着力于他边疆任职时期的政治作为和影响，如台湾学者刘学铫《清季末任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143]、翟培佳《三多与清末蒙古地区新政研究》[144]、尹书强《辛亥革命时期沙俄与蒙古地区的“独立”事件》[145]及张力均《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研究》[146]。金梁的革命思想、与《清史稿》版本的关系受到较多关注，如贾小叶《〈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作者考析》[147]从多方面找到《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为金梁所作的直接证据，重点分析了金梁激烈的革命思想和与康梁新党的密切往来；陶亚敏《论金梁入馆与〈清史稿〉版本之争》[148]一文结合相关史料、时人日记、评论等，还原了金梁在《清史稿》刊印中的历史地位，认为他对《清史稿》的修改功大于过。此外，金梁改革东北旗务及筹办东三省博物馆的作为也受到部分关注。有关贵林的研究以沈洁《从贵林之死看辛壬之际的种族与政治》[149]一文论述极佳，它以贵林之死为切入口，将死因中内涵的旗民之间、革命党人之间、革命党与立宪派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呈现出来，并从中窥视旗人在辛亥革命后的艰难境况。此文立论巧妙，资料翔实，为我们打开了历史瞬息中的多个面向。上述有关个体旗人历史的研究为驻防旗人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详细深入的背景材料。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在海外出版，近年来才被译介的《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150]一书，从杭州驻防旗人观成、凤瑞、金梁一家三代人入手，在整体上把握晚清时期由盛转衰的历史，以及满洲族群认同怎样在经济、文化、政治多方面被“形塑”或者“内生”的。此书的论述由一家及一国，其“见微知著”的方法及对族群问题的细致观照值得参考。清末民初变局中的杭州驻防旗人多参与到时事中，去往北疆、东北或者在存亡之际贡献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社会阶级、民族身份与当时政治走向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密。相应地，其文学作品呈现的情感也更显复杂多样。

在上述研究论著中，大都可见对旗民关系的讨论，侧面说明二者始终是不同的群体，只是不同时期融汇的深浅程度不一而已。旗民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境况，作为杭州驻防文学发生的重要背景，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因此，本书拟将杭州驻防文学置于杭州旗民关系演进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以期在更为恰切的时空中探讨这一群体的文学创作。

二 杭州驻防文学研究

与杭州驻防历史研究一样，其文学研究也是在八旗文学研究业已展开的情形下进行的。八旗文学研究虽不与杭州驻防文学研究直接相关，但其中的基本观点、研究方向无不为本书的整体把握提供重要助力与支撑。在此做整体概述。

以下诸位学者均已研究八旗文学有年，对八旗制度文化的掌握颇深，因而对八旗文学的特质、演进都有精炼而准确的体认。张菊玲的《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151]是首部整体论述满族文学的著作，具有开拓意义。张佳生是目前对八旗诗歌研究最多且成就最高的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旧笔耕不辍，四十余年来，刊发的有关八旗文学研究的论文近百篇，著作有《清代满族诗词十论》[152]《清代满族文学论》[153]《独入佳境：满族宗室文学》[154]《满族文化史》[155]《八旗十论》[156]等。他对八旗文学发展分期及八旗诗歌风格等方面的讨论有开创之功。然而，他又不仅仅关注八旗文学，在制度、文化等方面亦有深入探索。正是由于谙熟八旗制度及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遂在文学研究中能够打通并深入到八旗文学的本质，脱离了表面化的论述。关纪新是另一位对八旗文学研究有着重要贡献的学者。虽然他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满族小说方面，对诗歌涉猎较少，但其学术观点和具有的问题意识都值得学习。首先，他肯定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要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视域下研究中国文学，这在学界无疑具有开启先声的作用。其次，又指出，民族文学发展的多元性根本不在于语言的使用，由此提出了“后母语”阶段的话题，即用汉语书写本民族文学。上述学者研究的共同点是对满族文学都有着深切的热爱，具有“生命学派”的基本特征，即“学术研究的生命特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读者之间的‘生命的交融’，是具有普遍性的，至少是构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派别”[157]。这种源出于生命热情的研究，为本书提供诸多范式。由赵志辉、马清福、邓伟主编的《满族文学史》[158]是第一部全时段论述满族文学的著作，无论是在历史脉络上还是文体形式上都最为全面。但此书在文人族属的选取上不严密，以“满族”这一现代民族概念命名，在论述中又选入八旗汉军文人，却弃八旗蒙古文人，存在概念的混淆。诚如张佳生所言：“‘八旗制度’虽然是满族人创造的，但是‘八旗文学’却不是‘满族文学’所能代替的。‘八旗文学’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文学，也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文学”[159]。

21世纪以来，部分研究清诗史的学者注意到八旗诗歌的研究价值。严迪昌在《清诗史》[160]一书中专设“八旗诗人史略”一章，主要叙述了乾隆时期八旗诗人群体的游离心绪。他的《八旗诗史案》[161]一文则明确提出，“八旗文学应自成专著，其中以诗一体言尤可独撰诗史”，并对八旗文学的“汉化”论调予以驳斥，指出其独具自己的文学气象。朱则杰在《清诗史》[162]《清诗考证》[163]等著作中已注意到八旗文人以及八旗统治者为清代文学带来的独特贡献，因而在《清代八旗诗歌丛考》[164]《清代八旗诗人丛考》[165]等文中都指出，八旗诗歌研究应受到应有的重视。继而他的研究生李杨撰写《八旗诗歌史》[166]，以上中下三编分别论述八旗诗歌的兴起学习期、繁荣演变期、异化尾声期，弥补了八旗诗歌研究的前后期失衡现象。她也关注到京口驻防延清及杭州驻防三多，二人以独立章节呈现。清诗史研究者对八旗诗歌的关注肯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学界理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蒙古八旗文学是清代八旗文学研究中的重点。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的兴起使蒙古八旗文人得到了较早关注，资料搜寻整理及后续研究都在有序且深入地展开。《八旗艺文编目》[167]是由清末蒙古文人恩华整理的有关八旗文人生平及著述的书目，于保存八旗文献有开创之功，后续论著大都以此书为基点展开研究。20世纪末，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得到几位蒙古族学者的关注，如赵相璧《历代蒙古族著作家述略》[168]、云峰《蒙汉文化交流侧面观——蒙古族汉文创作史》[169]、云广英《清代蒙古族人物传记资料索引》[170]、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考》[171]、云峰《蒙汉文学关系史》[172]，以及荣苏赫、赵永铣主编《蒙古族文学史》[173]等，其中对杭州驻防蒙古文人瑞常、瑞庆、贵成、三多等人的著述和作品做了简介，可视为杭州驻防文学研究的开端，但仅是从族属出发对个体的提及，论述并不深入。

21世纪第二个十年是清代蒙古族汉语文学创作研究的深入发展时期。内蒙古大学的米彦青老师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十余年中成果显著。她的《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乾嘉诗坛》[174]《时代变局中的中华民族文学书写——以道咸同时代蒙古文学思潮为视角》[175]《光宣诗坛的蒙古族创作与蒙汉诗学思潮》[176]等文是对清代蒙汉文学交融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此三文在时间的“流”中将蒙古族文人汉诗创作置于汉族诗坛的演进中，以此来寻绎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变”。乾嘉诗坛的蒙古族汉文创作是在清代“大一统”观念确立的背景下进行的，对汉族主流诗学的接受乃至互通互融都激发了诗坛中华多民族文学认同。道咸同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外敌的入侵致使清初以来的华夷之辨的主体由汉民族与少数民族转变为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由此蒙汉文人共同担当起国变中的重任，在经世思潮的背景下谱写了中华多民族文学。而光宣时期的蒙古文人大都有任职边疆的经历，他们在内外困局中积极奔走并发出批判的声音，成为这一时期“觉世之诗”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在思想领域出现的新变也共同出现在蒙汉文人的创作中。杭州驻防文人的创作与上述各个时期蒙古文人汉诗创作的思想背景相符合。米彦青老师所做的先期研究在整体上精准把握了不同时段的时代背景及思想意识，对某些文学史问题的重新审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且在如何构建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交互影响的研究体例上具有典范作用。

米彦青老师的著述中涉及的清代蒙古文人及创作较全面，杭州驻防蒙古旗人及创作因此受到更多关注。《接受与书写：唐诗与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177]一书无论是对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的整体把握还是对跨文体的唐诗接受都做出了新的探索。书中专章研究八旗驻防起家的蒙古诗人的唐诗接受，是学界首次注意到八旗驻防文学群体的研究价值，认为“驻守在不同地区的八旗子弟，虽然被严令不得与‘民’交流，但华夏文化的影响却依然在潜移默化间改变了生活在其间的士人心态或精神气质，并且使他们深爱所处地域的汉族文化”[178]。杭州驻防蒙古文人瑞常、贵成、三多的唐诗接受在书中被详细论述，他们因对唐代诗人取法的不同、生活经历及背景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接受风貌。《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179]一书以历史、文献、思想史等多个维度对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族汉诗创作展开讨论，杭州驻防蒙古旗人瑞常、瑞庆、贵成、三多、成堃的身世经历、著作流播、文学交游等得到更为全面的论述。米彦青老师在《清代草原丝绸之路诗歌文学的特质》[180]一文中则以三多诗歌用满蒙俚语入诗为例来论述清代少数民族诗人在语言形式上的推陈出新，认为文学创作语言的多样性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清代八旗安养制度下的驻防蒙古文学》[181]一文是学界首次将八旗驻防制度与文学共同进行探讨。论文指出，驻防八旗满汉分居体制、营葬体制与旗籍体制是八旗安养制度的核心，而这些制度的维持和变化也引动了驻防诗文的变化。制度与文学互为表里，共同呈现了驻防八旗的军事生产、生活经验和人文情感。除八旗安养制度之外，八旗科举制度与八旗文学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她的这一研究无疑开启了同一体系研究的先河。无论是唐诗接受史的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二元碰撞交融研究还是八旗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米彦青老师都以切实的研究态度、独特的切入视点、深入的分析论述以及精炼而有韵味的语言风格取胜，为本书的论述提供了依据及诸多可以思考的问题。

同时，基于米彦青老师较好的学术规划意识，她的学生率先对杭州驻防个体蒙古文人逐一展开研究。李桔松《清末民初三多诗词研究》[182]一文以文史互证的方式对三多生平家世、文人交游及诗词渊源风格展开深入探讨。另外，《论清末民初蒙古族词人三多的词与词风》[183]《从〈可园诗钞〉看三多任库伦办事大臣前后之心路历程》[184]两篇文章同为李桔松所作，内容多取自硕士学位论文。在对三多文学创作的研究之后，他转向对杭州驻防文献的关注，从杭州八旗群体的交际网络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等处着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文化互动与身份认同——清代杭州驻防士人的书写研究》[185]，具有文献考证翔实、论述严密的特点。《记忆、塑造和认同——清杭州〈城西古迹考〉〈柳营谣〉解读》[186]一文以廷玉《城西古迹考》和三多《柳营谣》两书的分析为基础，指出两部作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达成了对旗营文化的塑造和对杭州的认同。后续研究可在此文的基础上，将杭州驻防历史书写文献置于整个杭州城的历史背景中，进而深入考察旗营文化构建与杭州汉城之间的关系。《国图藏〈杭防营志〉稿本及文献价值考述》[187]一文则对《杭防营志》的文献流传及著者详细考证，指出它在人物传记部分尤有价值。而《清末杭州八旗驻防士人的族群意识——以金梁和惠兴为考察中心》[188]以金梁上书、办学和惠兴为办女学而殉身等事迹进行分析，探讨他们在时代变局中的变革意识和族群意识。他的上述研究从文献角度为本书提供了诸多可靠的资料。张博《瑞常诗歌研究》[189]以杭州驻防文人瑞常及其诗歌为研究对象，从家世生平、交游、诗歌内容及特色三方面进行解读，全面展示了瑞常诗歌的丰富性和多面性。作者对文献的考证之细微，使此文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诗歌创作场景。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驻防诗人贵成研究》[190]从文人经历、地域、时代三方面入手对贵成诗歌进行论述，以彰显其创作在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独特意义。继而，笔者的研究范围扩大至整个杭州驻防文学群体，满洲作家由此进入视野，写作了《民族文化场域中的继承与坚守：晚清满洲凤瑞家族的文学创作》[191]一文。此文探讨瓜尔佳氏凤瑞文学家族中的四代文人在诗歌写作中映现的家学传承和经世书写，是学界首次关注到杭州驻防内的满洲作家群体。《清代驻防八旗科举参与方式的流变与诗歌创作》[192]一文延续了米彦青老师关于八旗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方法，分析了驻防八旗科举参与方式与驻防旗人诗歌创作的深层关系，把握到杭州驻防文学生成的重要动因。米彦青老师带领下的这一团队的写作都以知人论世、诗史互证为研究方法，具有考证细密、论述兼顾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特点，为他们后续研究的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杭州驻防内的满蒙文人群体除有诗集存世的外还有众多文人有散诗存世，因此，对他们作品的研究应全面展开。个体呈现的力量是单薄的，在群体中意义才能最大限度地凸显。

杭州驻防文学研究正在渐成规模，近年来也受到其他学者的关注。如曹诣珍《清代杭州驻防八旗的文学生态》[193]是首篇对杭州驻防文学进行整体论述的文章。此文指出，占尽湖山之胜、得科举之助、与汉族文士的交游及旗营内部的师友姻亲交游网络是造成杭州驻防文学繁盛的四个因素，但对相关问题的阐释还略显粗疏。三多是杭州驻防文人中最丰产的作家，他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复杂的仕宦经历，因而受到较多关注。如任聪颖《湖上常留处士风——晚清民初的西湖隐逸文学研究》[194]一文指出，三多受到杭州汉族文士王廷鼎、俞樾和谭献等人隐逸情结的影响，因而在文学创作中具有仕隐二元的特质。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与前述的杭州驻防蒙古文人研究者相比，脱离了从族属或民族出发，得出的结论看似更为客观，实际上，并未完全把握八旗文人诗歌创作因民族性而彰显的独特内蕴。

从以上论述可知，学界对杭州驻防研究现呈起步阶段，未全面展开。基于这一群体由清初至清末诗歌创作渐趋繁盛的状况，理应在历时流变中审视其文学的兴起、发展乃至繁盛的全过程。而旗营独立空间的形成也易于从空间的维度上把握其内部文学生成及与外部文学的联系。杭州驻防文学的研究无疑能够弥补八旗文学研究的不足，壮大八旗文学研究的队伍。因此，对杭州驻防文学进行研究是有意义且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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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稽童谣》，（清）陶元藻辑，蒋寅点校：《全浙诗话（外一种）》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2] 《东南县邑民财》，（宋）章如愚辑：《山堂考索·续集》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87页。

[3] 王叔磐等选注：《元代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页。

[4] （元）陶宗仪撰，李梦生校点：《南村辍耕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固姑即蒙古女子戴的帽子，这里代指蒙古女子。

[5] 《题兼善尚书自书所作诗后》，（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三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11页。

[6] （元）泰不华：《顾北集》，李伟、吴建伟主编：《回族文献丛刊》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2页。

[7] （元）虞集著，林纾选评：《虞道园集》，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34页。

[8] 对江南范围的划定，本书遵循李伯重提出的“八府说”，即“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八府”（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江宁驻防、京口驻防、杭州驻防都在此范围内。

[9] [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5—8页。

[10] 黄宗羲反对清朝入主中原，声称：“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清）黄宗羲：《留书·史》，《黄宗羲全集》第11册《南雷诗文集》（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吕留良也写有“以夷狄比于禽兽”[（清）雍正著，张万钧、薛予生编译：《大义觉迷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1] （明）宋濂：《元史》卷五十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00页。

[12] 《清实录·太宗实录》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1页。

[13] 参见张佳生《满族的女真意识与“满洲”意识——清代满族民族意识的形成发展》，《满语研究》2013年第1期。

[14] 《清实录·太宗实录》卷十，第146页。

[15] （清）鄂貌图：《北海集·序》，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

[16] “惟红歹是（皇太极）仅识字”，李民寏：《建州闻见录校释》，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第44页。

[17]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年，第21页。

[18] 张佳生：《满族的八旗意识与国家意识——清代满族民族意识的形成发展（续）》，《满语研究》2013年第2期。

[19] 本书所指的“汉人”，是指除“汉军旗人”以外的汉族人。汉军旗人则归属到旗人群体中。

[20] 这一数据主要基于《国朝杭郡诗三辑》卷九十三，此外又依据三多《柳营诗传》、完颜守典《杭防诗存》及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杭州驻防部分作了补充。因参加科举考试式子的朱卷后附有试帖诗文，能够搜寻到朱卷的杭州旗人也算作其中。目前留存的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中，常常在诗题或诗歌小注中提到一些驻防文人，这些人未有诗歌存世但能够作诗，因此杭州旗营中能够写作汉诗的文人远不止八十余人。

[21] 观成《语花馆诗拾》、福申《澍棠轩诗钞》、裕贵《铸庐诗剩》、赫特赫讷《白华旧馆诗存》、善能《自芳斋吟草》、瑞常《如舟吟馆诗钞》、瑞庆《乐琴书屋诗集》、贵成《灵石山房诗草》、凤瑞《如如老人灰余诗草》、三多《可园诗钞》《可园诗钞外》《东游诗词》《粉云庵词》、完颜守典《逸园初集》《逸园二集》、杏梁《榴荫阁诗剩》、金梁《壬子记游草》《壬子自述诗》《瓜圃述异》《瓜圃丛刊叙录》、成堃《雪香吟馆诗草》、王韶《冬青馆吟草》。

[22] 各地驻防规模大小不一。规模最大的派驻将军，次一级派驻副都统，再次一级派驻城守尉。

[23] （清）萧奭撰，朱南铣点校：《永宪录》卷二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1—102页。

[24] 《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一二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3页。

[25]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五〇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9页。

[26] 参见潘洪钢《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

[27] 钟毓龙编，钟肇恒增补：《说杭州》，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11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页。

[28] （清）贵成：《灵石山房诗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84页。

[29] （清）张大昌辑，白辰文点校：《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二十五，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页。

[30] （清）三多：《可园诗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81页。

[31]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五，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8441页。

[32] “二十一年丙子科为始，各省驻防生员于本省乡试编立‘旗’字号，另额取中。”（清）张大昌辑，白辰文点校：《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九，第98页。杭州著名藏书家丁氏兄弟编有《国朝杭郡诗三辑》，卷九十二及九十三为杭州驻防卷，丁申在序言中有“二十一年丙子，杭乍驻防举行乡试……日新月盛，文教昌明。”（清）丁申、丁丙：《国朝杭郡诗三辑》卷九十二，国家图书馆藏，光绪九年（1883）刻本。

[33] （清）瑞常：《如舟吟馆诗钞》，《八编清代稿钞本》第374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34] （清）瑞常：《如舟吟馆诗钞》，第48页。

[35] （清）瑞常：《如舟吟馆诗钞》，第78页。

[36] （清）瑞常：《如舟吟馆诗钞》，第87页。

[37] （清）裕贵：《铸庐诗剩》，国家图书馆藏，光绪间石印本。

[38] （清）瑞庆：《乐琴书屋诗集》，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

[39] （清）三多：《可园诗钞》，第610页。

[40] （清）三多：《可园诗钞》，第612页。

[41] （清）金梁：《东庐吟草》，国家图书馆藏，民国间铅印本。

[42] （清）三多：《可园诗钞》，第641页。

[43] （清）金梁：《东庐吟草》。

[44]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2页。

[45] 美国学者理查德·怀特在其著作《中间地带：太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和共和国》中，提出了“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的概念，旨在讨论印第安人与法国、英国、美国等外来者的互动，其中将印第安人置于中心地位，呈现出一个在互动中形成的跨文化、跨区域、多语言的中间地带。[美]理查德·怀特：《中间地带：太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和共和国》，黄一川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

[46] 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47]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页。

[48] （清）瑞常：《如舟吟馆诗钞》，第33页。

[49] （清）瑞常：《如舟吟馆诗钞》，第109页。

[50] （清）瑞庆：《乐琴书屋诗集》。

[51] （清）三多：《可园诗钞》，第588页。

[52] （清）盛元：《逸园初集·题词》，完颜守典：《逸园初集》，国家图书馆藏，光绪间刻本。

[53] （清）贵成：《灵石山房诗草》，第460页。

[54] （清）贵成：《灵石山房诗草》，第469页。

[55] （清）贵成：《灵石山房诗草》，第482页。

[56] （清）贵成：《灵石山房诗草》，第486页。

[57] （清）贵成：《灵石山房诗草》，第489页。

[58] （清）贵成：《灵石山房诗草》，第491页。

[59] 这一维度上的探讨是基于文化程度的，所以“边缘”对杭州驻防的影响方面只限于文化层面，关于制度层面则在下一维度讨论。

[60] （清）完颜守典：《逸园初集》。

[61] （清）三多：《粉云庵词》，国家图书馆藏微缩文献2010年。

[62]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99页。

[63] （清）阮元：《奏请议定章程准浙江等省驻防生员就近乡试事》，嘉庆九年（1804）十月十二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2166-033。

[64] （清）张大昌辑，白辰文点校：《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九，第98页。

[6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

[66] 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67] 戴克良：《清代满语文及其历史影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3年，第95页。

[68] 季永海：《满语文衰落的历程》，戴庆厦主编：《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532页。

[69] （清）谈孺木：《北游录》，周光培编：《清代笔记小说》第32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70]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六九五，第787页。

[71] 语言态度是“一个由认知、感情、行为倾向等因素组成的有机组合体”（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可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既能促进语言的发展，也可以导致语言消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民族语文》2006年第3期）。

[72]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页。

[73] 严迪昌：《八旗诗史案》，《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

[74] 陈桐生译注：《国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04页。

[75]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7页。

[76] 清代中后期八旗生计问题凸显，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安定，旗人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旗兵俸饷及兵额数固定，国家逐渐无力养活增加的人口。不过清廷始终未放弃对这一群体的恩养，直至清亡。

[77] （清）凤瑞：《如如老人灰余诗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79页。

[78] （清）凤瑞：《如如老人灰余诗草》，第579页。

[79] （清）凤瑞：《如如老人灰余诗草》，第583页。

[80] （清）三多：《可园诗钞》，第581页。

[81] （清）王廷鼎：《杭防营志》卷二，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十六年（1890）稿本。

[82]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295册，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51页。

[83] 驻防旗人的婚姻局限于旗营内部且讲究门当户对，因此即使某位文人的出身无法判定，根据姻亲关系大致可以判定他的社会地位。

[84]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296册，第263—270页。

[85] 杏梁《榴荫阁诗剩》、凤瑞《如如老人灰余诗草》、观成《语花馆诗拾》、金梁《东庐吟草》《壬子记游草》等。

[86] （清）完颜守典：《逸园初集》。

[87] “武”的特质具体指驻防文人的武将身份，或以诗歌来记录亲历的战事。

[88] 刘锦藻编：《清朝文献通考》卷五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352页。

[89] 《清实录·世祖实录》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7页。

[90] “满洲掌院”条，（清）福格撰，汪北平点校：《听雨丛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页。

[91] 王志明：《清代职官人事研究——基于引见官员履历档案的考证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213页。

[92]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档案履历全编》第8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

[93] （清）张大昌辑，白辰文点校：《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十七，第182页。

[94] 徐尚定标点：《康熙起居注》第3册，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320页。

[95] （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42页。

[96] （清）王廷鼎：《杭防营志》卷三。

[97] （清）王廷鼎：《杭防营志》卷三。

[98] （清）王廷鼎：《杭防营志》卷三。

[99] （清）张大昌辑，白辰文点校：《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二十五，第334页。

[100] （清）张大昌辑，白辰文点校：《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二十五，第335页。

[101] （清）王廷鼎：《杭防营志》卷三。

[102] （清）张大昌辑，白辰文点校：《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十九，第210页。

[103] （清）张大昌辑，白辰文点校：《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十九，第210页。

[104] （清）张大昌辑，白辰文点校：《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二十五，第328页。

[105] （清）张大昌辑，白辰文点校：《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二十五，第329页。

[106] （清）张大昌辑，白辰文点校：《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十七，第175—176页。

[107] （清）三多：《柳营诗传》，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

[108] 关纪新：《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109] （清）潘衍桐序，（清）完颜守典：《杭防诗存》，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

[110] （清）三多：《可园诗钞外·柳营谣》，《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55—656页。

[111] （清）瑞庆：《乐琴书屋诗集》。

[112] （清）完颜守典：《逸园初集》。

[113] （清）凤瑞：《如如老人灰余诗草》卷二，第575页。

[114] （清）三多：《可园诗钞》卷四，第619页。

[115] （清）瑞常：《如舟吟馆诗钞》，第9页。

[116] （清）宋恕：《中权居士协和讲堂〈演说初录〉叙》1905年9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4页。

[117] （清）三多：《可园诗钞》，第582页。

[118] （清）瑞常：《如舟吟馆诗钞》，第44页。

[119] （清）贵成：《灵石山房诗草》，第462页。

[120] （清）完颜守典：《逸园初集》。

[121]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122] 黄永武：《谈诗的研究途径》，黄章明、王志成编：《国学方法论丛·分类篇》，学人文教出版社1979年版，第306页。

[123] 《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4页。

[124] 潘洪钢：《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第304页。

[125] 历史时间可称之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所谓长时段，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只有长时段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0页。

[126] 参见李治安《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论纲》，《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指出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社会经济固然充当主要原动力或主线，同时还应格外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

[127] 《八旗制度考实》，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

[128] [韩]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129] 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130] 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1]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32] 杜家骥：《清代八旗官制与行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133] 潘洪钢：《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134] 朱永杰：《清代满城历史地理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

[135] 张威：《清代直省驻防城对其所依附城市形态演变的作用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

[136] 陈江明：《清代杭州八旗驻防史话》，杭州出版社2015年版。

[137] 陈喜波、颜廷真：《清代杭州满城研究》，《满族研究》2001年第3期。

[138] 余雅汝：《〈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

[139] 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40] 郑宁：《清初江南的八旗驻防与地方应对——以杭州满营建设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141] 潘洪钢：《杭州驻防八旗与太平天国》，《江汉论坛》2013年第12期。

[142] 陈可畏：《辛亥革命与杭州驻防旗营》，《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6期。

[143] 刘学铫：《清季末任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中国边政》第172期。

[144] 翟培佳：《三多与清末蒙古地区新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

[145] 尹书强：《辛亥革命时期沙俄与蒙古地区的“独立”事件》，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年。

[146] 张力均：《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147] 贾小叶：《〈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作者考析》，《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

[148] 陶亚敏：《论金梁入馆与〈清史稿〉版本之争》，《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149] 沈洁：《从贵林之死看辛壬之际的种族与政治》，《史林》2013年第4期。

[150] [美]柯娇燕：《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陈兆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51] 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152] 张佳生：《清代满族诗词十论》，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153] 张佳生：《清代满族文学论》，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154] 张佳生：《独入佳境：满族宗室文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5] 张佳生：《满族文化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156] 张佳生：《八旗十论》，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157] 钱理群：《“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悼念富仁》，《文艺争鸣》2017年第7期。

[158] 赵志辉、马清福、邓伟：《满族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59] 张佳生：《八旗十论》，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281页。

[160] 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61] 严迪昌：《八旗诗史案》，《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

[162] 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63] 朱则杰：《清诗考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4] 朱则杰、吴琳：《清代八旗诗歌丛考》，《西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6期。

[165] 朱则杰、卢高媛：《清代八旗诗人丛考》，《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66] 李杨：《八旗诗歌史》，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4年。

[167] 恩华：《八旗艺文编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168] 赵相璧：《历代蒙古族著作家述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69] 云峰：《蒙汉文化交流侧面观——蒙古族汉文创作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70] 云广英：《清代蒙古族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71] 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考》，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72] 云峰：《蒙汉文学关系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73] 荣苏赫、赵永铣主编：《蒙古族文学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74] 米彦青：《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乾嘉诗坛》，《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

[175] 米彦青：《时代变局中的中华民族文学书写——以道咸同时代蒙古文学思潮为视角》，《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176] 米彦青：《光宣诗坛的蒙古族创作与蒙汉诗学思潮》，《文学遗产》2018年第2期。

[177] 米彦青：《接受与书写：唐诗与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78] 米彦青：《接受与书写：唐诗与清代蒙古族汉语韵文创作》，第193页。

[179] 米彦青：《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180] 米彦青：《清代草原丝绸之路诗歌文学的特质》，《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5期。

[181] 米彦青：《清代八旗安养制度下的驻防蒙古文学》，《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182] 李桔松：《清末民初三多诗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13年。

[183] 李桔松：《论清末民初蒙古族词人三多的词与词风》，《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

[184] 李桔松：《从〈可园诗钞〉看三多任库伦办事大臣前后之心路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

[185] 李桔松：《文化互动与身份认同——清代杭州驻防旗营士人的书写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6年。

[186] 李桔松：《记忆、塑造和认同——清杭州〈城西古迹考〉〈柳营谣〉解读》，《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187] 李桔松：《国图藏〈杭防营志〉稿本及文献价值考述》，《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188] 李桔松：《清末杭州八旗驻防士人的族群意识——以金梁和惠兴为考察中心》，《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189] 张博：《瑞常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15年。

[190] 李珊珊：《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驻防诗人贵成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18年。

[191] 李珊珊：《民族文化场域中的继承与坚守：晚清满洲凤瑞家族的文学创作》，《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192] 李珊珊：《清代驻防八旗科举参与方式的流变与诗歌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193] 曹诣珍：《清代杭州驻防八旗的文学生态》，《中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194] 任聪颖：《湖上常留处士风——晚清民初的西湖隐逸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