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创世史诗有“百科全书”之誉，其内涵丰富，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本书主要从诗学角度介绍中华民族创世史诗。在本书开篇，我们将介绍中华民族创世史诗的定义、文本与族属，进而分析中华民族创世史诗内部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特点，最后阐述中华民族创世史诗的价值等议题。
一 中华民族创世史诗的定义、文本
史诗，是一种大型文类。史诗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史诗是历史记忆的诗化表达。史诗之“史”，意味着史诗以历史记忆为内容；史诗之“诗”，意味着史诗属于诗歌体裁。史诗叙述的是诗化的历史记忆。第二，叙事是史诗的必备特征。第三，史诗是诗歌体裁。抒情、比喻、押韵或散韵结合等，是史诗的常见特征。第四，史诗围绕具体的主题展开叙述。有学者曾指出：“尽管没有学者对‘史诗’做出过准确的定义，但是，相关文献在三个主要特征上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史诗是关于叙事的、诗歌的和英雄的文类。”[1]将英雄史诗视为史诗的唯一类型，是不全面的。古代两河流域的《埃努玛·艾立什》即属于创世史诗。[2]我国史诗学界，一般将史诗分为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迁徙史诗、复合型史诗四种类型。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迁徙史诗、复合型史诗的区分，是以主题为标准的。创世史诗叙述的是万物起源的历史记忆，属于释源史诗。创世史诗一般包括三大内容，解释宇宙起源、解释人类起源、解释文化起源。英雄史诗讲述英雄征战的历史记忆，迁徙史诗叙述一个民族或族群的祖先筚路蓝缕、辗转迁徙的历史记忆，复合型史诗则将创世、迁徙和英雄这三个基本主题和传统程式融为一体。[3]我们认为，创世史诗是一种以解释万物起源为旨趣的大型诗歌体裁，叙事、创世、诗歌是其必备特征。中华民族创世史诗是指我国多民族创世史诗的总称。
创世史诗又分为口传创世史诗和书面创世史诗。大部分创世史诗，属于口传创世史诗。汉族的《黑暗传》、彝族的《查姆》《勒俄特依》《阿黑西尼摩》、纳西族的《崇搬图》等，形成了本民族文字书写的文本。近现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民族文学研究界不懈地搜集、翻译和整理，绝大部分创世史诗有了汉译本；不少创世史诗还有了包含民族语言国际音标和（或）少数民族文字以及汉语直译诗行、汉语意译诗行的多行体译本。少数民族创世史诗汉译本的出现，为创世史诗的族际交流提供了新渠道。口传文学是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口传创世史诗是书面创世史诗形成的基础。书面创世史诗形成后，受众接受史诗的形式也不是以阅读为主。因书写和阅读能力主要掌握在民族的智者手中，因此一般族众接受史诗，是经过聆听智者的演唱、诵唱或念诵得以实现的。
中华民族创世史诗主要分布在南方民族中。中华民族创世史诗星罗棋布、蕴藏丰富；同一民族的创世史诗异文多样，蔚为大观。我们以语言为区分标准，甄选出中华民族创世史诗的代表性文本。第一部分是汉藏语系汉语族与藏缅语族创世史诗，包括《黑暗传》（汉族）、《梅葛》（彝族）、《勒俄特依》（彝族）、《阿细的先基》（彝族）、《查姆》（彝族）、《遮帕麻与遮米麻》（阿昌族）、《人类和万物的来源》（白族）、《创世记》（白族）、《创世歌》（怒族）、《创世纪》（独龙族）、《创世纪》（傈僳族）、《帕米查哩》（普米族）、《牡帕密帕》（拉祜族）、《窝果策尼果》（哈尼族）、《崇搬图》（纳西族）、《大鼓和葫芦》（基诺族）、《勒包斋娃》（景颇族）、《摆手歌》（土家族）。第二部分是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创世史诗，主要包括《布洛陀》（壮族）、《起源之歌》（侗族）、《甘琵甘帕》（傣族）、《巴塔麻嘎捧尚罗》（傣族）、《赛胡细妹造人烟》（布依族）、《叙根由》（仡佬族）、《开天立地》（水族）、《五指山传》（黎族）、《创世歌》（毛南族）。第三部分是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创世史诗，包括《洪水滔天》（苗族）、《密洛陀》（瑶族）、《盘王大歌》（瑶族）、《高皇歌》（畲族）。第四部分是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创世史诗，包括《达古达楞格莱标》（德昂族）、《司岗里》（佤族）、《创世歌》（布朗族）。
二 中华民族创世史诗内部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中华民族创世史诗内部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华民族创世史诗内部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重要表现维度在于：同属于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在创世史诗领域共享叙事母题，在共同的叙事母题之下创编多样化的情节。多民族在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在创世史诗领域交流互鉴，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打牢了根基。
典型的创世史诗，由宇宙起源史诗、人类起源史诗、文化起源史诗三大部分构成。在宇宙起源史诗中，死体化生母题在多民族创世史诗中传承并发展出丰富的异文。中华民族创世史诗与中华民族创世神话关系密切，不少创世史诗即是在创世神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盘古是中华神话中的创世大神。唐代《艺文类聚》引《三五历纪》中记载的盘古创世神话如下。
天地浑沌（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4]
《三五历纪》是三国时期的著作，可见盘古神话由来已久。在汉族创世史诗《黑暗传》中，盘古生于混沌，得水星、木星、金星、火星相助，分开天地。《黑暗传》云：“玄黄头颅化混沌，混沌里面盘古生。盘古生在头颅内，头颅好似天地形。盘古随着头颅长，又有神祖画成形。混沌转化为盘古，实为三度转化身。……盘古来在山顶上，一斧劈开混元石，清气浮而九霄去，重浊落在地下沉，天高地厚才形成。”[5]《黑暗传》中的盘古叙事，有《三五历纪》盘古生于浑沌（混沌）、清浊二气化天地等情节，却又存在不同的叙述。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经诗》歌颂的盘古，造天地、造石头、造日月，是一位能干的创世神。《布洛陀经诗》云：“……仙人在上边来做主，做成印把来传令。派来了盘古王，从此天分两半，从此天变两方。开一条路让盘古走下，造一条路让盘古前来。盘古造天地。盘古最先造地。盘古造石头，造出太阳和月亮。盘古样样造，盘古真能干。”[6]畲族《高皇歌》开篇即称颂盘古开天的不朽功绩。《高皇歌》云：“盘古置立三皇帝，造天造地造世界，造出黄河九曲水，造出日月转东西；造出田地分人耕，造出大路分人行，造出皇帝管天下，造出人名几样姓。”[7]《三五历纪》《黑暗传》《布洛陀经诗》《高皇歌》等传承的盘古开天叙事，塑造出盘古气势宏伟的创世神形象，令人惊叹不已。
《五运历年记》记载的盘古创世神话，与彝族创世史诗《梅葛》《查姆》以及哈尼族创世史诗《奥色密色》共享死体化生母题。关于盘古神话，《绎史》引《五运历年记》的内容如下。
元气濛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8]
这一文本中，盘古垂死化身，身体化为万物，体现出神话诗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宇宙因原人盘古的自我牺牲，变得生机勃勃。彝族创世史诗《梅葛》叙述，创世神猎虎、杀虎，虎尸化万物。史诗说，参与创世的五兄弟以四根虎骨作撑天柱，以虎的四膀撑天边。虎尸化为万物。虎头、虎尾、虎鼻、虎耳、虎左眼、虎右眼、虎须、虎牙、虎油、虎气、虎心、虎肚、虎血、虎大肠、虎小肠、虎肋骨、虎皮、虎硬毛、虎软毛、虎细毛、虎骨髓、虎碎骨、虎肺、虎肝、虎肾依次化为天头、地尾、天鼻、天耳、太阳、月亮、阳光、星星、云彩、雾气、天心（以及地胆）、大海、海水、大江、小河、道路、地皮、树木、绿草、秧苗、金子、银子、铜、铁、石磨。虎身上的大虱子变水牛，小虱子变黑猪、黑羊，虮子变绵羊，头皮变麻雀。[9]古彝文史诗《查姆》记载，万物始祖俄罗倮也嫫死后，身体化万物。俄罗倮也嫫是一位龙神。[10]彝族崇拜龙虎，又有虎宇宙观、龙宇宙观，表明彝族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尼族创世史诗《窝果策尼果》叙述了大神杀查牛，牛身化万物。[11]《五运历年记》与《查姆》中的创世神均是垂死化身，创造万物；《梅葛》与《窝果策尼果》中均是创世神杀兽，兽身化万物。四个文本表明，汉族、彝族、哈尼族共享死体化生、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均有以己度物或以物度物的诗性智慧。
大洪水、兄妹婚、人类再生母题，在多民族创世史诗中广泛存在。大洪水时期的种种景象，是神话诗人对世界末日的想象。《淮南子·览冥训》有以下记载。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下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员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12]
在这一文本中，大洪水是末日灾害之一。中华大母神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女娲创下重建宇宙秩序、救颛民于水火的功绩。多民族创世史诗对洪水起因形成了多样化的解释，对末日洪水景象的描摹也各有千秋。彝族创世史诗《梅葛》中这样描摹末日洪水景象：“洪水连天际，水里的鱼群，食尽天上星；水里的螃蟹，天上四处跑。有昼没有夜，有夜没有昼，昼夜分不清。”[13]诗人用简洁、形象、生动的语言，描摹出末日洪水的恐怖。女娲在创世神话中，还是人类之母。《独异志·卷下》有如下记载。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取妇执扇，象其事也。[14]
《淮南子·览冥训》中的女娲，应是创世神；《独异志·卷下》中的女娲，则是人类女祖。女娲兄妹为繁衍人类，商议结为夫妻，但兄妹成婚，有违伦理，二人感到羞耻。但若兄妹不成婚，则天下无人民。成婚有违伦理，不成婚则有违生生之道。于是兄妹通过占卜，寻求天理。占卜结果显示，上天赞同兄妹成婚。烟合、兄妹合，构成隐喻关系。兄妹卜婚的方式，在多民族的创世史诗中呈现得极为丰富。彝族创世史诗《梅葛》传颂的叙事中，天神不是《独异志·卷下》所记文本中那种模糊的形象，而是苦苦劝说兄妹二人成婚并繁衍人类的长者。格兹天神以石磨相合、簸箕相合、雄雌二鸟做夫妻、公树母树做夫妻、公鸭母鸭做夫妻、公鹅母鹅做夫妻这些丰富的喻象，劝说兄妹成婚。智者还创编哥在河上游洗身，妹在河下游捧水喝后怀孕的情节来破解兄妹成婚的伦理难题。[15]壮族《密洛陀经诗》叙述，大洪水之后，天下仅剩下伏羲兄妹二人，二人结为夫妻，生出天下百姓。[16]还有一些民族的创世史诗，认为大洪水之后遗留的兄妹另有其名。比如，侗族创世史诗《起源之歌》称此二人为章良、章妹。[17]苗族创世史诗《洪水滔天》则称此二人是姜央和他的妹妹。[18]兄妹婚作为一种文学母题，广泛见于创世神话、创世史诗中。兄妹婚母题的起因，学界解释颇多。我们比较认可这种观点：“在众多神话中，始祖、初人均为兄妹，而这并不是对所谓‘血缘’家庭的追忆。这是自然而然的意象，它萌生于对人类源出于同一氏族的笃信。”[19]多民族创世史诗在大洪水的起因、避水器具、卜婚等母题的具体演绎上存在差异。经过多民族智者的创编，古老的史诗母题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有的创世史诗中出现了天婚母题，如彝文创世史诗《勒俄特依》和纳西族创世史诗《崇搬图》中，就存在天婚母题，而非兄妹婚母题。天婚母题的共享，应当是彝族与纳西族古典史诗交流互鉴的表征。人类再生母题在多民族创世史诗中亦普遍存在。有的创世史诗说，人类再生于葫芦；有的创世史诗说，大洪水之后幸存的兄妹俩生下肉团，肉团再化生为人类。多民族智者围绕人类再生母题，在具体情节的创编过程中发挥才艺，形成了艺术个性。[20]
在多民族创世史诗中，民族起源叙事通常是人类起源叙事的一部分。多民族同根同源，是中华民族创世史诗中普遍存在的叙事母题。[21]傈僳族的《创世纪》颂扬傈僳族、汉族、怒族、独龙族、藏族、彝族、白族同父同母的共同体起源史，蕴含民族平等、同根同源的诗性智慧。为形塑多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傈僳族智者选中瓜藤结瓜的物象。[22]在智者的心智中，人类，即多民族共同体成员虽众，根却同一；多民族共同体繁衍兴旺，是生命兴旺的必然。[23]南瓜种具有极强的繁衍能力，它根系发达、枝蔓丛生、果实繁盛。深谙大通精神、包容品格的傈僳族智者用此物象，将多民族凝聚于一。
瑶族《密洛陀古歌》将人类四大族群的始祖奔赴四方的诗性历史记忆，作为母训加以歌唱。[24]瑶族布努支系的智者，连用四组隐喻，刻画人类四大族群的结构，塑造多民族共同体的审美形象。首先是树形结构，其次是大型草本植物结构，再次是鸟群结构，最后是鼠群结构。智者将树木分枝、分丫，芭蕉分蘖迁土，香蕉分苗迁泥，雏鸟分窝，鼠仔分洞的规律，与民族壮大发展，分为支系的人类共同体发展规律之间进行对比，见其间的相似性，创造出一个生命喻象群，生动、形象、有力地刻画出人类共同体由小变大、由寡变众、由弱变强的规律。在智者的诗性世界中，分，是植物、飞禽、走兽、人类必经的道路，是生命演变的必然规律。分的意义，在于兴旺、发展、繁荣。《密洛陀古歌》已经表现出人类的觉醒意识。人类以不同族群的方式发展，目的还在于管理、主宰四方，使四方由冷清变热闹，报答母亲密洛陀的养育之恩。[25]因此，在诗性智慧中，人类分族群而居，是在遵守母训、遵守发展规律。
世居在丛林花海中的彝族智者，用青冈树、马缨花隐喻多民族祖先的繁盛、美好。[26]创造彝族史诗《查姆》的智者，将人类始祖阿朴独姆兄妹生育的十八位男孩和十八位女孩分别隐喻为青冈树、马缨花，这三十六个孩子即各民族之祖。智者既凸显出族类之众，又在男孩与青冈树的挺拔、俊俏之间，女孩与马缨花的美丽之间建立起隐喻关系，以妙喻形塑出各民族祖先繁盛、美好的审美形象。彝族智者与蜂群为邻，与大山作伴，令其在涌动的蜂群、巨大的山影和人群的繁盛、密集之间建立起相似性。智者在史诗《阿黑西尼摩》中，用蜂群、山影比喻人类祖先笃慕与妻子生育的多民族祖先未曾分家之前的兴旺、发展状况：“纳铁村子呀，适宜人居住，养儿儿兴旺，养女女发展，人群似蜂群，归家似山影。”[27]人祖将人类分为族类之后，生生不息：“这些人种啊，变成十二支，一支变十支，十支变百支，百支变千支。”[28]智者用数字递增的方式形容族类的繁盛，尚不尽兴；唯有创造喻象。《阿黑西尼摩》载，分族后的人类共同体，朝向繁荣、壮大的方向发展，而且彼此之间遵守礼仪，相互往来：“村子满人群，街子有十二，人聚拢集场，像一片乌云，人脸似红崖，人群似蜂蛹，礼上相往来。”[29]从丰富的喻象中，受众不但能感受到人群的密集，还能感受到人类社会的热闹、壮观、灿烂以及有序的互动、交往。无论是在分族之前，还是在分族之后，智者创造的喻象，均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蜂形、山影形、乌云形、红崖形的共同特点在于多样性中可见统一性，繁殖力中可见凝聚力。
彝语支民族哈尼族的史诗《奥色密色》，歌颂末日洪水后幸存的兄妹俩生育三男三女，长子为哈尼族之祖，次子为彝族之祖，幼子为汉族之祖。三男与三女婚配，养育众多子女。“孩子们长大了，人口发展了，树大要分桠，人多要分家。”[30]智者是按树形结构理解多民族共同体结构的。另一部哈尼族史诗《族源歌》则如此歌颂多民族共同体的兴盛：“绳索越搓越长，松树越长越粗，岁月越来越长了，子孙的差别越来越大了，三兄弟的后代哟，慢慢地变成了三个民族。”[31]《族源歌》所歌颂的三兄弟，指哈尼族、彝族、汉族的祖先。歌手从对搓麻绳工艺活动的体验和对树木成长过程的体验中获得喻象。民族是麻绳，是松树；民族发展，是麻绳变长，松树变粗，隐含的喻义是发展、兴旺、凝聚。哈尼族智者用隐喻思维来理解、形塑多民族共同体的结构：“住在高山上的苏黑子孙，变成了如今的哈尼族；住在半山上的苏叟子孙，变成了如今的哈窝族；住在坝子里的苏米子孙，变成了如今的匹尼族。一个族里又分出十几样人，就像一棵长满树枝的大树。”[32]树形隐喻将多民族共同体形塑为休戚与共、同根同源、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共同体、审美共同体。在壮族史诗《德傣掸登俄》中，多民族共同体结构的树形隐喻，已经成为祖训。“古人说的话，后人记心里。古话这样讲：树大分枝长，人大分家住；小树长大就分枝，儿女长大就分家。”[33]在家庭民族观、兄弟民族观和树形民族观主导的民族观念中，人类四族的祖先——同父同母的四兄弟分四方而居，管理世界。四兄弟分家，是发展的需要。
创造佤族史诗《葫芦的传说》的智者，擅于以妙喻形塑各民族亲密无间、相亲相爱的共同体审美形象。智者在“序歌”中，采用青竹发于竹蓬、瓜蔓牵瓜花的喻象，妙喻各民族的兄弟情义。[34]竹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竹蓬由诸多青竹聚拢而成，生于一窝，根脉相连。各青竹发源于根，再高大也不离根；竹蓬的壮大体现于各青竹的壮大。竹蓬之中的青竹，亦如共同体中的各民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智者在多民族共同体与青竹“共同体”之间悟出类似性、共通感，情不自禁，生成妙喻。瓜蔓与瓜花，本是一体共生。瓜蔓生于瓜根，瓜蔓开出瓜花，瓜花不离瓜蔓，瓜蔓不离瓜根，凝聚瓜花与瓜蔓的，是根的精神。根，是生命之源。万物皆有根，事事皆有源。共同体精神，即根的精神加以维系。各民族手牵手的共同体审美形象，与瓜蔓牵瓜花的审美形象融合为一。《葫芦的传说》所颂扬的生命之根、人类之根、各民族之根，即西岗的葫芦。西岗的葫芦是生命的本根，是永不能忘的万物之源、精神家园。智者用江河由短变长，浪头由小变大的喻象，类比生命世界的繁荣发展。牢记源头，不忘根本，就是不忘精神家园。[35]
创编《葫芦的传说》的智者认为，佤族、景颇族、傣族、汉族、洛克缅、拉祜族是先后从葫芦中走出的亲兄弟。各民族的兄弟祖先们共同劳动、共同吃喝，跳同一支舞，唱同一首歌，说同一种语言，用同一种文字。因此，兄弟祖先自然而然地孕育出共同的心灵、共同的精神。智者用妙喻颂扬之：“心像草排一样齐，心像泉水一样清，心像月亮一样亮，心像太阳一样热。”[36]各民族有共同的心性，亲密无间。各民族共有的心性，是齐，即团结；是清，即纯洁；是亮，即美好、亮堂、坦荡；是热，即热情、温暖。多民族共同体的生活世界、内心世界，是团结一致、纯洁如水、明亮坦荡、美好热情、温暖光明的家园，是具有凝聚力、感召力的家园，是能提供同属感的家园。智者认为，分的原因在于人类众多，西岗狭小，大地宽广，不得已而分在各地。分在于繁荣，分在于发展，分在于无奈。各兄弟民族的祖先痛苦分别，各住一方，却分家不分心，分手不分情，因为“一蓬竹子难分割”，竹蓬的喻象，再次在史诗中出现，成为唤起同属感的审美意象。智者在歌颂各民族难舍难分的兄弟之情时，用江河浪花的喻象和榕树叶片的喻象形塑共同体，表达共同体意识。[37]江河中翻涌的浪花，是活泼、灵动、内含节律的生命意象；榕树上的叶片，是繁盛、丰盈、生机勃勃的生命意象。浪花在江河中，是多依于一；叶片生于榕树，是多生于一。一是母体，一是本根。大海和蓝天，都是共同体精神意义上的故乡的隐喻。智者还认为，各民族分别，形同江河分岔。[38]河流分岔，但其出有源。河流分岔和民族分家，均指向同源异流的同属感。智者从植物意象中悟出根的妙喻，与从江河意象中悟出源的妙喻，皆是本根隐喻。
纳西族《创世纪》取象于工艺，妙喻多民族共同体同根同源；智者取象于自然，形塑兄弟民族繁荣发展的形象，歌颂生生不息的民族血脉。智者认为，人类始祖利恩和衬红生育的藏族、白族、纳西族三兄弟在由哑变智时，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同一种意义，三兄弟虽然语言不同、生产方式不同，但母亲相同，血缘相同。智者赞曰：“一个酒瓮里，酿出三种酒；同一个意思，用三种语言表达；同一个母亲，生下三个民族的祖先。”[39]可见，智者深谙一与多的辩证关系，通晓同中之异、异中之同的玄妙。一个酒瓮可酿出三种酒，一个意思可用三种语言表达，一个母亲可生下三个不同的儿子。一是多的源头，多是一的衍生；多是表层相异，一是深层相通。智者用妙喻颂扬各兄弟民族的繁荣昌盛，无分别心，颂扬藏族的后代、白族的后代、纳西族的后代分别“像树叶一样繁盛”“像雪花一样多”“像星星一样繁多，像青叶一样茂密，像肯都一样滋长，像马鬃一样昌盛。”[40]树叶、雪花、星星、青叶、肯都、马鬃、兄弟民族的子孙，均有共通的特性，即繁荣、昌盛。用繁星妙喻各民族后代繁荣昌盛的喻象，亦见于阿昌族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九种民族同是一个爹，九种民族同是一个妈，九种民族子孙多得像星星，九种民族原本是一家。”[41]在同根同源的家庭民族观之下，人类的繁盛就是多民族共同体的繁盛，就是家族的兴旺。人类共同体演变为多民族共同体，是人类繁荣的必然规律。土家族《摆手歌》唱出土家族的心声：各民族作为一种血缘共同体，演化成多民族，人类才能繁衍，人间才能充满生机。《摆手歌》将客家（汉族）妙喻为河中的鱼群，将土家妙喻为雨后的新笋，将苗家妙喻为树上的密叶。[42]河中之鱼群，自由、灵动、繁盛；雨后之新笋，清新、茁壮、密集；树上之密叶，鲜活、茂密。智者用妙喻形塑的多民族共同体审美形象，饱含生命精神，处处透出生命之美。
中华民族创世史诗内部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不仅体现在母题一而文本多的层面，不少创世史诗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母题及其文本，形成具有个性的结构、艺术技巧等。这些艺术个性之间又存在深层的共性，即这些艺术个性均是对真善美的表达，均是中华民族诗性智慧的体现。
三 中华民族创世史诗的价值
中华民族创世史诗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中华民族创世史诗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诗学表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中华民族创世史诗蕴藏丰富，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相同的叙事母题由多民族创世史诗所共享，并由多民族的智者在具体情节上添枝加叶，呈现出枝繁叶茂的史诗景观。多民族创世史诗共享死体化生、大洪水、兄妹婚、人类再生、多民族同根同源等叙事母题，歌颂了盘古、伏羲、女娲等象征中华民族创造精神的神话人物。许多创世史诗中叙述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例如，彝族创世史诗《梅葛》歌颂彝族牧羊老者发现盐泉，傈僳族人和汉族人来煮盐，汉族人煮盐成功，令当地变为乐土的历史。[43]中华民族创世史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将多民族凝聚为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创世史诗具有赓续中华民族审美文化精神的价值。中华民族创世史诗塑造了一批具有崇高美的艺术形象。开辟天地的神灵、死体化生的巨兽、繁衍人类的始祖、创造文化的英雄，这些艺术形象传达出中华民族创造不已、生生不息的审美文化精神。中华民族创世史诗的思维根基是主客混融、万物一体、万物有情。中华民族创世史诗大多结构宏伟、大气磅礴，在艺术技巧上与《诗经》一脉相承，赋比兴等手法层出不穷。中华民族创世史诗还多具有礼仪性，体现出礼仪之美。
中华民族创世史诗具有传承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价值。中华民族是重伦理的民族。中华民族创世史诗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善的主线。创世神创造万物，以赏善罚恶为宇宙法则。彝族创世史诗《梅葛》《查姆》《阿细颇先基》以及纳西族创世史诗《崇搬图》将人物的眼睛作为善恶的象征。诸多创世史诗中将恶作为末日洪水的起因，将善恶作为是否能在世界末日获救的标准，使大洪水成为重要的文化隐喻。不少创世史诗倡导人类珍惜粮食、救死扶伤、助人为乐、孝顺父母、疼爱子女、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创世史诗是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智慧基因库。中华民族创世史诗中的伦理精神，不是通过直接说教体现的，而是通过史诗的结构美、修辞美、形象美等审美维度寓教于诗。因此，中华民族创世史诗，是中华民族诗教传统的体现。
四 结语
中华民族创世史诗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弥足珍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华民族创世史诗的传承面临危机。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绝大部分创世史诗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高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大学生审美素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阵地。在高校中开设《中华民族创世史诗导论》这门课程，意义重大。我们精选出33部有代表性的创世史诗。在创世史诗文本选择上，我们尽量选择含民族语言文字的文本，最大限度地确保文本的准确性。我们按照概述、精彩诗篇故事情节举例、诗歌美学、诗性智慧的结构，对中华民族创世史诗中的代表性作品进行论述，并在文末附有思考题。愿中华民族创世史诗这宗宝贵的遗产世代相续，永放光芒！
[1]Oral Epics in India, Stuart H.Blackburn,Peter J.Claus,Joyce b.Fluecklger,and Susan s.Wadley,ed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2-3.
[2]张朝柯：《论东方古代六大史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2—63页。
[3]朝戈金：《〈亚鲁王〉:“复合型史诗”的鲜活案例》,《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23日。
[4]（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2—3页。
[5]胡崇峻搜集整理：《黑暗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4—75页。
[6]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布洛陀经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1页。
[7]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高皇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8]（清）马骕：《绎史》，王利器整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页。
[9]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梅葛·姚安彝族口碑文献》，罗文高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4页。
[10]施文贵等翻译整理：《〈查姆〉译注：彝汉对照》，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1页。
[11]普学旺、左玉堂主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357页。
[12]《淮南子》，陈广忠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6—158页。
[13]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梅葛·姚安彝族口碑文献》，罗文高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14]（唐）李德裕等撰：《次柳氏旧闻（外七种）》，丁如明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15]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梅葛·姚安彝族口碑文献》，罗文高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92—95页。
[16]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布洛陀经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38—41页。
[17]杨权、郑国乔整理、译注：《侗族史诗——〈起源之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18]吴一文、今旦：《苗族史诗通解》，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42页。
[19][俄]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16页。
[20]参见李世武《中国南方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记忆》,《民族艺术》2024年第2期。
[21]参见李世武《多民族本根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理论基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22]木玉璋搜集整理：《人类的金色童年：傈僳族叙事长诗创世纪·牧羊歌》，裴阿欠、黑达唱述，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页。
[23]木玉璋搜集整理：《人类的金色童年：傈僳族叙事长诗创世纪·牧羊歌》，裴阿欠、黑达唱述，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24]张声震主编：《密洛陀古歌：全3册：汉瑶对照》，广西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5—2857页。
[25]张声震主编：《密洛陀古歌：全3册：汉瑶对照》，广西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7—2858页。
[26]普学旺、左玉堂主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27]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阿黑西尼摩：彝、汉》，梁红、普学旺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28]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阿黑西尼摩：彝、汉》，梁红、普学旺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29]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阿黑西尼摩：彝、汉》，梁红、普学旺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30]普学旺、左玉堂主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70页。
[31]普学旺、左玉堂主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
[32]普学旺、左玉堂主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
[33]普学旺、左玉堂主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16页。
[34]普学旺、左玉堂主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中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35]普学旺、左玉堂主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中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36]普学旺、左玉堂主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中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37]普学旺、左玉堂主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中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38]普学旺、左玉堂主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中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39]普学旺、左玉堂主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中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40]普学旺、左玉堂主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中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197页。
[41]普学旺、左玉堂主编，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中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42]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土家族古籍之一：摆手歌》，彭勃、彭继宽整理译释，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16页。
[43]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梅葛·姚安彝族口碑文献》，罗文高翻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233页。